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依赖
——一个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

葛 亮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1121；2.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精英依赖
——一个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

葛 亮1，2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1121；2.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当前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研究相对少见。通过理事会研究内部治理不适应本土经验，应当以精英个体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多学科理论为基础，首先形成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能力依赖、精英价值依赖三条分析路径。以这三条路径分析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实际运行逻辑，形成命题如下：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资源依赖影响精英价值依赖；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能力依赖；精英依赖是对精英及非正式关系的依赖。

精英依赖；社会服务；资源依赖；价值依赖；能力依赖

一、 问题的提出

由于政策层面的利好，中国社会组织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于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与实践层面的社会组织井喷式发展相伴，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这可以说是政策驱动和实践刺激的双重效应。相关研究较为关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1-2][3]72，以及由此衍伸的社会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4-5]。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受到学界热捧，经久不衰。近些年来，受新政策的驱动，“治理”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开始进入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当“社会组织”与“治理”作为关键词一同进入研究，形成的研究问题总结起来可以包括两大类：治理社会组织，更多关注国家作为一个外部主体，是如何管控、管理、引导、促进(或限制)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社会组织治理，更多关注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外部主体，是如何与国家形成协同关系，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述两种研究问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路径、功能、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然而，从组织层面出发，对社会组织运行当中存在的众多现象进行描述、解释的研究相对较少。或者说，当治理业已作为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进入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后，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必然存在内部治理。而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既不同于治理社会组织，也不同于社会组织治理。

理事会是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西方学术界对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关注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主题，包括法律情境、理事会的构成、理事会与组织成员的关系、理事会的角色和责任、理事会绩效等[6]。实际上，将治理用于非营利组织运作的研究在西方理论话语中是有明确指向的。有学者指出：“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似乎等同于理事会职能和角色的发挥与运用。[7]”也就是说，就非营利组织而言，治理的主体指向理事会。也有西方学者对此研究取向提出质疑，认为将治理仅仅用于对理事会在组织层面的研究是有显著局限的[8]。自1998年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理事会制度已经逐渐进入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度日益增高[9-12]。问题在于，通过理事会研究本土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最大的困难是在经验层面中西已然形成较大的差异：理事会在此类社会组织中往往形同虚设，组织精英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主导倾向。理事会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刚性力度，它没有阻挡“个人英雄主义治理模式”的出现[11]。在中国的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中，组织精英已经取代理事会成为组织运行的关键人物。正是基于这一本土经验，论及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盲目照搬西方研究取向，关注理事会在组织运作中的作用，也许并不一定能够发现组织的真正运行逻辑。

迄今为止，在对本土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研究中，对组织精英的研究较为罕见。在不多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特定种类社会组织中的精英或能人在发挥作用。理论上的决策机构在实际操作中将组织日常运行中的决定权让渡给个体精英。以农民专业协会为案例，“能人会员与普通会员在内部事务决策方面的权能，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13]”以产业协会等自组织为案例，将自组织中的能人现象嵌入中国关系社会特质下进行研究[14]。以草根组织为案例，“理事会等科层化的治理结构往往是形式层面的，真正发挥治理功能的更多是一种精英治理的模式。[15]”

本文试图用“精英依赖”对本土社会组织的实际领导主体做一窥视，并以此描述本土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中的实际运行逻辑。所谓精英，指的是在社会组织日常运行和长期发展中发挥实际影响力的组织决策者和掌控者。就经验层面来看，大多数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中的精英指的是秘书长。他领导组织成员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对组织事务进行决策，协调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所谓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是指，通过劳务为社会成员提供满足生活需要以及提升福利水平的民间组织。它的服务对象以老人、小孩、残疾人、复员军人及各种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但不限于上述人群。将其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相较社会团体、基金会等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此类组织从初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受组织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影响，个体精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对组织施加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政府职能转移及社会组织培育的双重大背景下，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它们往往由社会力量主导生成和运行，与政府机构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宏观政策的实施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选取的A组织，成立于2010年，位于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成立运行至今，该组织致力于社区养老服务，在社会组织领域业已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A组织由领导人Z一手发起创建。Z毕业于东南沿海城市211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获得本科学历。本科学习期间，Z受到较为浓厚的专业社会工作熏陶，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操作技能，都信奉科学社会工作的精神。由于对社会工作有着执着的追求，本科期间就已经跟随或参与老师领衔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包括聋哑儿童教育、孤寡老人生活照料、残疾人权利伸张等。在这一过程中，Z对服务项目的申报、价值建设、团队组建、项目对接、日常管理有着直接的接触，对资源筹措等关键环节也有所认识。本科毕业后，Z继续就读于985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在硕士学习期间，Z对社会工作实务保有持久的热情，深度介入导师与境内外机构合作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硕士毕业之后，Z进入一家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社工机构，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直至三年后，自己独立创建A组织。笔者深入该组织，参与其日常运行。本文所用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的观察资料，以及与Z的日常聊天与结构式访谈。

