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丹桂房”的路上
——读海飞长篇小说《回家》

辽宁 张学昕

——读海飞长篇小说《回家》

辽宁 张学昕

已经有太多的文字叙述、分析或者描述人类的战争或者战役，今天的战争描写该如何突破，这是摆在以战争为写作题材的作家面前的一个难题。作家海飞的《回家》试图通过自己的视角，细腻地“还原”战争中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灵魂。从人性的角度，审视个体生命，捍卫人存在的权利，反思战争的反人道和非正义性。

海飞 《回家》 人性 反人道

一

已经有太多的文字，不遗余力地叙述、分析或者描绘人类无数场战争或者战役。在今天，战争小说还能怎么写？昨日的战争，还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带来什么有价值的启示？在这些文字的逼视下，关于战争，我们还能有怎样富于个性、富有情愫的文学叙述？难道，我们只能膜拜、听命于既有的战争或者历史的叙述形态和法则吗？

也就是说，如何再来“费尽心机”地书写1937—1945年那场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侵略战争？如何重新发现，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心和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和最真实的形态？如何重新面对那场历时数年的残酷、残忍的强暴，在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人内心引发的长久阵痛？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的灵与肉在血雨腥风的岁月，是如何奔走呼号、声嘶力竭，或折戟沉沙、随风飘散。实际上，重新走进这一段岁月和历史，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今天，究竟为什么还要走进这段历史？在逝去的时光里，还有什么样的文化意绪、道德义愤和精神情结，令我们难以释怀？

写作的难度，正困扰着每一位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迫使他们必须严谨地调整、修正自己的叙事美学，精心而投入地“重返”历史现场，反抗遗忘，保存记忆。也许，一个作家只有真正地沉入战争的黑暗时间中，去捕捉、获得、呈现一种真实的“在场”，直抵事物的精魂或肌理，才能通过文本建立起坚实的叙事结构，在其间发现历史和人性的真实。显然，作为作家、剧作家海飞，就试图从自己的视角，细腻地“还原”这场战争中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灵魂。那么，他是如何“还原”的呢？实际上，为了这部小说的最终呈现，海飞“谋划”了很多年，他一直希望写出一场南方地域的战争：“我热爱着那个年代的人们，以及纷乱的人生。‘纷乱’让人感到真实、熨帖，以及百感交集。这时候，一声枪响，撕碎村庄、城镇、山谷、田野的宁静。”战争是一部巨大的血腥史，策划者的阴谋、企图、欲望和不可告人的利益，使战争巨轮被驱动、旋转起来，但战场的主体却是数千万的普通人。这是小说中那些来自同一个村落，加入新四军和“国军”的陈岭北和黄灿灿们。参战前，他们或者曾是地道的农民，或是裁缝、铁匠、算术老师、兽医、“油条西施”、少年道士、法国神父、土匪、戏本的演员、妓女等，他们一起被裹挟在战争的硝烟里。他们同时面对战争的灾难，战场上的厮杀，要忍受饥饿，丧失家园的困苦。于是，海飞开始给这场战争重新布景，开始编导一部黑白无声电影，并且找到了一个真实而迥异的叙述方向。这个方向，布满了沧桑感，影像斑斑驳驳，潜伏于内心的心理暗示和赤裸裸的现实。他发现，其实战争中的人们，自始至终的精神、情感和最终的心理方向是：结束战争——回家。几乎所有的参战者的内心，都有一个隐秘而强烈的愿望，就是渴望迅速终结眼前的一切，立即踏上回家的行程。显然，这是战争叙事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叙事伦理、心理动力和修辞方向。从一定角度讲，这是一种真实的意绪。“无为在歧路”，人性的高尚和卑微，反而可能在这里获得了大历史的包容。沿着这样的方向，海飞的讲述，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的包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硬性规约，没有阶级对立的模型，自己也没有表达某种历史意识或观念的欲望。同时，也剥去了政治色调，只有人类的求生意志和生存、人性的基本轴心。所以，他在进行这次“非常态”的战争叙事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轻装上阵，将战争和历史“共时化”，从战争中汲取了生命、人性、道义、伦理和生存的内容。或者说，海飞将其对文化、人性、伦理和存在的认识，置放在一个民间化的历史情境中。“江湖”和“民间”藏污纳垢的巨大包容性，使叙述释放出强烈自由的气息，也许，这是新的历史感的诞生，也是对特殊历史境遇或情境中人性的重新思考、探究。人性中的神性、兽性、世俗性，常常会冲决道德的堤坝，混合成“中性”的异质性品质，呈现出人性存在形态的复杂性。能感觉到，海飞从根本上就无意在这里以“消费历史”的姿态进行文学叙事，也不刻意在故事中收罗、凝聚“历史的含量”，推测、凸显所谓可能存在的“历史的原型”结构，建构起战争的隐喻，这些，显然都不是海飞擅长的，他仍然是以一种老式、老派的叙述方法，自然而然地呈现诸多“历史的元素”，不赋予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面貌任何“结构主义”的意味，故事的张力在貌似混沌的自然状态中渐渐地渗透出来。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讲述和表现战争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真诚的事情。

