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是我国航天事业60余年发展的一个缩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我国成功发射入轨的百余颗卫星中,由孙家栋主持研制的卫星就多达30多颗。他的人生还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多个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
这位妻子眼里的“半夜望月”者,有着怎样的梦之途?
吃红烧肉让他与航天结缘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祖籍山东牟平,祖上‘闯关东,父辈起就生长于东北,说话一口东北腔。”这是传记文学作家殷允岭对孙家栋的描述。
孙家栋生于1929年4月8日,3岁时,随父亲迁往哈尔滨,后又迁往营口。
孙家栋的一段童年经历显示出他非凡的毅力。1935年,孙家栋上了学,和母亲一样,他也是左撇子,不被学校接受,两周以后退了学。不过,一年以后,孙家栋就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右手。到营口上学后,他已可左右开弓打乒乓球,而且各科成绩优异。
可能孙家栋自己也没想到,大学时一次吃红烧肉的经历,竟让他和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學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锦州大学。1947年冬,受战事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北老爷庙村。
在此次沈阳旅途中,孙家栋的一个念头决定了他的巧遇和人生前途。当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三哥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孙家栋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都回家吃团圆饭去了,得知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平时难得一尝的红烧肉后,再回姐姐家,便留下了。未料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为在场学生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空军要来招人,且当晚就要赶往北京!孙家栋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当时可没想到,贪吃也会“贪”出一条传奇航天路。
亲耳听到“八九点钟太阳”之比喻
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状元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照片。
原来,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每年把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状元榜”,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并每年往上挪一次。等到顶尖级的照片所剩无几之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时,最后胜出的顶尖“状元”,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头像奖章。
这枚奖章对学院所有学生来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获奖者可以比普通学生获得高一级军衔,优选自己满意的工作,还可以带双份工资休假3个月。孙家栋毕业前便获得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屈指可数。
留学期间,最让孙家栋激动的日子莫过于1957年11月17日。当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接见了全体留学生。他终生难忘主席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跟钱学森习得“严谨”一课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接触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在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让“东方红一号”轻装升空
1967年,孙家栋迎来航天路上的第一次辉煌。他被钱学森点将,调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
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关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一次会上,孙家栋大胆地提出了“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着毛主席金属像章”的难题。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发表不同意见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孙家栋说:“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可能会由于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卫星的整体重量,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周总理的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悬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它还将《东方红》乐曲送上太空。
“换角”成为活跃于国际航天界的谈判代表
“东方红一号”升空以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国卫星事业的首次连在一起。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两次孙家栋都是总设计师。1986年4月,他还担任我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领导我国卫星科研工作的同时,孙家栋也开始了自己角色的转换。
1984年1月底,孙家栋正在参与“东方红二号”的发射,航天部部长张钧要他立即返京,前往德国访问。因为德国政府力促与中国签订一个航天合作协议书,并且点名要孙家栋赴德谈判。孙家栋不负众望,成功获得向德国多个卫星高科技企业派员学习的机会。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运载火箭将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商业发射服务。几乎同时,孙家栋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从此,他更多地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活跃在国际航天界。
中国宣布提供火箭发射国际服务的第二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和“德尔塔”运载火箭以及欧洲“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不少国家将目光投向中国。
1988年11月,经与美国休斯敦公司谈判,中国签订了用“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澳大利亚两颗通信卫星的合同书。1989年1月,同中国香港亚洲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书。但休斯敦公司告诉中方,只有美国政府发放卫星许可证,才能履行合同。
此前,美国政府提出,中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卫星发射服务协定以后,他们才能发许可证。为此,中国航天部等部委组成中国代表团,由孙家栋任团长,于1988年10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谈判,最后确定:双方签署3份协议备忘录。12月7日,孙家栋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12天后签下3份备忘录。
一个月后,中美又签署正式的“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的协议书。孙家栋多次奔走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多项谈判。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成功发射升空。此后,中国陆续为法国、巴基斯坦、德国、巴西等提供火箭、卫星服务。
挑起探月工程总设计师重担
2000年,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频繁地找孙家栋。这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满怀神圣的使命感,在一起谋划着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思路。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极大兴趣的中国科学院欧阳自远院士找来,一起切磋谋划探月工程实施的事情。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的总体大师,他在航天发展新跨越的重要历史关头,又一次提出了独到见解。
2004年2月25日,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于今日起正式实施。工程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此前四十多年,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的活动,而探月工程则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孙家栋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充分酝酿后认为,绕月探测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月球这个离人类最近的天体,通过对月球由浅入深的了解,促进航天工程技术带动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向更深更广领域迈进。孙家栋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在工程方面考虑得最多的问题,自然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孙家栋认为,以前几十年我们所搞的航天工程,全部都是围绕地球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应用,而探月工程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研究的第一次。中国探月工程虽然比美国、俄罗斯晚了40多年,但要在科学上走出中国的创新特色,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识,为详细探测和资源开发打好基础,就要有所创新,起码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根据循序渐进的科学研究原则,探月工程将按照“绕”“落”“回”三步走的原则分步实施,这样不仅可以填补中国在月球及行星探测方面的空白,而且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缩短距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耄耋之年仍有航天梦
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孙家栋对星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有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沉默寡言,日思夜想。好几次或是半夜或是凌晨,老伴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非常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是到阳台上看那挂在空中的月亮。他仔细看着月亮慢慢地移动,心里在琢磨月亮与探月技术总体的相关联系。有时他在窗前一站竟是几个小时,折腾得老伴也睡不踏实,一会儿要给他披衣服,一会儿要给他搬椅子。但有一条不变—老伴会看他的眼色行事,绝不敢打乱他的思绪,惹他不高兴。
有一次,孙家栋在阳台上从后半夜一直站到了天空泛白、月亮轮廓变淡,老伴才打趣地说:“月亮可真好看。看够了?看出名堂了?是不是该吃早饭了?”这时,他却似乎依然没有倦意,早饭比平常吃得还要多。
孙家栋吸引人们目光的,不仅仅是他的科技成果和科研历程,更有他的人生轨迹、他为祖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同志的真诚。当你与他交谈时,你会被带入一种宽松融洽的探讨氛围,感受到他宽阔的胸怀、深厚的修养、与人为善的美德。孙家栋的品德赢得了周围人们的敬重、信任与亲近。几十年来,他没有为名利所左右,不斷地选择有价值的人生,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事业上更大的成功。
年逾古稀时,孙家栋仍壮心不已,不能停止航天之路上的探索。很多人不理解,问他:早已功成名就的您为什么还要接受一项又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辉煌的航天生涯就有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探月工程是中国涉足深空探测的开始,很多新的课题和困难再次摆在了孙家栋面前。“距离远了,我们的无线通信能不能跟得上?产品的精度、准确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2007年10月24日,中国探月卫星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当成功的消息传到指挥控制室,大家欢呼跳跃之时,孙家栋却悄悄地背过身子,流下了眼泪……
如今,孙家栋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