二、 分析路径

本文拟以精英个体为切入视角，对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进行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形成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能力依赖、精英价值依赖三条分析路径。传统意义上，管理学及其理论研究较多关注企业组织运行中的诸多问题。近些年来，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开始关注非营利组织或社会组织的组织运行问题。从其吸收相关的研究要素，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发展，是本文分析路径形成的重要来源。

(一) 精英资源依赖路径

组织资源是分析任何组织运行逻辑都不可避免要涉及的。近些年来，在组织研究中较为流行的资源分析主要有三股。其一，是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科中从资源依赖视角出发对本土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较为典型的研究结论包括非对称共生关系[16]、非平衡依赖关系[17]、非制度性依赖[3]76。社会组织与政府间亲和关系的形成依托于相互间对称或者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然而，现有文献对形成资源依赖的条件和机制较少深入研究。特别是就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现有文献多是从社会组织体量弱小、社会组织市场筹资能力不足的角度进行阐述。然而，社会组织体量弱小以及市场筹资能力不足的背后，仍可以继续探讨形成资源依赖的深入原因。是否可以从社会组织管理主体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或者，社会组织管理主体如何促成资源依赖的形成，都是现有研究留下的空间。

其二，是在管理学等学科中，运用菲佛和萨兰基克的组织资源依赖理论将企业组织置入环境，并对两者关系及组织内部运行问题进行研究。组织资源依赖理论对管理者的分析提示我们在研究社会组织时关注组织的精英领导者及其形成的资源依赖。该理论强调的是特定环境对组织资源的限制，进而控制组织，因而，管理者只是组织的“一个象征”[18]290。但是，菲佛和萨兰基克赋予管理者相当程度的能动性。一方面，管理者可以响应环境[18]293，即在环境为组织做的决策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自主决策[18]295，即事实上改变组织环境，或曰重构环境。管理者的确立，及其行为，降低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资源的不确定性。资源是管理者选择的资源，体现管理者意志，因此，这一研究引导本文在分析经验材料时，将组织精英与资源相结合构建分析路径。

其三，是在非营利领域中，西方学者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执行理事(Executive Director)与组织资源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有Ritchie等人的研究。它们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作为个体，非营利组织执行理事的个人直觉能力与组织的财务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19]。

根据上述三股研究源流，本文在确立分析路径时，将精英资源依赖作为分析社会组织内部运行的其中之一。这一路径下，研究工作不是单独关注社会组织的资源问题，也不是单独关注作为管理者的精英问题，而是通过分析精英的个体行为，解释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既包括组织在资源问题上对精英个体的依赖，也包括经由精英对外部特定资源渠道的依赖。

(二) 精英能力依赖路径

组织能力是管理学较为关注的内容。近些年来，企业组织能力有代表性的研究点包括企业内部的惯例、习俗等隐含契约[20]、技术创新和文化管理[21]、协调与整合能力以及重构与转型能力[22]等。这些研究聚焦于企业发展涉及的宏观组织能力，例如组织非正式规则、组织文化、组织弹性等方面。简言之，它们关注点的共通之处是超越单个个体的组织结构性特质。在这一脉络下，对组织能力的研究通常会选择性地忽略人在上述组织结构性特质中发挥的作用。当然，也有国内学者对组织能力的研究并未遵循上述脉络，例如，关注作为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23]。谭新生认为，资源对组织至关重要，对资源施加影响的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要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时间、成本、学习。而企业家精神是组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脉络的研究，并未否定结构性特质是组织能力的组成部分，但却突出强调组织中的个体精英之于组织能力的关键意义，对组织能力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把握。

