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姚丽

什么时候从家里搬出来的，陈爱玲忘了，什么日子住进百合公寓的，也忘了。知道的是公寓在一幢贴满小广告的写字楼北面，一旁蹲着一口破水缸和两棵大樟树。

近两三年，母亲不断请求她回家，说“开明许多，身体抱恙”之类，也包括“再不回来，死给你看”。听完，陈爱玲也忘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清早，窗帘的边角红得发亮，乍以为梦里的光明推搡着出来。房间红了，红色里飞着沙沙的雨声，窗户向着风，“空通——空通”——顶着，很快，新的声音伸进来，是孩子乖巧地叫了声“妈妈”，一只大手摔合了车门，雕塑倒地，针陷进皮肤表面，好几只手洗着扑克牌“嗒啦——嗒啦——”。它们在响、在闹、撞击聚散，愈发让^疲惫了。她摇了摇头，很想思索些什么，可是困倦夺去了她的思考，封住了她会痴笑会怒骂灵动可爱的嘴，直教浑噩的声响钻到心里，生生地疼。陈爱玲到底醒了。

窗外，几株银杏树焕然一新，叶子黄得亮亮的。广阔的蓝天充满了树叶的缝隙，流浪的寒气忘记它们昨天还郁结一处，连日的阴霾把植物和人都整乏了，今仗着好天气，植物和人都格外精神。

看在好天气的份上，描个眉毛吧。陈爱玲对着镜子，先是一怔，眼皮肿胀，眼珠子动也不动，眼下的八字沟又深又长，就冲这双眼，她该老了几岁？她用力转了转眼珠，闭了闭眼，提了提嘴角，好似不会笑了一般，整张脸活像一块无神的雕木，心里一惊，猛看到镜子里，闪亮亮的银钩，越发难过了。银钩，大约是一个月前陈爱玲叫老长安用小锤子敲到天花板上的。老长安是谁？陈爱玲忘了。银钩做什么用？大概是预备穿上绳子.解决这糟糕的日子吧。陈爱玲调慢了呼吸.眉笔突突擦过眉头，眉峰，眉尾，小时候在石子路上骑自行车，车把两边挂了两兜子米，米是从外婆的嘴里省下来的，家里的米缸空了好几天了，车篮里的一罐糖水在石子路上画下歪歪扭扭的黑条，她总以为小时候的日子是最无望的，可惜不是，未来才是无望的。这糟糕的眉毛啊，陈爱玲不满意，统统给抹掉了。

走出公寓楼，她为一个推婴儿车的年轻保姆扶住了门，保姆说，下雨了。她抬头，灰蓝色的云像长长的眼皮耷下来，遮住了明亮的黄眼珠。转身，和保姆一起盯着电梯上的数字。婴儿车里是个亮眼睛的孩子，不知道多大，瞧不出性别。陈爱玲取出一串钥匙在孩子的眼前摆晃，孩子咯咯笑了起来，小手一升一落，她总在孩子快要握住时把钥匙提起来，孩子笑得更响了，孩子的笑声，像蓝色的小雨点。小孩就喜欢这玩意，保姆说，她的眼睛使她看起来无比和善，而眉毛极净极浓。眉毛真好。电梯迟迟不来，陈爱玲不再等了。

陈爱玲抖落围巾上的雨珠，取下卡在门扶手上的卷成条形的报纸，小日光灯依次亮起，跳出一串叮叮声。可恶的老头子，永远叫人翻着昨天的报纸。送报的叫长安，醉醺醺的，长着一张刻薄阴郁的嘴，喜欢谈论打领带的男人们，他不是专门的送报员，是停车场问人要5块錢的。除外，他还兼了纠正所有垃圾桶方位的差事。说是醉醺醺，老长安不喝酒，只到陈爱玲的咖啡馆讨点过期的咖啡。这么想着，他来了，藏蓝色制服颇齐整。

“重得要命了，这是信，还有这个，什么东西，在这里签字。”

“破成这样了？”

“我不过给它挪了个窝。”

她提着手腕，在卷边的册子上画了一个圈。

“以后的报纸不归我送了，垃圾桶也不归我管，呵，谁知道新来的人啥样呢。这年头找个正经人比生孩子还难，打领带的白痴怎么会知道！总有一天……”

