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傅建源，刘洪铎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傅建源，刘洪铎

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继而利用2003～2014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静态、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的集聚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带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划分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两者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交互影响呈东、中、西渐减的趋势，这说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傅建源（1981-），广东兴宁人，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刘洪铎（1986-），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产业组织理论。（广东广州510630）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外贸规模迅猛扩张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优化和升级，但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非常明显的技术差距（丁小义、胡双丹，2013）。多年来“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的“血拼式”发展策略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路径，其一方面导致了我国现行的外贸发展模式的低附加值、粗放型特征十分突出（戴翔、金碚，2012），另一方面则使得我国外贸的内在脆弱性在面临负外部冲击时暴露无遗。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也亟需全面转型，提升出口复杂度因其作为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郭亦玮等，2013），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在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诸多因素中，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而金融集聚作为当代金融产业组织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贸易活动中则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从相关文献来看，既有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考察金融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齐俊妍等（2011）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黄永明、张文洁(2012)发现相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品，金融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顾国达等（2013）从国家、区域和产业三个层面，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是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雷日辉、张亚斌（201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并基于外资技术溢出这一视角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发现金融发展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二是考察金融集聚与产业机构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黎平海、王雪（2009）基于广东省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集聚通过拓宽投融资渠道和提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效率等方式，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石沛、蒲勇健（2011）基于Moran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孙晶、李涵硕（2012）从区位熵的角度构造了我国省际层面的金融集聚度指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我国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中银行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明显大于证券业、保险业。邓向荣、刘文强（2013）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银行业集聚的贡献程度最大。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发现，既有研究要么侧重于探讨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么侧重于考察金融集聚与产业机构转型升级间的互动关系，至于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如何，则鲜有学者涉猎。为弥补既有研究存在的空白，本文旨在回答下列问题，即金融集聚能否通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推动我国省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关系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及外贸政策的调整，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示意义。

二、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交互作用机制

金融集聚作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区域专业化分工在金融领域的全新演绎，是引领未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具体而言，金融集聚可以通过以下五种途径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一是资本形成机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存在一个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高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而金融行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资本形成机制的确立，这不但能够拓展和丰富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渠道，而且对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融资效率以及缓解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融资约束问题等均大有裨益。二是资本导向机制。金融集聚提升了金融部门的有效性，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打破了资本流动在数量、部门以及区域上的限制，实现了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因而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三是信用催化机制。金融行业的集聚发展有助于发挥信用催化机制，进而发挥产业资本的积累功能，通过信用创造加速资本的形成，促进了技术落后的传统主导产业向新兴主导产业的调整。四是产融结合机制。金融集聚加速了资本的累积，促进了资源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和产业流动，在产融结合机制的作用下，金融市场与实体市场完善了市场体系，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改变了区域资源禀赋，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五是风险管理机制。金融集聚能够通过风险集聚、交易转嫁等风险管理机制，使资本投向具有高生产率的进步技术，从而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进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两者间实质上是“原像”与“镜像”的同源耦合关系（袁欣，2010）。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以通过以下机制来推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的过程，这意味着落后和低效的生产技术、企业或产业将被淘汰出局，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产业将得以保留和推广，从而有助于形成科学、高效的产业体系，进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最终推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二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产业内或产业间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和发挥。产业内或产业间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一方面会加大企业间（内）以及行业间（内）的竞争压力，这对于加快行业甚至地区的技术创新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有助于产业资金和生产技术的共享和传播，从而为企业的创新活动营造有利的氛围，进而促进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产业集群效应的释放，进而依托知识溢出、技术扩散和人力资本集聚等方式来推动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首先，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形成协同创新的环境，从而加快技术创新和变革的步伐；其次，技术扩散能够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与市场的边界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再次，产业集群效应有助于人才聚集效应的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强化了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激励竞争效应，最终有利于提升企业乃至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了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的升级。