事实上，对精英在组织能力构成中的强调在管理学中并不罕见。钱德勒把组织能力视作“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动力”[24]696，组织能力是由高中低三层人员的管理能力以及生产和经销等设施构成的，而前者“在组成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能力的所有能力中是最宝贵的”[24]33，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钱德勒的研究无论从正向还是负向都深刻关注组织精英之于组织能力的意义。他利用美、德两国案例阐述其关于高级管理精英之于组织能力乃至组织发展的关键作用，承认传统家族精英对于早期组织发展的积极意义。他也利用英国案例指明这一精英类型之于规模化程度加大背景下组织发展和革新的消极意义。与此同时，也有小型研究业已提出领导能力是非营利组织能力最核心要素的观点[25]。

本文将精英能力依赖作为研究路径之一，主要基于管理学对组织能力和管理精英的研究。现有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不同层次的组织能力以及精英在组织能力建构中的作用，但对组织能力的根源尚未作出充分论证。特别是，企业组织与我国当下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更多基于经验层面上组织的理性化和规模化运行，而后者很多时候处于连续统的另一端，那么两类组织的组织能力及其根源有何差异，这在理论层面尚有发展空间。

(三) 精英价值依赖路径

在社会组织领域中，对组织价值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一环。组织价值是组织存在的依据。一般而言，价值会被置于决定性的位置。它之于组织性质、组织战略、组织目标、组织发展，都发挥关键影响。价值可被视作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动力，并为其起步谋求生存空间[26]118。Knutsen通过对一家加拿大社会服务类非营利组织的经验研究发现，作为自我维持机制的价值(Value as a Self-Sustaining Mechanism)是将组织定性为非营利机构的关键标准[27]。因为，组织的价值是组织内部各种资源生成的机制。颇为相似，Moore也将价值视作决定组织特性的一个关键要素[28]。他认为组织战略是区分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标准，而组织战略则是由组织价值、组织合法性和支持、组织的操作性能力三者共同构成的。这其中，组织价值是核心要素。

尽管对于价值在社会组织中的决定作用有着较为一致性的认识，但对于社会组织的价值来源问题往往一致性地忽略。在理论上，社会组织被假定为社会需求的代言人，它为履行一定的社会使命而存在，社会组织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这是有说服力的。然而，Spates在对价值的历史研究梳理过后提请同仁注意，研究价值，一定要植根于自下而上的经验现实[29]。因此，如果将这一理论论断稍稍推向经验端，问题随之而来。特定社会组织代言特定社会需求，履行特定社会使命，进而反映特定社会价值，那么这一社会价值从何而来？或者说，特定社会价值是如何进入特定社会组织的？抑或，崔月琴和袁泉所指出的组织价值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张力[26]121，从何而来？当前我国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至少在发起之初，集中反映了组织精英的价值诉求。在其深入发展过程中，其价值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但其价值变迁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组织精英个体价值诉求的调整。尽管精英个体价值诉求往往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但它实际上是通过精英个体来改变组织的价值。

本文将精英价值依赖作为研究路径之一，既是基于价值在社会组织运行和研究中的核心位置，也是基于很多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介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本土经验现实。这一研究路径不是否定组织价值的稳定性，也不是否定组织价值的核心意义，而是着重引导关注组织精英通过建构、维护、更新组织价值进而运作整个组织的过程。

三、 精英依赖

(一) 精英资源依赖逻辑

A组织的资源筹措主要依靠Z的个人努力与私人关系，依托精英本人的精英资源依赖逻辑较为显著。精英在个体化的资源选择过程中，直接受精英个体价值决定。这意味着，当政府价值与精英个体价值一致时，精英才会为组织选择相应的政府资源。