上个月，陈爱玲通过邮局给母亲汇了一笔钱，做什么呢，陈爱玲忘了。今又通过邮局退了回来。

地上的包裹楚楚可冷，凡是带着国家标签的机构从不认真做事。两个月前，她订了五本同样的书（哦，那个时候啊，他还在！），根据破损程度，可以区别开。顶上的一册像用身体护着孩子的母亲，脊梁露出纸张短短的毛边。还有那封信……谁的信？这个白痴的正经人，也不看看清楚。肖青，何庆，是何庆写给肖青的。搁着吧，保不齐什么时候想起来。

陈爱玲的咖啡馆开不了多久了，几个月前，她的爱人还在修剪门前的橡皮树。

陈爱玲擦亮了银钩，坐下来。桌上有两盒药，一样是白色胶囊，一样是塞到身体里的橘黄色大药丸。她从没见过这么大颗的药，大得足以让人生病。她吞下三颗胶囊，倒在沙发上。匀出一口气，褪去裤子，分开腿，剥出一颗橘色药丸，它太单薄了，吃不了力。陈爱玲想起小时候外婆教她掐鹌鹑蛋，把剥了壳的鹌鹑蛋对到鸡屁股里，一挺，一挺，再塞青菜末和肉馅，葱姜蒜封口，大锅蒸出来，前后排人家的窗子一扇扇打开，和她一般大的孩子跑出来凑到灶前，用力吸着鼻子，如此美好的时刻，一年只有一次。

陈爱玲有些难过，她觉得身体的褶子闭合了，越合越小，越收越紧。不是她在抗拒，是身体抗拒。她的隐秘地带干涩、绝望，没有活力，无法容纳庞大的异物。陈爱玲看着银钩，像河面探出的鱼脑袋，鱼脑袋说话了，审判。陈爱玲闭上眼，她必须专注于一件事，轻轻地，一进一出，一进一出，进，进，进，它的半个身体进入了她，仅仅半个，一根无形的小舌头将它顶了出去。药的半个身体软塌塌的，折腾出几道褶子，带着白色发稠的粘液。陈爱玲怀疑身体变了，处处提防着自己，她绝不会谋害自己，是吗？她没有底气这样想。陈爱玲把食指含在嘴里，冰凉的指尖被柔软的唇和舌头包围着，温暖、挟制、谨慎。她借助手指，让自己获得了一些情欲，借助情欲让身体软下来，松下来，进去，进去，叮——当——。

银钩是一颗带血的牙齿，从嘴巴里飞了出来，被房顶咬住了，需要一个人的重量，才能平息它的愤怒。

门外，十二月的天更低了。混沌的空气像静止的芦苇，玻璃上的尘土像动物的泪痕，在无极的灰色里隐退，本不该被觉察的事物有了颜色和形状，而本该被看到的瑕疵没了。对面覆着绿网的大楼挡住了一只眼，不远处，耀眼的橘色垃圾桶，肃静得像处女的手绢。一旁，老长安拦住了—辆黑色轿车，一面还往这里看呢。

