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族主义走向“大印度尼西亚”——略论印度尼西亚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

杨君楚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从部族主义走向“大印度尼西亚”——略论印度尼西亚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

杨君楚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20世纪初至1928年“青年誓言”诞生期间，荷属东印度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一批知识分子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们放弃了原来狭隘的地方或部族主义思想，上升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这一发展变化也反映到文学中。他们在文学中更关注印度尼西亚民族而不仅是地域内的部族，为唤醒民众大声呐喊；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突破传统，不断发挥文学的宣传教诲功能，融合成印尼早期民族文学的绚丽文化，形成了多维度的印度尼西亚早期民族主义文学。

印度尼西亚；部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学

一、印尼独立运动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殖民地矛盾进一步加剧，加上世界范围内民族觉醒思潮的影响，印度尼西亚新一代知识分子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始进一步追求独立，印尼出现了卡尔蒂尼、迪尔托等走在时代前面的民族觉醒先驱者，为后来的民族独立斗争直至“青年誓言”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的发生打下基础。该时期几位著名作家和诗人都创作了以“祖国”为题的诗，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他们观念中的“祖国”从原来的地方或部族主义层面的“祖国”，上升为印度尼西亚层面的“祖国”，更关注印度尼西亚民族而非狭窄地域内的部族，为唤醒民众大声呐喊。这一时期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突破传统，不断发挥文学的宣传教诲功能，融合成印尼早期民族文学的绚丽文化。

1928年10月28日，印度尼西亚第二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雅加达召开，誓词中宣布：“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儿女，承认我们属于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青年誓言”标志着印尼的民族觉醒到了成熟的阶段，启发了印尼人民意识到印尼民族是统一的民族，抵制了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的阴谋。轰轰烈烈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印尼人民在民族意识上的统一，同时也推动了印尼文学的发展。印尼人民逐渐形成了印度尼西亚是统一民族的共识，印尼的文学也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特色，民族文学走向“大印度尼西亚”文学。

二、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基于民族文学维度的分析

朝戈金认为，民族语言和文学民族性的关系最为紧密，文学民族性可以通过历史维度、形式或内容维度、功能维度、比较维度和文化维度进行勾勒[1]。基于印尼民族主义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以及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本文主要从上述四个维度对早期印尼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

(一)历史维度——以耶明的新诗为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对文学民族性的理解和解读有很大差别。具体到印尼而言，其文学民族性是随着“大印度尼西亚”现代民族运动的不断发展而有所演进。印尼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学民族性是从本部族向“大印度尼西亚”民族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所表现出的特点直接反映在文学作品上。

耶明(Muhammad Yamin)是第一个用“高级马来语”写诗的诗人，他1903年出生于米南加保地区，幼时在马来语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荷兰人的师范学校。他最早意识到语言和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于1921年发表诗歌《语言与民族》(Bahasa, Bangsa)。

从《语言与民族》所表达的思想来看，此时18岁的耶明对“祖国”的理解仅局限于生养他的土地——苏门答腊岛，他在1920年发表的第一首诗《祖国》(Tanah Air)也是如此。“祖国”对于耶明来说，仅是一个狭小的地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耶明对祖国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印尼民族主义的发展，耶明诗作中的“祖国”逐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1928年印尼第二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使民族主义影响更加成熟与广泛。耶明献诗《印度尼西亚，我的祖国》(Indonesia, Tumpah Darahku)，全诗共88节，每节7行，共616行。耶明在诗中歌颂了祖国各地的美丽江山和整个民族的辉煌历史，抒发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怀，表达他对民族美好未来的期望。至今每次“青年誓言”纪念活动上都常念诵这一首诗。

印度尼西亚，我的祖国Indonesia，TumpahDarahku…………我的祖国啊，岛岛相望Tanahkuberceraiseberang-menyebarang日月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上Merapungdiair，malamdansiang宛若湖里碧绿的浮萍Sebagaitelagadihiaskimbang…………印度群岛啊，我的故里Tumpahdarahnusaindia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Dalamhatikuselalumulia我来到人世就把你歌颂Ditunjungtinggiataskepala…………我们都是同胞兄弟Karenakitasedarah-sebangsa印度尼西亚是我们的降生地[2]438BertanahairdiIndonesia[3]