在社工机构工作期间，Z一直注意积累相关方面的人脉，并思考如何筹措资源。事实上，Z对相关政策已有所了解，对基层政权组织的内在需求也有所掌握。根据该市民政局前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意见》，街道层面的主要任务是成立社会组织服务机构或支持型社会组织，而社区层面的主要任务是两年内不少于8家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街道还是社区，都缺乏Z这样的专业社工人才。因此，Z判断无论街道还是社区都对社会组织有较大的内在需求。成立一家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与基层政权价值相似或者价值一致，就有可能借助其资源优势存活并快速成长。

在一次学术会议的闲聊中，Z经导师介绍结识了街道书记。Z向书记概要性地介绍了他试图组建A组织的愿景和价值规划。街道书记旋即将其介绍给了所辖范围内的一位社区书记。社区书记对Z提出的价值构想较为感兴趣。通过与Z合作，社区书记能够较为容易地完成一部分社会组织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旦A组织运行情况良好，并形成品牌效应，也是社区书记的工作成绩。基于此，社区书记选择与Z合作，并向其投入资源。*主要包括：1.首期合作时间为两年，两年后社区有优先续约权；2.社区为A组织提供300平米的办公和运营场地，免除租金、水电费、通讯网络费；3.社区每年为A组织提供两人共计36000元的薪酬补贴。

社区书记对Z的专业能力、做事风格、愿景规划较为认可。他相信，只要有Z的亲自带领，A组织是可以发挥设想中的作用，社区投入资源是安全、可靠的。但由于社区书记的本届任期还剩两年，所以，依托于社区书记和Z之间个人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正式合同以两年为限。社区书记考虑到，如若要确保A组织运行良好，就一定要有Z的亲身参与。一旦Z的实际参与程度不深，A组织就可能面临运作上的风险，是否能够发挥如期作用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因此，社区通过减免部分费用以及货币实补的方式给予资源支持，其主要目标是坚定Z参与组织运行的决心。

然而，Z并不是对所有资源都来者不拒。换句话说，当资源蕴含价值与精英个体价值不一致时，该资源也可能会被精英拒绝。该市出台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试行)》。有敏锐的企业界人士曾经找到过Z，表示可由企业出资，Z持有相当比例的干股，成立社会企业性质的民办养老院，并由Z带领团队负责养老院的日常工作。这一倡议得到了社区书记的认可，此举可以提升该社区养老覆盖面，也可以提升养老水平；也得到了A组织成员的认可，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收入水平。但出于价值不一致的考虑，Z对此提议加以拒绝。他最主要的担忧在于，民营资本的介入可能会妨碍Z在组织内部灌输社会工作理念。在A组织的年度理事会上，无论来自社区的理事，还是学界的理事，抑或组织内部的理事，都曾劝说Z接受这一方案，但都未得到Z的同意。社区考虑到A组织之后还得由Z来负责具体运行，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事关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考核，也就勉强同意Z的态度。但社区书记也委婉表达过他的想法，Z把A组织视作个人的财产，过于从个人立场考虑问题。

(二) 精英价值依赖逻辑

在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中，组织价值往往来源于精英个体。在筹划构建A组织之前，Z对组织价值的构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个人经历。第一，设想中的组织应当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这是说，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应当把它的技术、专业、科学植入组织的日常运营。对专业价值的构想来源于Z的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第二，设想中的组织应当能够帮助贫困老人在生命末年过上体面且有意义的生活。这是说，扶助贫困老人的组织服务工作是以赋权——而不是仅仅送医送粮——为主旨的。对赋权的构想来源于Z的童年经历。Z来自于农村，祖辈以务农为生。爷爷奶奶虽然经济上不算宽裕，但终生以务农为生，生活悠然自得，积极向上，身体健康。Z后来将其与城市老人比较后感到，贫困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上的意义匮乏。对贫困老人的扶助，绝不仅仅在于提供柴米油盐和提供医疗帮助。需要从生命意义建构切入，对其加以赋权。