陈爱玲昏昏沉沉的，支不住，睡去了。

医生递给陈爱玲一支笔，陈爱玲在病历本上签了名，写了：要求流产。她领了两盒药，白色的吞，橘色的塞。endprint

她翻了个身。过去几年里的种种念头全部涌来，她有不好的预感，仿佛一切到了尾声，以某种力量占据她，抓挠她，使她做不出一个决定来，而决定都是相似的。

响雷了，陈爱玲猛坐起来，下体流出一股液体。她扒下裤子看，橘红色一片。

桌上放着送错的信。陈爱玲拆开信，一点，十来页。

亲爱的肖青：

腊梅开了！折了一枝，开了三个朵，插在宾馆的白瓷瓶里，散发着淡淡的香。

北方的冬天像被一只大鼓罩着，阴沉沉厚敦敦的，偶尔献出点日光，引来无数的风，屋外处处是风带来的喧闹。白天有两三个会，入夜，只能靠想你度时间。

三年前，母亲患了恶疾，听从医生的建议，去省城的医院治疗，转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当时，妹妹小产，只我自己陪母亲到了省城，病房还是水泥地，墙上有很多斑点。这是我第二次到省城看病，先是我，接着是我的母亲，我以为我们家的人都要挨刀子，我怕了。手术排在冬至，家属等候区里有个端着大碗饺子的，听口音像江西人，大概担心病人饿着，拦了一位披着军大衣掀帘进来的护士，拿手在最前比划着，那护士以为是送她的，红着脸说“谢谢”。我没有说话的，只是瞧着进进出出的人，直到发现了你，沉静、端正。我没想到，你也看我呢。你犹豫着过来了，说是我书法班的学生，你的父亲也在手术。

那一刻，我的恐惧与无望收敛了，你的脸上是群山和海洋。

回宁波后，我给你写了第—封信。

你们学校收发室对挂号信的处理之草率令人发指，那位喜喝浓茶的胖女人是不是把茶水溅在信封上，或是由着其他同学贸然领了去？我更担心的，还是你读信时的样子，我的措辞、观念或许不足以匹配你的情志？直到收到你的回信，我才安心。

我有十多年没写过了。

类似的担忧和热切，只在学生时代有过。我念书时，大学还没盛行，初中毕业，直接去了师范，当时的师范只是专科，但也是少数优秀的人才进得去的。一个班里，全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和宿舍外的柏树一样高。一眼望去，每个女生都像天使，她们的脸会发光。那会儿，我是个瘦小伙，颧骨高高，脸上毫无血色，胳膊比女生的细，你知道，我们家一个月才挣二百块钱。幸运的是，我写得一手好字，足以应付校领导的需要。因为字，有心的女生知道师范有一个叫何庆的小伙子，她们把我当成穿着寒酸但前途无量的艺术家，上钢琴课时把阿咪奶糖放在琴盖上。

我早有了心上人。她比我小一届，成绩好，家境好，相貌好。人群中，她像一株挺拔独立的白杨，她的沉默和俊俏的嘴唇让人想多看几眼，走路的样子活脱脱是个女兵。

我抄了一首聂鲁达的诗，大概叫《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折了好几下送给她。她答应和我交往，我不知道她喜欢我什么，也许是被我的字打动了，也许就想找个好人。和她第一次约会，我尝到人生中第一块叫费列罗的巧克力，它的诱惑在于包装和名字，打开金箔纸时响亮的簌簌声，回荡在小小的房间里，我的心怦怦跳。我把头埋在她怀里，不敢咀嚼出声音。

念初中时，困扰身体的改变，对局部真理的渴望胜过了贫穷（我告诉过你，我总是幻想女人的裙子下藏着什么宝贝）。入了师范，一一实现。除了感谢初恋，还得谢谢我的同学凯子。凯子是我下铺，就是晚上把床抖得最厉害的那位。凯子教我用手指安慰局部真理，什么？居然可以用手！凯子是怎么知道的无从考证，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我用手减轻了生理痛苦，我称之为痛苦一点也不过分，大敌当前，你有一颗手榴弹，却不知怎么用，你看着手榴弹，对它说，你看着办。凯子懂得这些，应该得益于他的舅舅。凯子有好几个舅舅，大舅舅开录像厅，二舅舅卖计生用品，两家店肩并肩，他们是所有人的舅舅，我们不喜欢三舅舅，三舅舅是“扫黄”的。

师范是独立出来的一片，北面靠山，东西面挨着水田，南面直通到大舅舅的录像厅。大舅舅的录像厅分前夜和后夜播放，前夜放的是老少皆宜的电影，老少皆宜就是谁都可以看，前夜的电影放完，大红幕布降下来，还在座位上的就是等后夜的，后夜的电影是放给想看的人看的。下了晚课，凯子一路领着我们，我们领着女友，低着头，踩着凯子的影子（谁能想到凯子后来当了校长）。大舅舅有两间录像厅，一间录像厅能容纳五六十号人，我们靠后分三排两两坐下，看到大红幕布降下来，一个个屏住呼吸，纹丝不动。等到大红幕布重新升起来，我问，来了？凯子说，要来了。我像注视国旗一样看着幕布越升越高，我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然后，女生捂着眼睛，男生捂着局部真理。

