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印度喀拉拉邦两处出土中国文物遗址的调查与收获

冀洛源研故究宫方博向物为院宋器元物明部考馆古员，

二〇一四年印度喀拉拉邦两处出土中国文物遗址的调查与收获

冀洛源研故究宫方博向物为院宋器元物明部考馆古员，

喀拉拉邦︵Kerala︶是印度二十九邦之一，位于印度半岛西南角，西为阿拉伯海︵拉克沙群岛海︶，东为西高止山脉西麓，南北狭长。其人口居全印第十二，全境为马来亚拉姆︵Malayalam︶方言区，首府是位于喀拉拉邦南部的特里

凡特朗︵Thiruvananthapuram︶，其他主要城市自南而北有奎隆︵Kollam︶、柯钦︵Kochi︶、德里久尔︵Thrissur︶和科泽科德︵Kozhikode︶。

二〇一四年二月，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在位于奎隆市区西部的奎隆港口︵Kollam Port︶，随着港口挖深、扩建工程，陆续发现大量水下出土的古代遗物。这批遗物以印度本地陶器为主，除了印度的铜币，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两河流域的陶器，同时还有来自中国的瓷器残片与大量铜钱。同年四月，喀拉

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在位于柯钦市以北帕特南遗址︵Pattanam Site︶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中国瓷器残片，在同一地层，还出土有来自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陶瓷器、玻璃器等文物。

二〇一四年五月，故宫博物院受邀与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合作，第一时间对这两处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这两批经科学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中国文物进行了初步分类、记录、绘图及科技检测等一系列整理工作。整理成果显示，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铜钱，年代约在八至十四世纪；瓷器残片包含了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十至十四世纪；帕特南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主要是十五至十九世纪产自江西、福建的产品。

这两处临海的遗址，以及出土地点明确、年代相接的中国文物，为我们认识十至十九世纪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下面就以初步调查、整理的成果为基础，对这两处遗址及其出土的中国文物做简要介绍。

奎隆港口遗址及出土的中国文物

奎隆港口位于今奎隆市区西部海岸，是印度二十大港口之一，也是喀拉拉邦第二大港口，现代码头长约一百七十七米，宽约十二米，吃水深度约六点五米。二〇一四年二月开始，港口拟对码头进行扩建，在中部偏北的靠岸位置开始向下挖沙，挖至水下约四点五至八米深处，在沙土中发现大量陶、瓷及金属质文物。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对此高度关注，遣专人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跟踪收集。

奎隆港口现状

奎隆港口遗址及帕特南遗址区位图

奎隆港口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瓷器残片

奎隆港口出土的磁灶窑褐色釉瓷器残片

奎隆港口出土的大垅窑、二垅窑青灰釉瓷器残片

迄今，奎隆港口遗址出土陶、瓷残片已约万余件，金属文物约千余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本地生产的红砂胎陶器。印度本土以外的文物，还包括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彩色玻璃装饰物，以及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铜钱、孔雀蓝釉陶器。同时出土的中国文物，包括五百多件瓷器残片，以及一千三百多枚铜钱︵含残件︶。

瓷器残片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色釉、白釉、黑釉、青白瓷等几类。其中青瓷数量较多，器型有碗、盘、折沿盘、瓶、壶等，釉面结晶，灰胎、胎质致密，属元至明初时期︵十二～十四世纪︶龙泉窑产品。青釉釉下褐彩仅见一碗底，胎质较松，含杂质，以褐彩写意花卉，是元末福建磁灶窑的产品。褐色釉器物最多，器型包括碗、盘、瓶、壶、罐，釉呈深褐色，多数已剥落，胎质较粗且含沙，同属福建磁灶窑元明时期︵十二～十四世纪︶的产品。青灰釉器物的器型以碗为主，为大垅窑、二垅窑等窑厂于元明时期︵十二～十四世纪︶烧造的产品。黑釉器物较多，器型包括碗、壶、罐等，应是元明时期︵十二～十四世纪︶产自广东地区的产品。青白瓷仅见几片，可辨器型有碗，应是北宋早期︵十～十一世纪︶繁昌窑的产品。