精英个体价值选择对组织资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Z谢绝了以A组织为基础筹建民办养老院的建议，选择不向资源彻底投降。权益性地妥协并不意味着Z对组织价值的放弃。相应地，对筹建民办养老院的谢绝意味着Z对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的否决。在Z看来，一旦走上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既定的组织价值很有可能会沦落为实现组织效益的工具。社会企业，它从性质上来看是企业，社会只是它的手段。只有维护A组织公益组织的性质不变，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组织价值不受根本性的侵蚀。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在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下，他个人对组织价值的设想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虽然精英个体价值决定精英资源依赖，但精英资源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英对组织价值的设计。Z对组织价值的两方面构想并没有完全实施，受社区这个资源来源的影响，有局部调整。一方面，是基于社区作为A组织资源渠道所施加的影响。Z的个人价值构想的确是吸引社区合作的重要原因，但从社区实际工作出发，其个人价值很难满足社区需求。社区的资源投入期待获得目标效益。社区关注如何在组织创建之后的短时间内向社区贫困老人提供可见的帮扶，并通过帮扶迅速提升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与Z试图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通过科学方法根本性地提升生命意义有些许差异。

另一方面，是基于社区书记通过私人关系对Z的劝说。理论上，理事会是A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组织价值也具有决定权。然而，社区书记从未试图通过理事会来解决组织价值的问题。相反，社区书记在与Z的日常交流中不断与其沟通，建立了亦公亦私的双重关系。通过这一关系，社区书记说服Z，首先建立起一家由其负责日常运行的社会组织，对于Z整个事业成长大有裨益。组织价值的调整，并非要求Z彻底放弃个人价值构想。暂时性地小幅调整个人价值构想，能够换取未来更大的资源空间，进而充分实现价值。

(三) 精英能力依赖逻辑

Z致力于维持A组织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从某种意义而言，维持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就是强化精英个人能力之于组织正常运行的意义。无论是人员的引进，还是日常工作的开展，都应当依托Z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个人能力。这实际上是突出精英能力依赖的逻辑。

社区书记在聊天中多次提醒Z，尽管组织规模不大，但要注意组织结构层面的建设工作。例如，对组织规章、分工职责、奖惩机制、微型科层化结构都应当有所涉及。但是，Z认为花太多精力在组织结构建设上是偏离组织中心工作的，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社会组织与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避免条条框框的东西。也不能学习政府部门会山会海的工作形式”。Z还认为，A组织规模不大，如果加大组织结构层面的建设力度，会破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相互认同感，不利于增强组织的战斗力；要做到“少了谁地球都转”，后期可以适当提高组织成员的个人综合能力，进而增强组织的适应性。由于五名组织成员都是自己的熟人，只要注意增加情感性沟通，就能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针对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能够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教会他们新东西，就能赋予工作能量。

之所以致力于维持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是因为Z希望通过个人与外部的私人联系实现组织资源的摄入，进而确保精英个体价值不受到威胁。他对外部资源的掌控有着较大的欲望，既享受通过个人联系桥接外部资源的工作状态，也担心组织规模及科层化结构吸引外部资源的可能性。根本问题在于，Z较为担心一旦组织规模扩大并伴以科层化结构，个人渠道的资源输入无法满足组织需求，个人之外特定资源的输入可能会改变组织既定价值；如果资源输入体量过大，也可能会倒逼组织科层化。

维持精英能力依赖逻辑背后的深层意蕴在于，不能因为组织结构改变进而改变资源来源直至威胁精英个体价值的地位，反之，应当保证精英个体价值之于整个组织具有可持续的统领性，从而形成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能力依赖的逻辑链条。在Z的设想中，A组织就是依托他个人价值建立、运行、发展的组织，是他实现个人社会工作专业理想的平台，是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的理想在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实现，组织结构应当围绕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实现，而不是相反。过于关注组织结构建设，很可能会严重威胁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实现。

四、 研究命题

本文旨在对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进行研究。这类组织往往是正式组织，但将其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内部治理方式进行比较，将会呈现较大差异。由于同为正式组织，本文在引入分析路径的过程中，直面资源、能力、价值这些组织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差异之处在于，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精英在资源、能力、价值这些路径中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研究的关键点就在于以精英个体为切入点，分析资源、能力、价值的实际运行逻辑。