20世纪初，在印尼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错综交汇的民族主义斗争阶段，诗人耶明也如许多民众一样，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放弃了狭隘的部族、地方的民族观，更新了对印尼大民族的认识，逐渐将诗歌赋予大民族主义色彩，其诗歌中表达的民族主义思想、“祖国”的思想也更加完满和成熟。

(二)形式或内容维度——以鲁斯丹·埃芬迪的诗剧为例

文学的民族性，从文学形式维度分析，是指有些文学形式是特定民族所独有的；文学内容方面，则是指有些文学内容是特定民族所钟爱的，也是其民族属性的重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印尼的诗歌从传统的板顿诗、格卡温诗体和沙依尔诗歌逐渐演变为新体诗。耶明是第一个用西方商簌体诗歌形式作诗的印尼人，后来这种体式风行一时。商簌体之所以能被印尼诗人广泛采用，在于其保留了板顿诗和沙依尔诗的一些体例结构和风格元素，如普遍使用的起兴句形式，同时还保留了传统格律韵律。这一时期的几位诗人，如耶明、鲁斯丹·埃芬迪和沙努西·巴奈(Sanusi Pane)都开始使用新诗。20世纪30年代“新作家”时期的阿米尔·哈姆扎、阿斯玛拉·哈迪等其他著名诗人也都陆续采取商簌体新诗，抛弃了传统的板顿诗、格卡温诗体和沙依尔诗歌。虽然新诗算不上印尼的“自有文类”(新诗的出现是印尼早期民族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是民族主义发展在文学中的体现)，但这种诗歌形式的出现是印尼文学承前启后的进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尼诗歌创作量更大，是因为诗歌篇幅短，更容易发表，尤其是当时印尼民族的新闻事业刚刚起步。这一时期也有小说创作，但是发表的机会很少，遭遇的阻力更大[2]430。此外，还出现了印尼历史上的第一部诗剧——三幕诗剧《贝达沙丽》(Bebasari)，这在印尼诗剧和戏剧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作品。

从文学内容上看，印度尼西亚早期表达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的作品最多，也有如阿卜杜尔·幕依斯《错误的教育》揭露社会现实的(下文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期的印尼民族主义文学作品更多运用暗喻和象征手法来表达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或借景寄情，或托物言志，浪漫主义情调比较浓厚。鲁斯丹·埃芬迪是20世纪20年代将民族主义精神表现最激进和最坚决的诗人之一。1920年印尼共产党成立时，鲁斯丹·埃芬迪就加入该党，这让他对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民族命运的前途更加关注。鲁斯丹的作品比较喜欢采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手法，他的诗歌《鸽子》借鸽子表达对自由的憧憬；诗歌《榕树》中，把榕树比作祖国。鲁斯丹于1926年发表的诗集《沉思集》(Pertjikan Perenungan)，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对自由的向往。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时期印尼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是鲁斯丹于1926年发表的三幕诗剧《贝达沙丽》，该剧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故事来表现非常严肃的反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1926年正值印尼共产党领导民族大起义，《贝达沙丽》的出现成为号召知识青年向殖民主义者宣战、迎接民族运动高潮到来的重要作品。《贝达沙丽》一出版便遭到殖民政府的取缔，被列为禁书。1926年印尼共产党民族起义失败后，鲁斯丹长期流亡荷兰，在文学上再也没有新的建树。

《贝达沙丽》所描写的罗波那是反面角色，象征白人殖民侵略者，他们“手持巨仗能喷出火药和硝烟”(即洋枪洋炮)。罗波那来了之后肆意掠夺他人财富，把人民变成牛马。诗剧对这些内容的描述正是荷兰对印尼殖民掠夺的真实写照。

(三)功能维度——以沙努西·巴奈的文化诗为例

聂珍钊认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伦理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价值通过文学教会功能的作用予以体现。”[4]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发展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实践也有不同的含义。印尼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了“大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痕迹和意味，其文学教诲功能尤为明显，是一批民族觉醒的先驱者用笔头作武器打响的斗争。以“大印度尼西亚”祖国为主题的作品宣传“大印度尼西亚观”，让更广大民众放弃狭隘的地方思想，以避免“万岛之国”的印尼四分五裂。

20世纪初，印尼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刚刚兴起的民族媒体报刊传播。诗歌篇幅短，自然更好发表，有时还会用来填补角落；小说多采用连载的形式；更少者出版诗集和小说集。该时期是建构大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时期，作家们关注民族个体的存在状态和现实处境，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揭示民族命运。

