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的出场路径及其理论意义

蒋红群

摘 要：启蒙理性所预设的理论逻辑是：在全球化的扩张下，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发展都会趋同于西方现代性，形成一元现代性的图景。多元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西方一元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多元现代性”观念认为，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现代性，也不会趋同于西方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观念为人们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多元现代性”观念打破了欧美国家对现代性的垄断话语，为非西方国家突破西方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多元现代性”观念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深化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认识；第三，“多元现代性“观念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为现代性从多元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提供了合法性论证。

关键词：启蒙理性；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方案；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78-03

启蒙理性的理论逻辑认为，在全球化的扩张下，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会趋同于西方现代性，形成一元现代性的图景。“多元现代性”的兴起打破了这种话语霸权，对其加以研究对于现代性的文明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启蒙理性与一元现代性

现代性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在追求主体的自由与思想的解放中，以公开的理性破除了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宗教的迷信与盲从，为谋求与传统决裂的现代性奠定了理性化基础。“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1]3在启蒙的理性时代，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是个例外）都把启蒙理性视为现代性的生成基础，并对西方现代性的壮丽日出充满自信和期待。

然而，黑格尔逝世后不久，启蒙理性连同西方现代性一起受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家的怀疑与批判。原因在于，“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1。如果说启蒙理性的力量势不可挡地摧毁了宗教的神话，唤醒了现代性的潜在力量，那么，启蒙理性的辩证法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膨胀，则使理性自身蜕变成了神话，甚至使现代性孕育出了自我毁灭的危险。正因如此，哲学家们往往把启蒙理性当作现代性批判的首要对象。从尼采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观念的极度贬抑，到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之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深沉忧虑，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阴暗面的猛烈抨击，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彻底解构，理性现代性一直是现代性批判的主流话语。

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西方许多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深信，启蒙理性是现代性的原动力，没有启蒙理性，就没有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这样一来，启蒙理性所预设的理论逻辑就产生了：启蒙理性所推动的现代性只能是单数的，而非复数的，现代性只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现代性（single modernity）。所谓一元现代性，就是说一切民族和国家，其现代性的生成与演变、内涵与品格，皆以启蒙理性为轴心，趋同于启蒙理性所预设的西方现代性方案，最终形成一幅单一的一元现代性图景。按此逻辑，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最终会使“欧洲或西方的原初现代性方案取得霸权地位，产生出一个单一的世界”[3]90。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多元现代性及其出场路径

“一元现代性”观念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首先遭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批判。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消解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西方现代性霸权对边缘群体和他者文明的排挤，肯定现代性差异、多元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鞭辟入里的批判，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西方现代性的霸权话语，还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的出场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那么，何谓多元现代性？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作为“多元现代性”的著名研究者，在其扛鼎之作《反思现代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3]91这意味着，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现代性，也不会趋同于西方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依据和文化根源。

（一）从历史维度看，多元现代性的形成是全球化扩张的最终趋势

现代性虽起源于西欧，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现代性至今已经成为一切民族和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历史是它“首先在西欧成形，然后扩张到欧洲其他地区，扩张到美洲，后来扩张到整个世界”[3]8。二战结束后，随着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成功和殖民主义的全面瓦解，全球化所推动的现代性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变：现代性渐渐突破一元现代性的窠臼，朝多元的方向发展。原因在于，独立发展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现代性方案加以取舍和重构，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发展模式。由此可见，全球化蔓延的最终趋势产生的是以多种现代文明为基点的多元现代性，而这恰恰证伪了一元现代性趋势的确定性。

（二）从现实维度看，多元现代性是当代不同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现代化与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4]37。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4]36。然而，二戰后的现实却是，尽管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有其共性，譬如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法制化等，但是各个国家具体的现代化方案及其实现途径却不尽相同。就当前而言，比较经典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西欧模式、日本模式、中国模式、印度模式等。在这些较为成熟的现代化模式中，每一个国家具体的现代化模式都有其差异，而中国、印度等国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突破不仅为其他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欧美的具体参照，而且证明了欠发达国家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完全可能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性经济方案、政治方案和文化方案——这无疑又加剧了现代性的多元趋势。