命题1：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资源依赖影响精英价值依赖。

Kearns et al.通过经验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在对资源进行选择的时候，将非营利组织的价值视作其背后非常重要的驱动力[30]。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价值来源是精英个体，精英价值进一步决定组织资源的来源、方式，进而构成组织对精英资源的依赖。正是由于精英个体对特定价值的选择，才得以吸引特定资源，凭借价值与精英个体的相互依附，维持资源的稳定性。此时的组织资源内含了精英的人格化特质，也内含了精英战略选择。因此，要回到个体层面分析精英的秉性、道德、专业等个体化特征，以及这些个体化特质对于社会组织战略发展的影响。这一命题同时也承认，精英迫于资源压力，会对价值选择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妥协并不等同于放弃。精英价值往往是在精英个体自主性选择的框架内适度性地寻求与资源来源所蕴藏价值的折中一致。

这一命题与过往“资源/价值”关系的命题存在两大根本性差别。第一，过往对价值和资源的分析大多从组织层面进行聚焦。本文认为，组织层面的分析仍不足以充分解释价值和资源的来源、变迁等诸多问题。虽然，综观非营利组织领域中外研究成果，从个体层面出发分析组织关系[31]和组织运行较为罕见。但就本土经验而言，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往往成为精英个人抱负实现的载体，资源和价值同时承担组织和个体双重使命。资源和价值虽然是组织层面的要素，但本土经验中精英和组织的特殊倒置关系使得分析要以精英为起点。要厘清其运行逻辑，必须要降低分析层次，从微观个体，即以精英为切入视角，对价值和资源进行分析。

第二，这一命题扭转了过往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学中“资源/价值”的前后关系。至少在本土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中，这一关系更多呈现为“价值/资源”。近些年来，学界对资源在社会组织中的决定作用进行了肯定，既包括政策性的研究[32]，也包括经验性的研究[33]。应该说，上述结论的形成是基于两大立场。第一，社会组织类似于企业组织，是资源导向的。第二，社会组织总体弱小，是资源依赖的。本文通过经验研究并非试图推翻这两大潜在立场，而是说，从经验层面出发上述两大立场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第一，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导向是有差异的。企业组织的使命是效益，产生效益的源头是资源，因此，能催生效益的资源对于企业组织而言都是值得追求的。而社会组织的使命是实现价值，特定的资源有可能催生价值实现，也有可能催生价值偏离，因此，特定资源并不存在被社会组织追求的必然性。第二，社会组织总体弱小，但具体而言又是强大的。在政策层面规定基层政权需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背景下，一家特定的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使其成为基层组织追逐的对象。因此，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基层组织的资源具有吸引力，但不一定具有决定性。当前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多从其它学科移植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研究视角。这一命题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形成属于社会组织自己的研究视角。精英价值优先于精英资源，是从社会组织公益属性特点出发形成的部门视角，植根于社会组织的非逐利性。

命题2：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能力依赖。

实现组织价值是社会组织存在的根本目标，组织价值来源于精英个体，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从而具有精英价值依赖的特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精英对于以科层化为形态的组织理性化较为排斥，试图凭借精英个体及其通过个人影响培育的组织成员个人能力维持组织扁平化结构。

精英能力指个体化的能力，是相较于组织结构性力量而言的。科层化，根本在于形成超越个体能力的组织结构性力量。然而，组织结构性力量的产生，将会伴随出现组织规模扩大的现象以及外部资源持续输入的内在需求。一种情况下，组织规模性现象的存在迫使组织寻求稳定且规模的资源输入体量。另一种情况下，结构性力量也有可能较之个人能力更能吸引外部资源，从而形成结构性力量的资源路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特定资源具有特定价值导向，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取决于精英个体价值，当上述前后两类价值不一致时，为维持精英个体价值，资源选择将面临两难困境。反过来说，结构性力量很有可能会成为精英个体价值的严重威胁，它一经产生，就有可能基于资源压力使得组织运行偏离精英个体对价值的掌控。因此，出于对精英个体价值依赖的保护，精英主观上选择限制结构性力量的产生，通过精英个体能力维护个体价值依赖的纯洁性。

