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凝视
——读《中国旅行记》

◇ 文·图 / 龙成鹏

彼岸的凝视
——读《中国旅行记》

◇ 文·图 / 龙成鹏

《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克拉克·阿裨尔著，刘海岩译

200多年前的英国和欧洲，已经建立起跟现代类似的国际社会的观念，所以，这两次访华都带着一群能文能武的人才。

能武的先姑且不论，使团中的文人写了不少行纪，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积累了第一手的知识和情报。

为什么要了解200年前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很多人不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曾先后两次派遣外交使团试图与清政府接触。

第一次是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第二次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两次使团在外交上的成绩，都微乎其微，其中第二次访华使团更是连皇帝（嘉庆）的面都没有见着。原因说起来十分简单。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致人都到了圆明园，就在觐见的当天早晨临时终止。

尽管外交上成绩不及格（双方都不爽），但文化上收获却不可谓不大。200多年前的英国和欧洲，已经建立起跟现代类似的国际社会的观念，所以，这两次访华都带着一群能文能武的人才。能武的先姑且不论，使团中的文人写了不少行纪，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积累了第一手的知识和情报。

放大一点说，重新阅读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这些早期著作，我们才能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包括误读）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进言之，今天中国要塑造新的大国形象，我们所遇到的来自西方的阻碍，追溯思想源头的话，就应该追溯到早期的交往历史，而了解历史最便捷的就是看当时人们留下的一手资料。《中国旅行记》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

《中国旅行记》写于1818年左右，所记的事情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经过。作者是一位36岁的随团外科医生，名叫克拉克·阿裨尔。在阿美士德使团中，阿裨尔地位比较低，名气也很小。对这次失败的外交，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他的另一重身份，在今天看来就更显得重要。

阿裨尔是一位博物学家，1816年随团到中国的时代，西方的博物学刚刚开始（提出进化论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这时才7岁），而中国则几乎没有博物学家来调查了解过。所以阿裨尔的中国博物学家之行，不仅对他本人的功名意义重大，对我们了解200多年前的中国，以及那时西方人如何看中国，意义也十分重大。

说到这里，要插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我们知道，法国的拿破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这句话，我们都乐于听到，尤其是今天。但拿破仑是怎么了解到中国的呢？

实际上，这就跟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归国后，随团副使斯当东等人写的行纪在西方畅销有关。据说，拿破仑读了这些书。而1816年阿裨尔参与的这次使团，返回欧洲时（1817年），在圣赫勒拉岛有短暂停留。停留的原因就是因为使团要去拜访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拿破仑。拿破仑为什么在这里？是因为他在两年前（1815年）被英国等国的联军打败（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软禁于此。他们为什么拜访拿破仑，和拿破仑会不会又一次聊到中国，阿裨尔的书里没有提及，这大概是他这种小人物接触不到的层面。他只是用博物学显微镜式的眼光把拿破仑的矮胖身材，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回到我们的话题，英国两次使团访华，都留下很多文字，而阿裨尔的文字，特点就在于出自一个博物学家之手，以致充斥着大量信息的枯燥语言，我们今天的读者，如果能坚持看完，那肯定会对200年前的中国，有身临其境的印象。

阿裨尔作为博物学家的态度，可以用他的话来作证。他在登陆天津，近距离观察中国民众后，这样写道：

“我必须承认，在结束对这些人们的观察思考时，我的心情有些难以恢复常态，但我必须保持正常的心境，才能公正地研究我正在经过的乡村地区。”

阿裨尔这句话，我们不能太较真。客观、理性地探究知识，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就像今天的“女士优先”一样，也是绅士风范的一部分。虽然知识的潮流，喜欢求真，但面对中国，西方人最初的凝视，又怎能不带着“偏见”呢？

两个世界的碰撞

《中国旅行记》附录中，有一节是关于旅行中国时，经过的大多数城市的气象表，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的温度、湿度、风向、里程等。这些数据，今天的旅行者都无法收集，但200年前的英国人，已经这么干了。

附录还有中国朝廷关于使团的几份重要文件的抄录，以及英国使团翻译马礼逊笔记里关于使团与中国政府高层见面时的讨论细节。从这些内容，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次英国使团访华失败的前因后果。而最有趣的就是，里面出现了两种世界观，一种是清政府的，另一种是英国人的。

清政府方面，我们看看他们的措辞——我们其实不陌生：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皇帝贵为天子，任何王在皇上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这是政府钦差对英国方面传递的意思。在他眼中，此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是天子，而英国国王只是等级更低的王。以中国历史经验，皇帝和王的确有这个差别。

清朝廷上位者的心态，还表现在以下言辞里，我们仔细体会：

“该国王万里重洋，奉表纳贡，其意至为恭顺”。

因为没有被大清皇帝接见，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没有全部接收。但为了表示安抚和驾驭，也收了几件小礼物：地图4张，画像2张，铜版印画95张。但收就收嘛，皇帝颁发的上谕里说的是：“加恩赏收”（收他的礼，已经是极大的恩赐）。收了之后还有回礼。礼物包括给国王的一柄白玉如意，“以示厚往薄来之意”。

使团离开后，接待使团的三位尚书（包括礼部、理藩院）都被免职，可见皇帝之愤怒。但后来查明“真相”，皇帝定下了这个事件的调子：英国王使没有如约来叩见，是因为衣服没到齐，也等于说责任不在英国方面。所以，虽然已经遣返，但皇帝假想，如果不是办事官员蒙蔽皇帝视听，改个时间一定让英国人如愿以偿地把该做的仪式做完（英国人想要通商，这种非分之想，皇帝提都不提）。

