现代农民进城的困境

陈霞

一、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为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瓦解。这种现象，在茅盾的《春蚕》（1934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中都有生动地描述。封建宗法制度受到空前挑战，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吴组缃在《一千八百担》（1934年）中描述了中国农村“义庄”的消失——宗族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封闭式的田园人际关系，在外来商品经济的侵袭下，如轰然倒塌的堤坝，使得生活的潮流骤然激起拍岸的巨浪，一切都被重新考量。西方大量产品倾销，中国乡村小农经济危机重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打破，最低生活保障“义庄”的消失，没有新的、合理的制度来取代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乡绅社会”，士绅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与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他们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所以，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延伸，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讨价还价。丧失了乡绅制度的保护，“义庄”制度的没落，农民彻底地失去了生活保障，他们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他们的生存选择。从而30年代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你不知道，年轻人，现在的乡下人，都挤到城里来，好像城里的街上，随地都可以捡到宝贝似的。”问题是“城里哪有许多的工作等人做呢！唉！”，由于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成型，中国无法像西方一样，在机器大生产之初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以供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因此，涌入城市寻求出路的农民陷入了更大的生存困境——没有职业，他们或者如阿Q般成为城市的小偷；或者成为城市以偷盗、欺骗为生存手段的魏大爷、野猫子们（艾芜《三峡中》）；或者是跟祥子一样根据“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寻找职业的过程也是寻找自己在城市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相互交织、冲突不断，因此祥子们面临着各种困境。

首先，生存方式的轉换。在乡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证，有力气、踏实肯干是他们在乡村存活的基础，但是进入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踏实，还需要灵活，需要一些虎妞们的市侩与计谋。正如刘四的发家史——因为不光彩，所以才能发家。祥子天真地把买车当作“志愿”，认为只要踏实肯干就能摆脱生存困境，甚至有希望成为像刘四一样的车行老板，然而几起几落的买车经历证明祥子错了。在城市生存法则下，祥子以乡村生存法则在城市谋求发展，违背了生存环境决定生存法则的定律。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祥子们不适应、不懂得城市文明的生存法则，所以他们在城市没有生存空间。

其次，“‘城市人与‘乡下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身份的差别，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身份。”祥子与虎妞的冲突是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生存理念的冲突。两者分别代表着乡村与城市。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两种文明间的冲突往往由城市文明来把握主动权。祥子心目中理想妻子形象是“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虎妞恰恰相反，既不是乡下姑娘也不清白。祥子娶虎妞是因为虎妞声称自己怀孕了，这使得祥子阵脚大乱不得娶虎妞。他从乡土文明的血缘观念出发与虎妞结婚，而虎妞想要嫁给祥子则是对自己已逝青春的一种补偿——“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正好像养肥了牛好往外挤牛奶”，虎妞对性的渴望是她跟祥子结婚的重要原因，就好比“街上的一条瘦老的母狗，当跑腿的时候，也选个肥壮的男狗”。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观念与城市文明中性（欲望）为主导的观念格格不入，而最终导致这两种文明走到一起的调剂品是——金钱，祥子不想自己的儿子成为第二个小马，虎妞想用钱来拴住祥子，“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因此俩人以钱为媒介从两种文明理念出发达到自己的目的。钱使得祥子对城市文明妥协，最终沉沦、堕落。

另外，金钱观念上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存在着巨大差异。虎妞买二强子的车是因为便宜，有利可图，这是城市文明的求实主义，而祥子以乡土文明的角度看来这车是不吉利的，不能买。最终，虎妞还是买了这辆车。虎妞代表城市金钱至上的生存哲学——二强子为了生存让女儿卖淫；刘四因为钱与虎妞断绝父女关系——为了钱不择手段。祥子代表的乡土文明则不然，乡村是以血缘为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祥子娶虎妞的原因是如果娶个清白的女人：“哼，看着小马儿！自己有了儿子未必就不那样。”他害怕儿子就像小马一样命运悲惨，所以他娶了虎妞，为的是让自己的儿子不再生活在苦难中。他以血缘关系来衡量事物的轻重缓急，以宗族的利益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体现了乡土文明的特点。这与代表城市文明的二强子、刘四不同。祥子为了骨肉的幸福向金钱妥协，二强子、刘四则为了金钱放弃血缘宗亲，来自不同文明的父亲们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乡土社会是讲究伦理的“礼俗社会”，以人的血缘来衡量处理问题，而城市是以钱为衡量标准。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中，“京派小说”家的笔下往往是乡土文明来净化世界，而都市文明只会令人性丧失没有归属感。祥子进城后不断地堕落，最终踏上了“个人主义末路鬼”的死亡之路，是对都市文明以金钱至上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都市生存理念的否定。这与“京派小说”家们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达成共鸣。