奎隆港口出土的“开元通宝”

奎隆港口出土的“祥符通宝”、“祥符元宝”

奎隆港口出土的“建炎通宝”

铜钱大部分完好，少量残损，根据其铸文所示年代，可分为四组。第一组是﹁货泉﹂，一枚。第二组包括一枚﹁乾元重宝﹂，以及四十余枚﹁开元通宝﹂，部分﹁开元通宝﹂背印月牙，另有几枚印﹁洛﹂或﹁京﹂字。第三组是两宋时期的铜钱，包括北宋的﹁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天圣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皇宋元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熙宁重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政和通宝﹂、﹁崇宁重宝﹂，以及南宋的﹁建炎通宝﹂、﹁绍兴通宝﹂、﹁绍兴元宝﹂、﹁乾道元宝﹂、﹁绍熙元宝﹂、﹁淳熙元宝﹂、﹁庆元通宝﹂、﹁嘉泰通宝﹂、﹁开禧通宝﹂、﹁嘉定通宝﹂、﹁咸淳元宝﹂、﹁大宋元宝﹂、﹁绍定元宝﹂、﹁绍定通宝﹂、﹁开庆通宝﹂、﹁景定元宝﹂、﹁淳祐元宝﹂、﹁明道元宝﹂、﹁至道元宝﹂。总计约一千两百余枚。第四组是﹁至大通宝﹂，一枚。

综上，奎隆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包含了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十至十四世纪。铜钱的铸造年代约在一世纪至十四世纪初，而出土数量最多的钱币出自八至十三世纪。这也是目前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年代序列较为明确、来自同一国家的唯一一批文物。结合文献记录与出土瓷器与铜钱的情况，我们对奎隆港口遗址及其出土的中国文物有如下三点认识：第一，根据印度历史学家的考证，今天的奎隆港口始建于九世纪中叶。︵V. NagamAiya, Travancore State Manual, 1906 CE. Revised by T.K.Velupillai in 1940︶港口遗址新出土的几枚注辇王国︵Chola Dynasty︶钱币可印证这一时期奎隆属于注辇国的管辖。︽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记载：﹁注辇国东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故里……﹂说明西南印度的注辇国有部落名﹁故里﹂，其名称与位置均与今天的奎隆相近。同卷还记载注辇国与北宋之间商船往来情况云：﹁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贺。三文等以盘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座前，降殿再拜，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其国主表曰：臣罗茶罗乍言，

昨遇︵舟同︶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钜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统，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升闻，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语幸闻，辄倾就日之诚，仰露朝天之款。﹂

如今在奎隆港口内发现的大批九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及钱币，可以印证上述对中印间商贸往来路经西南印度的记录，并确认奎隆港口遗址应是注辇国故里部一处重要的停靠海运船队的港口。

从奎隆港口出土的中国文物来看，在十至十四世纪，中国与西南印度或以西地区的贸易活动十分繁荣，并以瓷器贸易为代表。中国出口的瓷器品种丰富，有越窑青瓷、青白瓷、龙泉青瓷、福建仿龙泉青瓷、磁灶窑褐釉、磁灶窑青釉釉下褐彩、广东青褐釉、青花等品种。从瓷器产地看，浙江龙泉、福建磁灶的产品最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宋至元代，浙江、福建地区在中国对外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千三百多枚中国钱币中，虽然两宋时期的钱币超过九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元代铜钱的比例不大，特别是元代暂仅见一枚﹁至大通宝﹂。这种在同一历史时期出土陶瓷的商品数量与钱币数量的差异，或许是元代货币政策变化在对外贸易中的具体体现。

奎隆港口出土的孔雀蓝釉器物残片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王光尧研究馆员整理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文物