但在英国方面，这个故事，完全是不一样的情节。从跟中国钦差接触开始，使团就已经决定不执行三跪九叩之礼。翻译马礼逊和副使小斯当东都会中文，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他们力主不执行三跪九叩之礼。

附录里面，有马礼逊总结的中国礼仪。从小到大，有这样八种：拱手、作揖、打千、跪、叩头、三叩、六叩、九叩（三跪九叩）。

在马礼逊以及阿裨尔这样的当事人看来，叩头这种礼仪就是臣服的表现，是人性的堕落，是不平等。而他们心中，英国国王与大清皇帝是平等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平等的主权国家。所以，他们拒绝叩头。

在关于礼物方面，双方的误解也很深。中国人把使团称作“贡使”，礼物称作“贡品”。而懂中文的马礼逊则把特使翻译为中文“王差”，礼物翻译为“礼物”。

对于大皇帝说的“厚往薄来”，阿裨尔在书里间接表示不同意。他说这柄送给英王的如意，值“500英镑”——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但另一方面，他觉得他们带来的医学（解剖图）、大英百科等书册，则价值无法估量。

关于这两种世界观、价值观的冲突，这里不展开讨论。在《中国旅行记》的正文、附录都可以找到相关细节。

矛盾的中国人

阿裨尔的时代，关于中国，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文献材料。比如，1656年，刚刚开了东印度公司不久的荷兰人就想来中国做生意，所以，派出了外交使团到北京访问。这个使团中有一位叫尼霍夫，很有诗人情怀，写了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中国游记。该游记的传播，让南京的报恩寺琉璃塔在西方很有名，以致后来的欧洲游客，路过南京，都要去朝圣一番。而阿裨尔同样有这个想法，只是最后没能看到，也引以为憾。

西方人了解中国通常都是这个套路，有一些名人或者一些经典作品，然后，读者广泛受到影响，对中国知识逐渐增多。

要插播一个细节。这位让报恩寺的琉璃塔（西方人叫它“瓷塔”）出名的17世纪游客，在南京参观时，面对南京破旧的皇宫（被朱棣攻破），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有一个特洛伊在此地被烈焰并吞，帝王遁逃，帝系被斩草除根。”

用古代中国人的心态看，这位敢于题诗的洋人，也是可以被中华文化归化的，你看他对明朝的历史，已经入门了。

阿裨尔的《中国旅行记》有很多来自同时代以及前代人的关于中国的引述。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记，它已经是对中国有计划的整理和阐述，至少完成了难能可贵的资料汇编。因此，读《中国旅行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

1793年，小斯当东跟随他父亲，参加觐见乾隆皇帝，这是随团画家想象中，小斯当东领赏的场景，但这个“小鬼子”长大后，对清廷特别不友好（在清廷眼中）

阿裨尔在书里，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做了很多细致的分析，限于篇幅，我挑几个问题，做一点介绍。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五四”前后）经常探讨中国的国民性。这个问题，在200年前的阿裨尔的书里，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阿裨尔在《中国旅行记》里探讨这个问题，显然是回应他那个时代的读者的疑问。他先表示，自己所知有限。他并非要表示谦虚，他的理由很有意思：“在一个国家旅行，却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当做提防的对象来对待，被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做在各方面都比他们低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与这种偏见不断地抗争，结果就很有可能使他们试图对这个国家的居民做出正确估价的种种努力无法取得成功。”

阿裨尔的意思很明白。跟着使团旅行，而使团因为没有叩头，不受欢迎，且被命令严加防范，免得滋生事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中国，当然不够接地气，不真实（皇帝的上谕还明确说，要让使团沿途接待护送的士兵，注意仪表和武器装备，“以壮声威”。这套做法，我们今天都不难理解）。

关于中国人的性格，阿裨尔还提到一个复杂的面相。

“通过一些实例我发现，贪婪与心甘情愿的付出形成奇怪的对照。在店铺里与我讨价还价还锱铢必较、异常固执地要我马上付钱的商家，又会把他们种在院子里的非常名贵的植物大方地送给我。”

阿裨尔无法理解这种现象，我们今天也恐怕很难理解这种现象。有昆明朋友说，这应了一句昆明话，“要是要，给是给”，一点不矛盾。这个分析，我比较认同。200年前西方人眼中矛盾的中国人，其行为自有其合理性。如果稍加阐释，那应该是，物的价值，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但在中国人看来，则既有物的价值，也有人情的价值。讨价还价的物，是物本身的价值，而大大方方送出去的物，则多了一层人情价值。所以，他慷慨地送礼，当收获到感谢时，它的人情价值就收回来了。

阿裨尔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跟后来马克思（生于1818年）等人阐述的“东方专制主义”，已经颇为接近。阿裨尔眼中的中国帝制，是卑鄙的、反复无常的专制统治。阿裨尔对中国帝制的批评，参照是英国——也是一种帝制，不过，阿裨尔显然忽略了英国的专制历史。

对于中华帝制的批评，主要是涉及使团觐见皇帝受挫事件时。阿裨尔，把英国人拒绝叩头，以致失败，理解为使团以及它背后有独立主权的英国，对傲慢的专制进行的反抗。

这种角色塑造，把英国想象成一个新的国家，而中国则是老大帝国。但跟后来我们熟悉的近代史不同，此刻中英实力对比，阿裨尔心中似乎还没有明确答案。——尽管阿裨尔对英国的医学（解剖图、预防天花的种痘）、科技（灭火器）有不同程度的信心，对于清帝国所展现出的国力多有嘲讽，但他还不能像后来的人那样无视清帝国。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