祥子离开乡村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根”，但他又无法融入城市文明。因此，他成为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另外，老舍小说《离婚》中的老李，同样来自乡村，是有才学、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但最终也离开了城市，因为在城市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祥子、老李都是来自农村的城市人边缘人，他们代表了30年代出身农村的“凤凰男”们——来自农村，在城市谋出路，然而童年的乡村记忆，使他们与城市文明法则格格不入，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与迷失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对人生的迷茫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所致，也是30年代中国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的必然。endprint

二、启蒙话语的缺失

城市文明在与乡土文明发生冲突时，城市文明更容易让人失去自我、被同化，这是城市文明的胜利也是乡土文明的没落。在时代转变过程中，农民失去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依托——义庄、血缘、地缘、乡绅社会。如果没有乡绅制度辅助，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难以解决，这时候需要新的引导者即启蒙者来代替乡绅引导农民走出困境。但启蒙者却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祥子们精神困境的主要原因。《骆驼祥子》中曹先生作为启蒙者，本身就是先天不足。首先在选择继承者方面就有很大的失误——被自己的接班人告发，这说明启蒙者本身缺乏辨别人的能力，盲目信任也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其次，面临危险时作为启蒙者的曹先生竟然选择了逃跑，直接导致懵懂的民众——被启蒙者——祥子独自面对困境。祥子骨子里的保守、盲从、视野狭隘使他对启蒙者的认识处于模糊阶段，他心目中的“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像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不愿意”，“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还挺讲理。”祥子对启蒙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识字、讲理的程度。因此，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对话断层的重要原因是彼此间的相互不理解、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启蒙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帮助失去土地的农民转换角色，谋求生存。祥子对乡土文明的认知处于熏染阶段（即表层认识），对乡土文明的规则——血缘、地缘、宗族，祥子没有把握其根源意义。与此同时，祥子又遭到启蒙者的抛弃、与启蒙者间的对话断裂，在这种缺乏精神指导的情况下，他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的边缘人、遭到启蒙者遗弃的“精神孤儿”。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他都显得格格不入——在乡村他失去了土地，没有生存基础；在城市，他无法融入城市文明。所以，等待他的是虚无，死亡。