此外，奎隆港口遗址除出土印、中文物外，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地中海、伊斯兰地区的文物。其中，有几件孔雀蓝釉器物残片，与福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瓶基本相同，年代不晚于十世纪中叶。︵王振镛、杨作鉴︽刘华墓出土文物︾，︽福建论坛︾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这一现象表明，奎隆港口遗址是一处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而非仅是中印贸易的终点，这为我们准确勾勒十世纪以来印度西海岸的航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帕特南遗址及出土的中国文物

帕特南︵Pattanam︶遗址位于柯钦市︵Kochi︶帕拉沃尔镇︵Paravoor︶西北，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首个经过科学考古调查，并已经进行长期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迄今，经连续七年︵二〇〇七年～二〇一四年︶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七百七十一平方米，分布在一千米见方区域内的各处发掘地点均揭露出叠压关系明确的文化层与相关遗迹。

从遗迹与出土遗物来看，帕特南遗址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参见Interim Report Pattanam Excavations 2007-2014︶

第一期，即该遗址的早期，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这一期的遗迹主要是直接在古岸边沙滩上的房址、码头以及木船，文化层堆积厚约一米，出土大量来自罗马的陶器、钱币、金属器、玻璃器、装饰物以及来自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从遗址的分布及建筑情况来看，这应是印度西南海岸边一处中小型的聚落，其出土的产自罗马的红陶器达九千多片，是迄今所知整个印度洋地区出土该类陶器最多的遗址。可见在这一时期，印度与罗马之间交通线的繁忙程度，而这也是帕特南逐渐成为沿海重镇的开始。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王光尧研究馆员在帕特南遗址第一期地层进行发掘

二〇一四年帕特南遗址发掘探方

第二期的文化层，叠压在公元四世纪以前的文化层之上。整个地层以黄褐或灰黑砂土相间的地层为主，包含物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发现有红砖墙以及多为红烧土的建筑物地面。出土物主要是印度当地的夹砂红陶，以及极少数来自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从这些孔雀蓝釉器物的造型及釉色看，约在九至十世纪。

第三期的文化层在表土之下，厚不到一米。出土物虽仍然以印度当地生产的红陶器为主，但可供断代的标准器却是来自中国十六至二十世纪的瓷器，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其中，中国瓷器主要包括青花、白瓷、釉上彩瓷等，产地分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约从万历时期开始直至清代晚期，以福建德化窑瓷器、漳州窑产品为最多。

帕特南遗址作为印度西南海岸边一处聚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持续有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文物出土，形成了反映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考古文化面貌。因此，对帕特南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系统研究，既是重建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基础工作，同时对于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历史更具有重要意义。

在帕特南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中，万历时期的青花、早于克拉克风格的瓷器单独出土，这应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有关。其后，福建窑场的产品开始增多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出的还有约属于十七世纪的荷兰瓷器，这表明荷兰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并与荷兰人所记他们只能在九龙江口获取福建瓷窑场产品的情况相符合。

从帕特南遗址的规模以及所出中国瓷器的情况来看，这里并非最重要的港口。﹁帕特南﹂即泰米尔语集镇、市场之意，与喀拉拉邦本地语言马来亚拉姆语中的意义相同。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作为小型的聚落，还是小型的集镇，帕特南遗址周边必定有更大型的市场、城市或者港口存在。帕特南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寻位置较奎隆港口偏北、年代较奎隆港口略晚的航线与港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上述两处遗址的相关发掘等工作，是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后，首次海外考古合作交流的课题。通过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调查与发掘，我们获得了大量新发现的一手田野考古资料，其中帕特南遗址及奎隆港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印度西海岸出土中国古代文物遗址地点的空白，对于了解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参与世界海上贸易及文化交流历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迁历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科研价值。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喀拉拉邦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申请在奎隆港口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勘察、田野发掘，已经获得印度国家考古局批准立项。相信随着即将展开的专项考古发掘工作，将会有更多遗址、遗物材料出现，为我们全面了解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悠久、壮阔的文化交流历史提供参考。︵本

文所涉图片，除遗址区位图外皆为冀洛源摄︶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组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团队在奎隆港口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