综上所述，本节拟提出有待检验的理论命题：地区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三、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我们设定了如下所示的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t各表示省市区和年份，soph、fa和is各表示省际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集聚度和产业结构演进，λ表示省际固定效应，μ为随机扰动项。除上，我们还借鉴了既有的研究，控制了省际层面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密切相关的一组变量X，包含了研发投入比重（rd）、外商直接投资比重（fdi）、对外开放程度（open）、国有企业比重（soe）以及交通基础设施（infra）。我们首先利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对式（1）进行回归。

鉴于贸易行为往往存在惯性，即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受到自身上一期的影响，此时对式(1)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齐俊妍等，2010），有鉴于此，我们在基准计量模型的右手边加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阶变量，从而将其扩展成下述形式的动态面板模型：

（二）变量的构造与说明

1.核心变量

（1）出口技术复杂度

我们运用Schott(2008)提出的相对技术复杂度方法来测度我国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Hausmannetal.(2007)的EXPY指数法存在的“统计假象”，其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sophit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Vnit、Vit表示国家（地区）i的n系列产品相应的出口贸易额及出口贸易总额，同理Vnjt、Vjt则表示参照国家（地区）j的 n系列产品相应的出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总额。在实际测算过程中，我们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美国作为参照对象，测算所需的原始数据分别来自海关信息网和国研网。

（2）金融集聚

借鉴孙晶、李涵硕（2012）的做法，我们从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三个角度出发，构造了如下所示的三个金融集聚指标：

其中，bi、si和ii依次表示i地区的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发行股票股本数以及保费收入，B、S和I分别表示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总额、发行股票股本总数以及保费总收入，pi、P则分别表示i地区的人数及全国总人数，上述变量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分别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在以上三式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将上述三个单一指标进一步糅合成反映省际金融集聚水平的综合性测度指标①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各指标的第一主成分，据此确定式（4）中的w1、w2和w3权重。：

（3）产业结构演进

我们分别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构造了相应的四个指标，以此对我国省际层面的产业结构演进状况进行度量。测算过程所涉及的全国层面原始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而省际层面的原始数据则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①我们采用结构偏离度、泰尔指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以上两式中，E、TL分别表示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而i、n则各表示产业和产业部门数，Y、L分别表示地区总的产出和就业人数。当经济均衡时有E=0，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偏离均衡状态，此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同理，若TL=0表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反之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此时产业结构不合理。

②我们分别利用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生产总值的占比（记为TS1）、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记为TS2）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若TS1、TS2的数值均呈上升趋势，那么意味着产业结构朝高级化的方向演进。

2.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rd）：采用研发支出与地区GDP的占比来表示；人力资本禀赋（hc）：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具体构造方法参见魏下海等（2011）；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省市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来表示；国有企业比重（soe）：采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infra）：采用公路密度来衡量。上述变量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本文设定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03～2014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静态识别

表2报告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计量模型（1）的具体估计结果。我们重点关注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从表中第（1）～（4）列的估计结果来看，这一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前一、二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421和-0.261，其经济含义是，若金融集聚使省际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可以分别使省际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0.421和0.261个百分点。同理，后三、四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43和0.522，其经济学含义是，若金融集聚使省际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可分别使省际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0.143和0.522个百分点。以上估计结果与上文的分析相一致，即金融集聚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促进了省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表2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至于控制变量，除外商直接投资、国有企业比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变量均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禀赋、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均表现出正面的促进作用。其中，研发强度每增加1%，可以使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4.891%～6.521%，足见研发对地区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每提高1%，将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约0.4%，这与王永进等（2010）的发现相一致，原因在于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外界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提高地区的出口技术含量。人力资本每提升1%，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应提升约0.3%，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对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面的促进效应；地区的开放程度每上升1%，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应提升约0.2%，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开放有助于各地区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来，这有利于吸收外部先进技术进而提升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四）动态识别