二

骁勇的战士，在激烈的战场上，在“国破山河在”的岁月里，为什么竟然要回家？回家，在军人和战争的法典上是没有这个动词的，这终究是一个不能被理解或容忍的事情，无论你怀有怎样的意愿走上战场，无论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园。没有人不憎恶战争，没有人不渴望安静地生活，但是，只要迈进战场，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中途离场。那么，“虎扑岭”战场上的军人们都有着一个怎样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牵挂，令这些铁血汉子忧心忡忡，魂不守舍？这是否有意在彰显战争、历史、人性之“败坏”“背叛”的负面？抑或，海飞试图以一种柔软的质地，慰藉这旷世的惨烈所遗留下来的苍凉？

海飞怀揣坦诚，写下他自己的家乡。这里，有父辈们至死不渝、一往情深地挚爱的土地。眷恋之深，以至于成年后远离家乡工作的他和妹妹，竟被父亲视为“乡土的叛徒”，可见父亲能够在灵魂的层面，一生深爱和钟情家乡的泥土。海飞写出了父亲与土地的炙热之感、眷恋之情，写出了江南乡村的宁静、美好、祥和的生活。我们深深地感到，海飞这些文字，写出了“丹桂房”平淡无奇却舒缓、细弱的“日子”，这些耐人寻味的日子里弥散出人们的乡土感、生存感和生活气息。

我之所以在这里“铺陈”海飞的“丹桂房”，是因为我由此猜想到，海飞的新长篇小说《回家》的灵感之源和叙述的动力，就来自于他家乡的这块土地。这时，我仿佛感觉到两个海飞的存在，生活在富庶江南的少年海飞和一个会娴熟、老道“讲故事”的作家海飞，他们在某个特殊的时空相遇了。显然，海飞在多年以前的家乡泥土里，嗅到了一股独特的气息，而且窥见了六十多年前兵刃相见的年代，在每一寸土地上迸溅的血光、弥漫的烟雾，枪炮声和身体的各种零部件之间的撞击，那里面裹挟着太多的血和肉。战场上的士兵，钢枪锃亮，铁骨柔肠，如今，这些抗战老兵，已经垂垂老矣，日落西山，手脚不再灵便，眼神有些呆滞，庄重地举手敬礼的时候，姿势已经不太标准。接着可以想象，他们将一个个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像一只孤鸟一样一声哀鸣，消失在天的尽头。这时，海飞的思索产生了忧虑和游移，蕴藉着淡淡的忧伤，他在血肉模糊的方寸之间，自制地笃行，考量历史与伤痕，人性的悬浮，暴力与正义的关系。尽管小说正面描写战场的情节和场景并不多，但更多的聚焦于人物的复杂内心、相互交织的情感和伦理状态，这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种明确的指向性。