陈爱玲念完初二时，母亲问她，考得上吗？陈爱玲看着成绩单，摇了摇头。那年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她跟着母亲进了一家雨衣厂，雨衣厂的门很大，她们像两只落魄的老鼠，从侧门穿过，母亲走在前面，她跟在后头，她看着母亲头上的蓝天慢慢少了，变成高高的灰白的顶。

凯子还教我们请女生晒太阳。师范东西面都是水田，东面的水田更多，更绿，适合约会，西面的水田适合研究植物和落日。到了清明，一辆辆黑黝黝的耙田机在水田里突突突爬着，翻过的土油亮亮，香撲扑，软滑无比。放眼看去，几十亩水田含着淡淡的山影，好像它们原就长在里头似的。耙田机上有一个肤白的男人。按理（也不知道是什么理），坐在这种聒噪机子上的是粗壮黝黑、头发糟乱、操着一口方言的叔或大爷才配驶，才驶得动。他呢，像个唱戏的小生，胯下是竹棒（用毛竹片出来的，挂着流苏，做马）。后来得知，他也是师范的学生，父亲从耙田机上倒下来，心绞痛，死了，母亲让他顶一季，把答应下来的田耙了。他唱着歌，脖子上圈着毛巾，突突突地在田间起伏着。偶尔有女生和他肩并肩坐着，提着白毛巾为他拭汗。翻了田，就要下谷芽了。把一袋谷倒在水缸里，放药粉，浸一天一夜，叫它们吃透了水，转天扎到米袋里，放在稻草床上，盖上稻草被子，捂着，捂个两天两夜，谷粒抽出白白的短芽，再下到田里。立夏前，一大块一大块顶嫩的秧苗挺立着，好不秀气！下好的秧苗还得摘出来，捆好扎实，一棵棵排排站，再担几十个捆好的秧，估摸着距离抛到田里去，插秧的时候省事不少。长出来的稻子齐整有纪律，不会松一处紧一处。这—波下去是早稻。endprint

田野光秃秃的时候，人少，等稻子长了半个身子高，去的人就多了。风吹过，现出晃眼的肉色，真动人！东面的水田由一条稍宽的路分成两大块，原先是长着杂草的土路，后来浇了碎石子，变成白银银的石子路。路东面的水田又比西面的长得好，因为东面傍河，河不宽，就四米，岸边拴着一艘小木船，是农民渡河用的，没人管，谁都可以驶。对岸是高高的葡萄架，夏天，黑紫的葡萄挂下来，青碧绿的藤叶垂下来，银白的光线穿来行去，把人心都照亮了。这片葡萄园是师范所有男生献给女生的礼物，男生说，我请你吃葡萄，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去了。我也请她吃过葡萄。我把床单撤下来，在二舅舅那儿买了一个避孕套、一瓶蛇胆花露水，带着一颗哧诚的心去了。她穿着白T恤，橘红色雪纺短裙，黑亮亮的长发散开着。她的身体软软的，阳光下，能看到皮肤上浅浅短短透透的毛，像一颗眺子，像广袤土地上一丛自由的芦苇。温存了一会儿，我问她，可以吗？她摇头。我把避孕套扔进河里，我的心酸。

陈爱玲在雨衣厂上了两年班，看着比她的女同学们老陈圆润不少。同车间的小赵送了好几回大白兔奶糖，陈爱玲和小赵处了一阵，让小赵看了她的白兔，小赵问可以吗，她摇摇头。

毕业前，我们分手了。我去了镇上一所小学，国旗很红，黑板很亮，学生像苗儿一样。我教数学，也教书法。书法班有一个学生，辫子扎得很紧，脑门上一个小八字。那是小时候的你呀！和我小时候像极了。十多年后，你居然成了我心里的人，谁想得到！

如能预想到今天，我不会仓促结婚。

一个男人，到了不惑之年，本不该沉迷名利、计较每日的收入，不该为五块钱的停车费恼怒，叫你见笑了，我那么在意一幅字的售价，在意吃食、身体的美观和健康，在意胡子的长短，皮鞋的颜色。九月的体检让我极不安，人不该对身体有过多的企图，而应关注心灵的成长，我年长，更应如此。成长赶不上爱情，会带来孤独的体验，也因为你正青春，我感受得更深了。我总得在把财产留给她们时，为你谋划些什么吧。