考虑到贸易现象的时间持续性，我们在动态面板模型的基础上，进而采用系统GMM两步法对式（2）进行估计①系统GMM分为一步法(one-step system GMM)和两步法(two-step system GMM)，相比一步法，两步法不容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但在有限样本下两步法的标准误容易产生向下偏倚，对此我们利用Windmeijer(2005)的有限样本纠偏法对两步法的标准误予以矫正。，结果报告于表3。从表3各列的检验结果来看，AR（1）和AR（2）检验说明残差项存在一阶相关但不存在二阶相关；Hansentest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另外，Diff-in-Hansentest也表明了GMM类工具变量子集的有效性。综上，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工具变量的选取均是合理的。从估计结果来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方面说明了出口贸易的确存在惯性，因而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识别和估计是有必要的。从第（1）～（4）列的估计结果来看，较之于上文静态回归的估计结果，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的数值虽有所变动，但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说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是显著和稳健的。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表3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我们将全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区）。，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从报告于表4各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在三个子样本中，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估计结果再次佐证了地区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而带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比较而言，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两者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交互影响效应呈东、中、西渐减的趋势，这说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其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则最小。

表4 子样本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演进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命题假说。继而利用2003～2014年我国的省际区面板数据，对地区的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并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对命题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推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划分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两者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交互影响呈东、中、西渐减的趋势，这说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演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本文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涵，其赋予了实现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种思路。那么，如何通过提升省际金融集聚水平，以此助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的演进，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最终实现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呢？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结合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现状，我们拟从以下若干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金融体系，全面提升我国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集聚归根到底离不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鉴于此，我国当务之急应进一步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对此，加快金融领域的改革，健全和完善金融制度，逐步放松制度枷锁，促进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多层次、全方位地推进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确保各金融业的协调发展。二是构建金融产业体系，提升地区金融产业的竞争力。对此，可以通过培育多元化金融产业主体、构建合理的金融产业结构、建立规范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强化金融产业的有效监管等方式来鼓励和引导金融创新。与此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起包括金融产业的管理制度、金融产业的法规制度、金融产业的信用制度、金融产业的文化制度和金融产业的协调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金融产业制度，以此推动金融产业的集聚发展，在此基础上带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进而提升地区的出口技术含量。

（二）加强金融中心、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两极”的带动和“多点带面”的辐射作用。一方面加快以上海、北京城市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挥“两极”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多点带面”的多层次金融网格化建设，建立起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并以此作为载体，发挥金融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进而带动地区以及周边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破除区域间稀缺要素的流通壁垒，优化金融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金融中心、分中心的建设，能够使金融发展扩大并辐射、延伸至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二级中心承载了“二次辐射”的带动效应。在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会引发人才、信息以及技术等各种力量的协同向心作用，使原本小范围、低层次的空间优势得以关联放大，这是“两极”兼之“多点带面”金融网格化建设空间下的金融集聚自我强化的结果，有鉴于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职能，通过出台吸纳稀缺要素有序和高效流动的配套政策来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有效流通，藉此提升金融集聚水平，进而驱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1]丁小义，胡双丹.基于国内增值的中国出口复杂度测度分析──兼论“Rodrik悖论[J].国际贸易问题，2013，（4）:40～50.

[2]戴翔，金碚.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4，(7):4～17.

[3]郭亦玮，郭晶，王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11): 151～160.

[4]齐俊妍，王永进，施炳展，盛丹.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世界经济，2011，(7):91～118.

[5]黄永明，张文洁.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进机理——四部门模型及对出口产品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3):100～113.

[6]顾国达，方园，方晨靓.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09～117.

[7]雷日辉，张亚斌.金融发展对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验证[J].求索,2013，(1):20～22.

[8]石沛，蒲勇健.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关联机制研究[J].技术经济,2011，(1):39～44.

[9]孙晶,李涵硕.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2，（3）：80～86.

[10]邓向荣，刘文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3，(10):5～12.

[11]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67～73.

[12]魏下海，张建武，余玲铮.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J].财经科学，2011，(1):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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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69X（2017）03-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