实际上，当战争由“非常态”转换为日常性暴力，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日日夜夜时，每一个人就很难真正说服自己，进入一个彻底忘我的生命状态。那么，逾越战争伦理和常规，生命的本能要求就可能变得合情合理。在死亡和疯狂的边缘，有一种更大的伦理力量会让人们不再“持盈保泰”，而可能会放弃战争建立起的道德戒律，这恐怕只有生命自身的存在性，生活本身的传统力量，才能让一个人的心理复杂、暧昧起来。我想，回家，断然不是海飞纯粹主观臆断的心结：“因为他们首先是血肉充盈喝酒撒尿的‘人’，所以，‘回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字眼，温暖得如同‘棉花’。”陈岭北的嫂子棉花，成为陈岭北在战场上日日夜夜厮守的信仰，成为他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普通战士，一个人最基本的梦想，也是战胜困苦，继续生存下去，继续战斗的支撑点。因此他才不绝望，才会英勇战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杀敌，回家。

《回家》中所描写的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们，都是像来自丹桂房一样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显然，海飞更明白、更懂得他们心里最重要的情怀。那个年代的人和故事在他的脑海里也愈发清晰，他理解了前辈们为什么会不惜摆脱战场，试图去当逃兵，牵肠挂肚要奔回那个村庄，那一定是像“丹桂房”一样祥和、静谧的村落，在那里可以平静地生活，年复一年地过日子。陈岭北、黄灿灿、小浦东和蒋大个子，他们就是自己的叔伯娘舅或者兄弟姐妹，在他们的后方，或许像陈岭北一样，都有一个“最后化成了一件挂在墙上的衣裳的嫂子，如同啼血的杜鹃一样触目惊心，一片艳红。”在强大的伦理力量和乡土诱惑面前，几乎没有谁能不怦然心动，情意绵绵。战争中的道德律治，开始变得在“轻与重”之间摇摆。也正是因为有了战争，回家就变得无比奢侈，路途漫漫，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念想，让自己的灵魂越过战场上的万水千山。

《回家》以一场国共联合作战的“虎扑岭之战”的叙述开始。有关这场战斗的描写，一开始就使海飞的叙述，迅疾地进入无比“纷乱”的状态。国共并肩作战的一场战斗，将家族、个人史、战争和伦理等宿命般地牵扯到一起。从此，笼罩在战场上空的，不仅是对侵略者的仇恨，还有种种历史的纠结和欲望的冲撞。为什么说小说叙述的是一个“纷乱”的状态呢？因为，不同身份和性格，不同信仰和趣味，不同欲望和选择的个人和群体，被“并置”或者说“混杂”在一个万象丛生的时空里。“国军”、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土匪和日本俘虏，都在这个历史和战争链条上“扭结”一处。在复杂的历史、战争情境中，小说竭力呈示一种“底层”军人的真实命运，洞悉他们内心刮起的一场场人性风暴。可以说，在这个复杂的抗敌队伍中，人性、个人和家国的关系，被演绎成真实、裸露的灵魂大剧。而支撑起小说坚硬的叙事结构的，就是人物。这部小说让我们记住了无数个英勇而卑微的小人物，正是这组人物群像，使这部小说丰富而充盈，厚实可信。

