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雄安新区的问题要跳出雄安看雄安

讨论雄安新区的问题要跳出雄安看雄安

中央设立雄安新区是个“大手笔”，讨论雄安新区的问题要跳出雄安看雄安。从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我国目前的发展进入了第五繁荣期；每个繁荣期都有大建设、大发展。国际上，也有“跳出原有城市建新区”的做法，如伦敦就是如此。一些专家把设立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新区相比较。应当认识到，中央决策不仅落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形上，而是要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两翼之一；设立雄安新区，是深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举措，是要将京津冀联系在一起发展成一个大的城市群。

继改革开放之初以深圳特区为代表的珠三角开放、90年代初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长三角设立之后，规划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握大势，亲自谋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之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对全局和长远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雄安新区地处京津冀腹地，综合考虑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因素，有较多优势。与北京、天津距离较近，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现有和已经规划建设的多条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容易形成到北京、天津、石家庄的半小时通勤圈；生态环境优良，水资源丰富，拥有华北平原的最大淡水湖白洋淀及其湿地生态系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可满足区域生态用水需求；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首选之地。京津冀区域还具有较好的创新驱动增长的条件：北京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天津拥有较强的先进制造能力，河北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京津冀也是全国人才资源和资金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探索缓解“大城市病”的需要。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发展环境更优的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起形成新的两翼；可以吸引部分功能在集中承载地集聚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使之“瘦身健体”；另一方面，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并由此前的“零售”模式转化为“批发”，可以避免零打碎敲、盲目布局，收到提升疏解效率的作用。与无序的分散承接转移相比，集中承载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并实现内涵集约发展。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需要；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举措。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可以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以集聚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国际创新要素，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可以引导发展动力转型，从外需和技术引进，进一步向注重扩大内需和自主创新、内生发展的模式转变；可以从需求侧驱动，进一步向供给侧驱动转变；可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国内领先的科技新城。通过推进简政放权、管放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全国其他地区作出表率和示范。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需要。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及与之相配套的部分优质公共服务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彻底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的扭曲性配置的矛盾；进一步强化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优化整合现有城镇体系，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而不是大搞房地产开发、更不是炒房淘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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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促进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的需要。尽管我国对外开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但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不协调，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发展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缩影。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通过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升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提升河北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质量效益，缩小河北与京津两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区域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总之，通过搭建一定的平台，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营造相对有利的吸引创新资源和创业投资的环境，逐步吸引科技成果和创新主体进入，通过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促进雄安新区发展的同时，促进京津冀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促进雄安新区绿色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的重点任务之一，是着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增长新动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