整理房间时，看到你的记事本，我担心你正密谋着什么，和其他人一起，一些我没听过的名字。我能感觉到，你们是极亢奋，极团结，极清醒的。你不该瞒我，无论出于何种缘故，我们齐头并进。我顿时领悟，你正是靠它们唤醒我，引领我的。在天津的一个月，一记起你本子上的话，醒目的几个大字——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就不安起来。你是平稳而坚定的，可我还得提醒你，要当心，当心不轨之人，当心没有价值的牺牲，当心！

我爱你，肖青，我爱你，我爱你。这世上，只有你看得到我。

“你提着一把小小的红梳子，梳理我的身子，一边说着浪荡的情话，你在阳光下哭泣，抓住发白的芦苇，我和一只狗深情注视你。我想起你的笑容。你俯在桌上，做我的纸，毛笔从肩到腰，你的身体静悄悄的；亲吻时，你咯咯笑着，发丝挠着我的胸口，要我继续说下去，契诃夫的笑话，我只讲过五遍；拍照时，不知该怎么笑，褪尽衣物，情绪便出来了，你说你，是不是天生的荡妇？带泪的笑，攥着被角，眉头红红的；捂着嘴巴笑，不声张的笑，妩媚的笑，拘谨的笑，放肆的笑，都是醉人的。”

“面对你，像面对林间的风，风吹进我的骨头，伸进我的身体，伤口愈合，欲望光明磊落。你审视我，梳理我的贪婪，犹豫，急躁，我的心慢下来，慢下来，我享受说话的愉快，做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拥有轻逸的心和发烫的嘴唇，像鱼钩对水草的低语，一只自由的小鸟对另一只小鸟奉献它对天空的爱。宽阔的爱人会给予我们从容的快乐，会让我们成为自己。”

他的朗读使陈爱玲感知到莫大的亢奋与柔软，并极大地满足了陈爱玲对知识和语言的渴望。

“你写的？”陈爱玲问。

“不是，一位朋友收到的信。”

“她一定是个伟大的女人。”陈爱玲请他不必在意她的存在，他应该追逐更伟大的女人。

他说，别多想，只有你看得到我。

在天津交流一个月，分外想你。

想到你曾在天津住过，觉得天津也是家了。天津多奇人，冯骥才说过，天津人画寿桃，要脱下裤子，用屁股蘸色坐。我认识了位有趣的老头，倒不是用屁股蘸色画寿桃，是养葫芦的黄教授，黄教授不是因为葫芦成的教授，养葫芦也不是种葫芦，葫芦跟银镯子、檀木手串一样，要养，养好了，越用越亲，越用越神气。黄教授年近花甲，脸黄清瘦，小眼宽嘴，右眼角上有一块指甲大的胎记，胎记上翘一撮黑毛，看人时有一股自然的神气，不是扮出来的，说话慢，拖长声，何一庆，你——好呀。前几日，黄教授邀我们去雅舍喝酒，同行的还有一位气质出众的任女士，另有两个黄教授的得意弟子作伴（你在的话，我也可以得意了）。黄教授家门楣上有字，正大门是“葫芦官”，推门而入，青石墙面，北面墙挂着王羲之小像，也是奇了，王羲之手里也有个葫芦。餐厅和客厅连着，黄教授把名字写在了靠厨房的墙上，也是两字，“神色”。厨房、主卧、客房、卫浴分别是“野餐”、“呼噜”、“槟榔”、“轻松”。每问到什么，黄教授只说，问内人，我不知道的。黄太太很和善，烧了一桌子菜，都是地道的天津味，鞭黄瓜，熘鱼片，焖芋头，素炒西葫蘆，素菜丸子，独面筋，韭菜蛋黄饺子……黄教授海量，敬一轮后，抱着葫芦自斟自饮。任女士借来赏玩，又挨个传看。酒过半巡，两个弟子掩酒瓶夺葫芦，不敢让师傅多饮，老先生见状索性夺了我的杯子喝起来，笑说，酒要浅，手要快。两弟子倒也聪明，一人摊纸，一人研墨，黄太太取笔来，先生趁酒兴写了四个大字：守拙求真。我们一人一字领去，任教授领了求，我领了守，其余两字被两徒弟分了去。我老时，有他一半洒脱可爱，就不愁你嫌恶了。