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四明镇，虽说是一个普通的南方村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战争年代的“浮世绘”。这里聚集的，不只是一群被打散、掉队的战士，还有一个个失去了“组织”，寻找家园的灵魂。他们与四明镇的父老乡亲一起，合奏了一曲英雄之歌。戚杏花，一个缺失了下肢、残疾而年迈的四明镇的族长，躺在一扇破门板上为抗战“奔走”，不屈不挠、凛然不可侵犯的抗敌尊严，不可战胜的精神气节，令我们不胜唏嘘，我们会深深感受到“脊梁”的意味。张团长的英雄气概，被发掘到极致，他短暂的“出场”，被海飞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每一次战斗、每一个战场，都视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信念与身家性命集于一身，铮铮铁骨，不惜粉身碎骨。我们很难使用某种理念来概括他的无私无畏，他的意念中，灵魂仿佛出离了个人的身体，他的身躯已经与战场、枪声、日本军人，与站着喝酒、哼唱目连戏、拨弄算盘珠子，融为一体。他在战场上打红了眼睛，面对日军的凶残，他可以将自己拼得血肉横飞，只留下一粒粘着血肉的算盘珠子。这里，如果以“崇高”来界定他的品质，未免有些故作高蹈，但军人的尊严和英雄气概，慷慨赴死的信念，堪称壮烈，令人敬畏。他是这部小说中唯一的没想过“回家”的人。这场战事之后，张团长的孩子出生，人们给其取名黄种田，也显得别有深意。

小说描写了各路壮士、豪杰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遭遇后的冲突、磨合，这些人从敌对状态，到若即若离，再到“国共合作”，生死与共、同仇敌忾地面对日寇，演绎可歌可泣的故事。新四军战士陈岭北和“国军”黄灿灿在战场上的相遇，拉动和牵扯出家族的“旧账”。抗战前，陈家和黄家因为造房子发生争执，引发命案，结下“梁子”，埋下家族仇恨。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家族的壮汉陈岭北和黄灿灿竟然冤家路窄，在“逃跑的秋天”于四明镇不期而遇，由此，这两个人物也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黄灿灿，无疑是血性男儿，这个铁匠的后人，有着复杂的性格，做事大刀阔斧，豪气中挟带着心细如发、侠骨柔肠的情怀。他在战场上用铁链将自己和“马克沁”机枪锁在一起，誓与阵地共存亡，战死沙场。在养伤的日子里，他能优哉游哉地睡在一口闲置的棺材里，等待战斗的来临。同样，他的内心也渴望早日回家，为家族传宗接代。陈岭北是农民的儿子，小裁缝出身，这并没有局限他在战场上的智慧和勇敢，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支“混合抗日联军”的精神领袖，在于他执行任务毫不懈怠，做任何事情都执着、坚韧，更在于他的侠骨柔情。看得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明显寄寓了海飞的英雄主义理想，我感觉，他在尝试书写一部草根的英雄史，陈岭北代表了那种从岩石缝隙生长出来的力量，这种存在，必然会令敌寇不寒而栗。当陈岭北将战死沙场的黄灿灿那条封锡的断手带回家乡，跪地交给黄灿灿的父亲时，家族间的一切恩怨都变得轻如鸿毛。“陈岭北看到发生家族之争的宅基空地上，长出了青草，一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羊，正在专心地吃着草。”陈岭北和黄灿灿，都是最普通农民的后人，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远大的抱负，但他们的体内，却天然形成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结构和情感结构，凝聚起“集体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依靠民族心理的静默无声的积淀和传承，为民族大义所唤醒，并张扬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使我们民族传统的河流变得阔大深沉。我们注意到，海飞竭力想在战争和历史的尘埃中淘洗出人性的金子，即使写到土匪麻三，海飞也没有忘记挖掘他骨子里最坚硬的民族本心和可贵的“义气”。胡天胡地的英雄劣迹，江湖丑闻，没有泯灭他身上的民族激情，他的灵魂没有彻底荒废，在同胞的生死面前昂起了英雄气节。他选择不做汉奸，不留骂名，并且亲手击毙了自己做了汉奸的胞弟。在一个民族都处于卑微、受辱的处境时，即使是土匪、妓女和乞丐，都没有灵魂堕落。在四明镇的世界里，坚忍和道义，帮助这些相互陌生的人们建立起新的精神秩序，“纷乱”最终被梳理为一种有益于家国的心理归宿，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没有孤独和悔意，都有着不屈的意志。