祥子缺乏启蒙者的精神引导，处于小农意识的他缺乏开拓精神与远见，在城市文明的热土中很难找到乡土文明的生存空间。他不断地失败，却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背叛土地。精神困境使得祥子在面对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对城市文明妥协，最终堕落。祥子从乡村进入城市，如果不是启蒙者话语的缺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得到调和，那么祥子们将走出精神困境，告别边缘人的身份。作为启蒙者的曹先生懦弱无力，他没有帮助祥子走出现实困境；作为革命者的阮明本身也缺乏说服力——他本人是投机者，他的出现正是祥子走入邪恶的动力！阮明这类革命投机者形象非常具有典型性。这也是早期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者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革命，或者说对革命的真实含义的理解也只是存在于为自己谋求私利方面，他们打着革命或者变革的口号，冠冕堂皇的享用革命果实。伪满洲国著名作家穆儒丐，1923年在《盛京时报·神皋杂俎》栏目连载小说《北京》，其中以革命者自居的议员们，打着启蒙新思想的旗号，娶妓女为妾，“窑变”成为新的时尚名词；1935年穆儒丐在中篇小说《离婚》中塑造了凡事讲究新派的人物——黄老革和黄小革。黄老革支持儿子黄小革到法院提出诉讼与儿媳妇素贞离婚，而黄老革支持儿子离婚的目的是希望儿子黄小革娶一位新女性，并依靠这段自由婚姻飞黄腾达。但儿媳妇素贞贤良淑德，为了救丈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惜，素贞的付出并没有得回应，等来的却是法院的离婚传票。综上所述，这些所谓的革命者、新派人士们借取时代变革之际，投机、钻营，经营自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革命、启蒙思想进行深入的了解、学习，而是将这些作为自己谋求福利的手段。由此可见，启蒙话语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启蒙者自身先天不足，他们自己都没有正确地对社会变革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深刻认识，所以他们也无法承担对大众启蒙的重要职责。启蒙者无法帮助祥子构建精神家园！没有充分发挥启蒙的作用，精神引导缺失；启蒙者的软弱，革命者的投机性，使祥子面临着双重困境——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祥子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他的困境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有关启蒙失败的原因，老舍在其话剧《茶馆》中也有进一步的阐释。《茶馆》是当代话剧史上丰碑式的作品，共三幕：清末戊戌变法失败时期、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期，这三幕话剧有一个传承点——一代不如一代！清末时期是茶馆最繁荣的时期，三教九流齐聚茶馆，而到了第二幕，茶馆开始萧条了，在老板王利发改良下勉强糊口，然而到了第三幕，茶馆危机重重，已经无法经营了。茶馆的倒闭从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失败。宗法制度瓦解，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启蒙话语的缺失，农民生活失去保障，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不得已到城市谋生存，祥子就是这一时期农民进城谋生的典型人物。

三、祥子悲剧的原因

祥子由乡村进入城市寻求生存的道路，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发生冲撞的生存环境使得他“那股清凉劲儿”荡然无存。他试图用自己的“乡土哲学”来解决城市文明中遇到的问题，但他不断的失败，不得不向城市文明妥协。他没有成为“京派小说”家笔下那以美妙、纯天然的乡土之美来化解周遭喧嚣的理想人物；更没有成为“左翼文学”中反抗现实黑暗的革命者；他只是他自己，由乡村进入城市寻求出路，而以失败告终的经历——这是30年代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寻求出路的真实写照。作为边缘人的祥子，“由于缺乏涵纳异质文化的健全心态，在以都市文明为标识的现代物质文明对乡村的巨大冲击中，很快染上了都市文明另一面的腐化，陷于物追求的迷狂中。”祥子的失敗是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冲突的结果。在城市文明大肆入侵的30年代，乡土文明受到猛烈冲击，宗法制度瓦解，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破产，农民失去生活保障。流离失所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城市并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他们需要精神导师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生活，而这时期的启蒙者又处于失语状态。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成为城市边缘人，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因此，祥子带着困境进入城市寻求生存，他的困境是30年代所有中国农民的困境。祥子是两种文明交织下的时代牺牲品。30年代“京派小说”代表沈从文认为“原始生命力”是解救都市文明的一方良剂；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救国家于危难。然而，京派小说家设计的家园栖息不了祥子的梦幻，蒋光慈们的革命设计也和祥子有着相当的距离。祥子身上具有一切乡村的美好品德，他没有成为“京派小说”笔下洗涤城市喧嚣的理想人物，而湮灭在城市的迷茫中；他也曾经试图革命，但是革命并没有让他看见希望，他看到革命领导者阮明过着奢华的生活，而阮明正因出卖启蒙者曹先生而发迹的，因此，祥子背叛革命、出卖革命者，希望过上阮明那样奢华的生活。祥子的悲剧呈现了30年代游离主流话语之外的一种思考——质疑启蒙话语。祥子没有如“京派小说”描绘的那般走入美好的田园生活，也没有如“左翼文学”描述的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在乡土文明被城市文明的吞噬中走向了消亡。在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撞击的过程中，祥子的堕落标志着乡土文明处于劣势，城市文明将成为主导。尽管，祥子的悲剧与“京派小说”的美学观念产生了冲突；祥子式的无产阶级悲剧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审美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也是从另外的角度冷静客观地对现实观察、思考后的结果。祥子的悲剧是30年代一部分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的悲剧，是乡土文明没落的结果。这其中隐含着步入世界经济大潮的中国农民在丧失了几千年来的保护机制——乡绅社会，独自面对物质困境、精神困境的无奈与茫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