肖青，这世上，可以说话的人不多，可以看见的人更少，我嘴里的鸡毛蒜皮你怕是听厌了吧，早上的粥结着薄薄的米油；客房里的多肉被修灯师傅撞掉了一块；食堂的老阿姨又往兜里塞了半包纸巾，用于抹掉嘴边的油；一个四十出头的女学生邀请我去西藏旅行，我盯着她黄齿上不经意粘上的口红，没有答应，即便是跟你一样可爱的牙齿，我也面不改色。

他们躺在茶园外的地上，陈爱玲把手举得很高，高到不能再高，掌心热热的，红红的，一颗小石头硌着背，微微疼，“我忘了你几岁了。”endprint

“我呀，大概四十了。”

她抱紧他，像抱紧最伟大的诗人，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给她爱情的欢乐。

她要报答他，报答他的信任、怜爱、成全，使她从一个没有好出身的女工，成为一个有情趣的女人，因此她变得愈发的温柔，也愈发的狂浪，愈发的真情，也愈发的知冷知热。她支持他、激励他，她说不出太动听的话来，只能用她灵动的双眼凝视他，用柔软的臂弯拥抱他，用炙热的嘴唇鼓舞他，用率真和正义之心感动他。也使他的朋友们感受到他的幸福，哦，他有这样一个人爱着呢。

他的朋友都有些结巴，他们进了屋关了门，不喊人添茶，一坐就个把钟头，后带着一身烟味出来。陈爱玲也参加过几次，她坐在他后面，静听，思索，等待，满足地点头，她被这些怀有梦想和远见的人深深打动了，他们潇洒，睿智，宽阔，深远，像地里的水源，看不到，却以一茎草生长的速度膨胀扩散着。偶尔，她也说几句，说得不好，但毫不羞涩，大胆而诚恳。出来时，她也带了一身烟味，她觉得这身烟味美极了，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一群人一齐站起来时的样子，也美极了，是知识和勇气的象征。

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买房子，在百合公寓租了一間。百合，百年好合，陈爱玲很喜欢这个名字。房子不大，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间卧室，陈爱玲会收拾，东西码齐了，也不觉得小。他们很相爱，早上醒来还会亲吻。

入秋，天凉了，百合公寓旁的水缸干了，积了落叶。陈爱玲很不安，她说，回来路上有人跟着，被她甩掉了。他抱了抱她，小玲子，搬回家住吧。陈爱玲不肯，她怎么舍得离开他一步。

陈爱玲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眼睛很绿，像审视犯人，他们的口袋里好像装着更可怕的东西。

十月的最后一天，公寓楼下停了三辆警车。他们直接开了门，叫了他的名字。陈爱玲吓坏了，好几双大手将诗人按在了写字台上，给他戴上了镣铐，他的手里还握着笔！屋子里雪白的诗稿纷纷扬扬，所有的容器一个接一个打开。太突然了，陈爱玲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她听不到自己咆哮的声音，听不到他宽慰她的声音，她只是竭力和那些面无表情的男人撕扯着，她的耳朵，她的身体，她的脑袋都是空的，空的，她记得牙齿上的疼痛，腹部的撞击。

他人狱了。他的朋友们连夜筹了钱，请了律师，律师也是他的朋友，姓肖，肖律师从公安局出来，告诉她，他犯了重罪，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她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罪名，她只想见见她的爱人，她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他手上的镣铐摘了吗，他需要笔吗？肖律师说，不允许家属探视，连她也不行！但她会尽量争取，她握着她的手，就像他的手一样有力。