这个时候，回家的梦想和意义，愈发变得具体而空荡，欣喜而悲凉。置身绵延的战事，回家，又如何真正能回得去？战争中的人，永远没有家园。仔细想想，一个人能平安地活到老，是需要运气的，而战争确实让人的存在变为一座生命的“独木桥”，它不是随便能得过且过的。战场上，柔软的躯体随时都可能被一粒飞旋的金属穿透，让生命的呼吸顷刻终止。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诗人北岛写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句：“必须承认，在死亡的白色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表面上看，人性在一种特殊的场域里，似乎会变得狭窄起来，但这个诗句没有虚浮空洞，确是直抵人性的箴言。它能够引领我们从人性的视角，审视个体生命，凸显人理应获得的尊重，并捍卫人存在的权利，反思战争的反人道和非正义性。

海飞所描写的这些人物，都是“南人”，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人在战争中都是“南人北相”。如果他们在自己的乡村居家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必定是很会操持生活的人。乡村教师、裁缝、铁匠的后代，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有的甚至可能是心细如发的江南小生。但是，一旦他们走上了战场，这些“南人”则成为真正的男人，都具有血性男儿的情怀，无敌无畏。所以，可以坚信，这场战争，无论在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中国人只要成为职业军人，走上战场，就会捍卫这个民族的尊严。尽管他们都有七情六欲，愁肠百结，儿女情长。似乎南方的阴翳和潮湿，更使得他们的性格显示出刚柔并济。

海飞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坚硬，写出了重金属的气息，也写出了战争中的静穆和柔软。海飞喜欢通过对战争中世道人心细部的捕捉和刻画，极力写出人之情，人之义，人之信。强调“作为个人经验的历史”的可靠性及其价值，重视历史和战争情境的“背景性”和民间情怀，以此叙写一群眷恋土地的军人的生存浩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海飞没有被任何战争理念束缚住自己的想象，他懂得文学文本所应该担当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他才会呈现和保存住历史文本所忽视和无法完成的使命——为小人物立传，为弱小者立言。

回家，这个强烈的意绪，在不经意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和心理隐喻，它也仿佛一只偌大的容器，一下子就将无数颗心聚拢在一起，衍生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回家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衍生成另一种动力。一个堪称经典的场景，体现出海飞的叙事美学倾向。小说叙述“联队”在参与最后一次对日军的堵截，并对日军进行重创之后，陈岭北抱着黄灿灿的断臂回到“丹桂房”家乡，这时的家园已经破碎，寡嫂棉花不堪日军凌辱自尽而死，斩断了陈岭北最终的梦想。精神的家园，在内心深处顷刻间化为乌有。生命个体的追求无法与命运同构，生死之间，聚散之间，在战争的残忍面前，永远存在着一个悲剧美学构造，这成为海飞叙事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修辞。可见，海飞所“虚构”的故事，不是可疑的“神话”和幻象，没有粉饰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气息，而是具有了诗性的品质、抒情性情境结构。从而，这场惨烈的战争，既没有被简单化和净化地处理，也没有在海飞的叙事中衍变为战争的暴力美学。叙述仿佛一只细腻的手掌，抚慰着战争制造的裂痕、褶皱、凸凹、沧桑，发掘出人性、人的命运与周遭世界的嘈杂和变异，人物间情感的变奏，丝丝缕缕，起伏跌宕，荡气回肠。在叙事上，海飞不纠缠，不刻意，只是竭力地做“写真”式呈现，注意把握不同情景的叙事节奏。他力求在一种单纯的底色上，呈现战争的种种“奇观”和可能性，往事经过日常化处理之后，看上去是一种简洁的“平叙”，采取“轻”的笔墨，写出战争之“重”，而话语背后却隐含着更强的文本内暴力。海飞的小说语言平实、舒展，没有被所谓“现代性话语”所侵蚀和改造，对于使用什么样的话语表现战争，他有自己的理解，并行之有效地去实践。

我相信，海飞与所有的战争或历史的讲述者一样，他们都会意识到：历史就雕刻在现实之中，现实也永远摆脱不掉历史的玄机，也必然会宿命般地被记忆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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