本文无意在精英个体能力和组织结构性力量之间做价值判断。无论是依赖精英个体能力，还是组织结构型力量，只要组织运行正常，都是合理的逻辑。关键问题在于，当下依赖精英个体能力只能保证组织规模不扩大情况下的正常运行。所有的经验都是基于这一基本前提。当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需要扩大规模以满足社会更广泛需求时，对精英依赖做出价值判断就成为必然选择，这种情况下，精英依赖是限制性因素。

命题3：精英依赖是对精英及非正式关系的依赖。

精英依赖，意味着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运行依托的是组织结构化力量之外的个体能力；个体能力是紧紧围绕组织精英及非正式关系形成的众多推动组织活动的要素。精英依赖是组织运行的逻辑，并不是指仅仅依靠精英个人就可以实现组织的正常运转，而是指推动组织正常运转的力量来自于精英个人及其与组织内成员和组织外个体的双重非正式关系。社会领域内部的非正式关系与市场领域内部的非正式关系既同质化，也异质化。关系的同质性在于交换双方的互惠，其异质性在于，社会领域中非正式关系的互惠依托于精英持有价值的独特性，以及互惠中的另一方对精英价值的认同或者部分认同。建立非正式关系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对精英个人的认可胜过对组织本身的认可，或者说，对组织的认可根本还是来源于对精英个人的认可。

精英与组织外个体是工具理性式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与市场领域中的互惠关系有类似之处，即以手段—目标为逻辑关系的相互交换。精英与组织外个体依托各自所在的组织单位，互为手段和目标，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相较市场领域互惠关系，这类互惠关系并不仅仅基于利益交换，还基于组织外个体对精英价值的有限认同。互惠关系的形成首先是在对精英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与此同时，价值认同是部分认同而非全盘认同。因此，这类互惠关系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弱。组织外个体只有寻找到具有相似价值的精英，替代性的互惠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而价值具有稀缺性，一旦互惠关系形成，就较为稳定。

精英与组织内成员是情感理性式同道关系。这种同道关系与沈毅笔下国有改制企业的朋友关系[34]有类似之处，即以组织为基础的互惠模式及由此衍生的情感取向。精英可以从同道关系中获取组织成员的投入，进而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组织成员可以从同道关系中获取实质性利益；精英和组织成员可以基于互利产生特殊式的情感连结。然而，同道关系与朋友关系的最大差异在于，朋友关系可以基于科层体系较为完善前提下领导和员工价值不一致，同道关系是基于科层体系不甚完善前提下的精英与组织成员价值一致。由于科层体系的存在，朋友关系往往蕴含了领导恩惠与员工回报的意蕴。而在同道关系中，精英与组织成员之间较少蕴含恩惠与回报意蕴，互利反映的是给予与回馈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相互间的价值认同，情感纽带在同道关系中更为显著。

五、 结 语

本文的分析路径形成于组织社会学、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等现有理论。现有理论虽然已经关注到资源、能力、价值在分析组织现象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研究我国的社会组织乃至其它组织而言，将“精英”融入上述分析要素非常有必要。换言之，资源依赖、能力依赖、价值依赖的进一步动因是什么，三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旧需要借由“精英”这类个体深入探索。

本文所指精英，大致指的是社会组织秘书长，他们往往是社会组织的发起者或实际控制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高校兴起之后，一大批相关人才以各种形式进入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主导组织发展，实践社会工作理念，成为组织“精英”。“精英”之于这类组织的意义将会愈发凸显。当前我国基层政府需要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因此，前者乐于成为后者的“出资人”。进而，两者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于企业中的经理人对出资人的听命，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中的“精英”因价值使得独立性始终是存在的，但由于资源问题，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政府“出资人”。因此，本文三个命题的大前提是社会组织“出资人”和“精英”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

“社会组织”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提法，它包含的组织类型极为丰富，各类组织间千差万别。倘若以整体的视角研究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至少在目前看来可能存在一定困难。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从总体来看，组织规模相对较小、组织结构相对扁平化、对秘书长等实际控制者依赖度较高。这类组织既区别于正规化的企业，但又是实实在在的正式组织。本文经验案例选择了一家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相应地，研究结论也限定于这类组织。

自2006年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确立“社会组织”的提法起，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这期间，对社会组织的研究较多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本文从宏观迈向中观，探索在组织层面研究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尝试从组织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描述和初步解释，希望对组织社会学和社会组织研究有所贡献。

[1]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5):73-89.