整整一个月，她和他的父母在悲伤中等待一场审判。可是，根本没有审判！开庭前，她接到电话，他在狱中突发疾病。他们申请保外就医，未被批准。他到底是多么危险可恶的人？她不断打听监狱里的消息，他们心有灵犀，她感觉到他在离她远去，她连梦里都能听到他呼唤着，爱玲，我的小玲子。又过了整整的七天，他们像是放心了似的，终于把他交还给了她。经朋友建议，他转到区医院的重症病房接受治疗，与其说治疗，不如说目睹一个诗人死去。她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不洁净的样子，她只想记在心里，他的所有，尤其是那双童真的发蓝的眼睛。

他走了，葬礼也草草了事。

陈爱玲踩在凳子上，把头套进绳结里，绳结摩擦着皮肤，肚子里酸得发冷。

肖青，我要离婚了，无论如何要办下来。

过去十多年，全因一念之差不得不受活。受活是什么滋味？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人在极度自卑时要多少屈就些，原想吃白米饭，看到粥也安慰了。小时住在乡下，也可以说山里，人们靠一双手、一双草鞋，一副扁担讨生活。能赚钱的活都干，我父亲听说草药好卖钱，城里人喜欢啊，和爷爷一道开了七八亩地种白茅根、车前草、麦冬、干姜，后来，半个村子的人都种白茅根、车前草、麦冬、干姜，赚不到钱了，改养兔子吧，城里人喜欢啊！百来只兔子挤挤挨挨，蹦来跳去，好不热闹。那么多兔子养起来可不省事，喂菜叶、收粪、换水都是小事，清点最烦。一次清点时，少了十来只兔子，父亲急了，全家人都去找兔子。母亲提回三只，我抱回一只，就父亲没回，等着，到了半夜，不找兔子了，母亲哭嚎着，天福啊，全村的人—起找父亲，天福天福地叫，父亲挂在崖边的树叉上，怕稍一用劲给晃下来，不敢应声（奇人）。二叔三叔四叔一人一只手，把他揽下来，他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说，不养兔子了。

不养兔子养啥？父亲说，要出息，得动脑筋。父亲茶饭不思，终于想到远近二三十里独独缺个医生。父亲自学人体经络，草药原理，先给牛猪这些牲畜看病，搭脉，慢慢的，牛肚子变成了人肚子，猪屁股变成了人屁股。我也从农民的儿子变成了医生的儿子，吃肉的日子渐多，脸也圆了，俊俏了。父亲名声越来越大（奇事），路远的人家得出诊，要翻一座山，走几十里路。冬至那天，天刚亮，父亲提着箱子出门了，近中午时，日光没了，下起雪来，地上的雪越攒越厚，母亲捧着肚子（母亲快临盆），连连叹气。我在厨房生火时，听到母亲咿咿地叫唤，庆，娘要生了，快去叫爷爷。爷爷找来了产婆，产婆的手冻得绛紫，使不上劲，母亲凭着头胎的经验，自己使劲，使到一半，母亲面如土色，咿咿叫起来：爹，快去找天福！爷爷带着二叔三叔去找父亲，在半山腰找着了，父亲冻成一团，两眼发白，快没气了，二叔三叔一人一个肩膀扛回来，掐了人中，灌了姜汤，醒了。父亲又捡回一条命，大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过了三年，父亲带我们进了城。城，城啊，我算是见着了稀罕草药和兔子的城里人，父亲领我们进城，是为了让我和妹妹有书念。父亲说，以后你要中个状元回来。父亲的诊所很白，很小，离菜市场不远，左边是香烟铺，右边是瓜子店，卖瓜子的阿东是个光棍，总是抓着一把瓜子找父亲说闲话。空时，我帮着父亲烧水，把针筒、盐水瓶烫一烫，一大桶的玻璃，总有几个娇气的针筒砰啪砰啪炸了，父亲不恼，反倒鼓起掌，炸得好！阿东叔也鼓掌，好儿子，给我当儿子。

第二年，父亲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人。哪里怪呢？他叫五子，和我差不多大，极瘦，眼窝像凿出来的，无神，蓝幽幽的，手指发黑。父亲开了十几副药，五子竟渐渐有人样了，五子的妈给父亲送来了一面发着金光的锦旗，镌着医术精湛之类的话。一个月后，五子突然死了，是撑死的。那家人带着刀子来诊所闹过，可我们没有钱。两个月后，阿东叔冲进教室，说，庆，不好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