（三）从文化维度看，多元现代性是现代性多元文化方案的推动结果

“多元现代性”观念相信，“尽管文化差异一直存在，但是，使我们时代与过去时代相区别的，是对文化遗产呼吁的倾听意愿，这种呼吁不仅是对现代性的保守回应，而且是全球化现代性的条件”[5]。这意味着，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兼容并蓄和有效整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取不趋同于欧美的现代性文化方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西化”和“美国化”，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已经把推广本国文化作为抵制文化殖民和增强本土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进一步说，文化全球化不再可能是单一的文化同质过程，相反，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平等的文化对话，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这将对现代性的多元走向起到推动作用。

三、多元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现代性由中心向边缘、由统一到多元的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21世纪的人们不应只谈一种现代性及其发展模式。“多元现代性”观念代表了长期被西方边缘化的民族和国家的声音，从“多元现代性”观念反思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不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多元现代性”观念打破了欧美国家对现代性的垄断话语，为非西方国家突破西方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多元现代性”观念并不否认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当代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参照作用，但同时又反对西方一元现代性的“趋同论”，鼓励非西方国家通过挖掘本土资源开创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性。此外，“多元现代性”观念十分重视欧洲文明之外的东亚文明、印度文明和美洲文明，认为这些文明将以“在场”的方式影响现代性的多元发展。在此广阔背景下，西方现代性“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它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4]105。这便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欧美国家对现代性的垄断话语权。事实上，中国现代性模式的巨大成功，确切地印证了多元现代性图景的真实性、可靠性。显然，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区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经验、传统文化和社会理想，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成就，用事实证明了多元现代性的任何一元都有其独一无二的身份地位和不可估量的发展潜能。

第二，“多元现代性”观念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深化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认识。西方现代性“最主要体现为启蒙主义理性至上的原则”[4]73。一方面，启蒙理性为现代性鸣锣开道，使当代人享受着巨大的现代性成果；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狂妄自大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现代人道德隐忧等诸多现代性困境。现代性更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4]67。但是，“多元现代性”观念并不止于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当启蒙理性遭到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强烈质疑时，“多元现代性”观念则站在哈贝马斯的立场上，希望人们能够继续挖掘启蒙理性遗留给当代人的精神资源。对于这一点，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指出：“从儒家的立场看，自由、理性、法治、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价值，不管你的视野多么狭隘、抗拒西方的心态是多么强烈，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价值。”[6]65一言以蔽之，“多元现代性”观念强调超越启蒙心态，但必须珍视启蒙心态。这种对西方启蒙理性既批判又重视的开阔视野，无疑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启蒙理性所创造的合理价值，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第三，“多元现代性“观念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为现代性从多元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如果说以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主要是囿于启蒙理性内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边缘化了其他文化的话，那么，“多元现代性”观念则主张以广阔的心态，从非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现代性发展的精神资源。其理由是，现代性的建构虽然离不开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但从长远来看，却更需要一种能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基于这一目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尤其注重地方性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当代现代性建构的巨大潜能。更确切地说，我们不仅要重新反思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和现代性的相关性，而且要主动从多种文明的平等对话中进行文化的交流碰撞，挖掘出与西方文化互补的更有包容性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念，最终“在多元文明的基点上对主流强势的西方启蒙心态进行一种同情理解，进而反省批评、拓展其视野，并丰富其精神资源”[6]18。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在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时，必须重视其传统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因为没有一种现代性能够建构在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荒芜之上，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亦是如此。这无疑是“多元现代性”观念留给人们的又一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S.N.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阿瑞夫·德里克.全球化的现代性、文化及普世主义的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6]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