[2]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3):159-176.

[3]葛亮，朱力.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J].学习与实践,2012(12):70-77.

[4]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5):50-67.

[5]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4(6):98-123.

[6]OSTROWER F, STONE M M. Board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esearch trends, finding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M]//POWELL W, STEINBERG R.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2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110-120.

[7]马迎贤.非营利组织理事会：一个资源依赖视角的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4):81-86.

[8]CORNFORTH C. Nonprofit governance research: limitations of the focus on boards and suggestions for new directions[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2,41(6):1116-1135.

[9]刘宏鹏.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角色与责任研究——基于中美比较分析的视角[J].南开管理评论,2006(1):103-112.

[10]颜克高，陈晓春.国外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研究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08(6):92-95.

[11]田凯.中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制度的发展与运作[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2):139-144.

[12]田凯.西方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6):201-210.

[13]姜朋.农民专业协会的治理问题——基于能人依托型专业协会的观察与思考[J].中国农村观察,2008(5):30-36.

[14]罗家德.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86-101.

[15]崔月琴.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型—基于草根组织卡理斯玛现象的反思[J].学习与探索,2014(7):24-31.

[16]徐顽强.资源依赖视域下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14-19.

[17]汪锦军.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8(9):31-37.

[18]菲佛，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90-295.

[19]RITCHIE W J, KOIODINSKY R W, EASTWOOD K.Does executive intuition matt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7,36(1):140-155.

[20]陈然方.企业的组织能力理论刍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66-70.

[21]韵江，高良谋.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基于整合和协同演化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103-110.

[22]李忆，司有和.知识管理战略、组织能力与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6):69-76.

[23]谭新生.组织能力观与传统资源观的比较分析——对持续竞争优势的新阐释[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8):22-26.

[24]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5]常庆欣.治理、组织能力和非营利组织[J].中国行政管理,2006(11):95-97.

[26]崔月琴，袁泉.转型期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与迷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17-125.

[27]KNUTSEN W L.Value as a self-sustaining mechanism: why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and similar to private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3,42(5):985-1005.

[28]MOORE M H.Managing for value: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in for-profit, nonprofit,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0,29(1):183-204.

[29]SPATES J.The sociology of value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3,9(1):27-49.

[30]KEARNS K P, BELL D, DEEM B.How nonprofit leaders evaluate funding sourc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nonprofit leader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4,43(1):121-143.

[31]DELAAT J. Volunteering as linkage in the three sector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1987,16(1):97-111.

[32]马立，曹锦清.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6):71-77.

[33]陈祝平，杨涛.民间社会组织的资源、绩效及与外部主体良性互动——以恩派为个案[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10-116.

[34]沈毅.体制转型背景下的本土组织领导模式变迁——以某国有改制企业的组织“关系”实践为例[J].管理世界,2012(12):132-154.

(责任编辑 彭何芬)

Elite Dependency——An Operational Logic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ervice

GE Liang1,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ulturology，Party School of Committee of Zhejiang Province of CPC,“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on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Key Research Base of Social Sciences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1121, China)

There’s been relatively rar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for this, we should take the elite as an individual focus. Based on theories of multiply disciplines, three analytical paths are constructed: Elite dependency on value, elite dependency on resource, elite dependency on capability. The actual operational logic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ervice is as follows: elite dependency on value determines elite dependency on resource; elite dependency on resource disturbs elite dependency on value; elite dependency on value determines elite dependency on capability; elite dependency means dependency on elite as well as informal relationship.

elite dependency; social service; dependency on resource; dependency on value; dependency on capability

2017-01-2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社会自治的现实张力——以打车软件为例”(16NDJC256YB)

葛亮，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研究。

C916

A

1009-1505(2017)02-0111-11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