早期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之一沙努西·巴奈于1905年生于苏门答腊岛，他早期的诗作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以歌颂大自然的美景为主题，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感悟美的最高境界。早期他也写过《我的祖国》(Tanah Airku)。受1926年印尼共产党的民族起义和1928年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的影响，沙努西的民族意识逐渐强烈，并将对民族文化的探索和印度文化结合起来。

荷花TERATAI写给基·哈查尔·德万托罗KepadaKiHajarDewantoro在我祖国的花苑里Dalamkebunditanahairku一支荷花亭亭玉立Tumbuhsekuntumbungateratai把秀丽的脸庞遮住Tersembunyikembangindahpermai过往行人全未在意Tidakterlihatorangyanglalu…………无需在意无人将你欣赏Biarpunengkautidakdilihat更不管他人不把你放在心上Biarpunengkautidakdiminat你同样是时代的卫士[1]EngkauturutmenjagaZaman

以上是沙努西写给基·哈查尔·德万托罗的《荷花》，直接表达了他对这位民族运动先锋、民族教育家的崇高敬意，也表明自己对民族运动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对“大印度尼西亚”民族观进行宣传。

(四)文化维度——以阿卜杜尔·幕依斯的小说为例

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形成，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尺度和重要方面[1]。而民族文化的发展服务于民族认同。“文学描写和表现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幅度几乎没有限制，民族文学可以说是民族文化整体图景的特殊折射。”[2]460这样的整体图景中理应包括对殖民地现实的反应。把文学放在文化的维度进行分析，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理解。民众民族观念的演变，民族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发展，文学传播的过程和结果，都属于早期印尼民族主义文学变化发展的一部分。而阿卜杜尔·幕依斯的小说《错误的教育》重在表现印尼殖民地社会的矛盾和社会的畸形。

阿卜杜尔·幕依斯(Abdul Muis)1886年出生于苏门答腊岛。由于对荷兰殖民政府持不合作态度，他被管制多年，直到荷兰殖民政府垮台才恢复人身自由。阿卜杜尔从20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以文艺为武器，《错误的教育》是其代表作，被誉为战前印尼现代文学的极品。《错误的教育》的主人公汉纳菲是一个印尼殖民地社会里的洋奴形象，从小受荷兰殖民奴化教育，丧失了起码的民族意识，甚至比白人更鄙视本族人。为了实现“洋人”的梦想，他不惜抛弃自己的母亲和妻儿，加入荷兰籍，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逾越白人和土著之间的“种族界限”。他与白人姑娘柯丽的爱情无果而终，而之前与表妹指定的婚姻又名存实亡，最终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错误的教育》是通过揭露文化现实获得成功的。它把殖民地人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又通过塑造人物来表现社会本质。小说的故事情节富有戏剧性，不落俗套，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故事深入人心，广为老少传诵。也正因为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符合现代小说(novel)的定义。这部小说与后来“图书编译局时代”的几部优秀小说一起，为印尼现代小说奠定了重要基础。1969年，《错误的教育》获得了印尼政府文学奖。1972年，该小说被搬上大银幕。

三、余论

“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是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而“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正是这一时代最先进的元素。民族主义文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历经意识观念、形式内容发展，兼有教诲功能和现实文化特征，从狭隘的地方文学走向了“大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

印度尼西亚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逐步使用高级马来语，而不再是市井马来语。二是该时期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缩影。随着1926年印尼共产党民族起义，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情绪高涨，受1928年爆发的“青年誓言”影响，当时印尼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体现了作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大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概念不断清晰化，走向了大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三是依然处于过渡时期。早期民族主义文学所指的“早期”前后的年份分割并不十分明显，因为民族主义运动仍在继续。到“图书编译局时代”和“新作家派时代”也依然有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本文把20世纪初至1928年“青年誓言”前后阶段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学称为印尼早期民族主义文学，是文学具有“大印度尼西亚”民族性体现的初始。

[1]朝戈金.文学的民族性：五个阐释维度[J].民族文学研究，2014(4):5-10.

[2]梁立基.印尼文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

[3]Sastrawan Aangkatan Pujangga Lama. Dian Ika Pratiwi[M].Bandung:Penerbit Mutiara，2015:40-41.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J].外国文学研究，2014(4):8-13.

2017-03-07

杨君楚(1988- )，女，助教，硕士，从事印尼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印尼国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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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07-01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