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推进基础教育减负提质

导语：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党、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进内蒙古区委主委、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郑福田就切实推进基础教育减负提质做了发言。听了郑福田的发言，习总书记表示，基础教育的减负是老生常谈，还要谈，直至挖山不止，直至把它解决掉。我们要不断地在教育改革方面，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升级，基础教育减负要常抓不懈，直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背负着沉重的课业负担，中小学生起得最早，和环卫工人一样披星戴月。这个问题早已引起关注，减负工作也已开展多年。然而由于升学竞争的外部压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未发生根本变化，老师减负家长补，校内减负校外补，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并未真正减下来。最近，上海市主要领导亲自督办中小学减负成为网络热点，我们欣喜于工作的推进，然而即此一端，亦可见减负之难。

学生负担重（有人把中小学学生负担总结为“五多”，即课程多、书本多、作业多、考试多、竞赛多），老师也累。常听他们感叹：“生活得太忙太忙”“要是能休息两天就好了”“每天能多睡半小时就好了”……最近，中国教科院研究人员的题为《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的超负荷与有效调适》的调查报告，通过对2229名中小学教师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对近30名教师进行访谈，用翔实的数据指出了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2.54小时），工作任务重（平均任教班级为2个，任教班级的学生数平均为49人，因此每位教师平均服务近100名学生），承担非教学工作多（99%的教师都提到了开会、笔记、检查和填表等非教学工作，如开无效率且与教学无关的会议、填写无关材料和报表、为应对各级检查而写学习心得、周末被随意占用、非教学部门组织的活动），自主学习和反思时间匮乏，对实际工作量认知消极，对行政性工作任务认同度较低，对合理工作量充满期待的现状。由于工作负担重，心理压力大，一些教师甚至出现了职业倦怠和职业恐惧。

多重因素导致负担过重

——优质教育资源短缺， 必经选拔方能享有，选拔就有竞争，于是在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加压增负势在必然。

——学生成绩是教师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教师有可能加压增负，为分数而“战”，甚至提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家庭普遍的心理紧张——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成为教育市场 “看不见的手”，补课补习顺应这种功利性诉求，推波助澜，屡禁不止。

——潜在的“预科意识”（幼儿园是小学的预科，小学是初中的预科，初中是高中的预科，高中是大学的预科，大学及其后阶段则被有些人看成是就业的预科）和对就业的筹划忧虑，导致提前增负。当下，社会各个层级选人、用人的标准往往是以高学历为门槛，以考试为手段，以成绩排名为依据，掐尖、选拔任用各类人才。高学历、知名院校、考试分数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因素，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造成恶性竞争，且愈演愈烈。这种竞争经层层传导到地方一级后，地方政府就会把压力传导至学校。如此，再传导到教师，教师不得已再“上发条”，最终，将压力传导到学生身上。

基础教育师生负担如此之重，教育质量又如何呢？讲负担和质量，最优是轻负担高质量，其次是高负担高质量，再次是轻负担低质量，最差的是高负担低质量。专业机构多年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我们从城市到乡村，中小学轻负担高质量的为数不多，高负担而学习成绩一般、高负担低质量的情况却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县以下农村地区）。国内国际研究表明，在必要的学习时间外，中小学学生学习时间与学习成绩没有相关关系，换言之，并非教师学生投入时间越多学业成绩就越好。

师生负担过重的本质是违背教育规律和身心发展规律，直接动因是升学竞争和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一刀切）、形式主义（教育技术滥用、教改花样翻新）痼疾，直接后果是损害师生身心健康，降低教育质量、品质。

减负几点建议

一、更新教育观念，端正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质量观。

把遵循教育规律、回归教育常识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把尊重学校、尊重教师、关爱学生作为教育管理者的座右铭，继续加大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力度，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加快教师工作、学生学业评价制度优化步伐。从根本上扭转中小学存在的“唯升学率”“唯考试分数”的倾向。应试教育要真“做减法”，素质教育要科学地“做加法”，要辩证地看学业负担，要把負担太重的教科书科目、知识及过频过难的考试减下去，要把负担较轻的社会实践、田野调查、文化习染、动手操作等加上来。有的教师说，开足负担轻的，就是减负。

二、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地提供尽量公平的教育机会，创设相对公平的受教育环境。

继续扩大所有学段的优质教育资源，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调整教育资源结构。通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标准化学校建设等，逐步缩小地域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能给偏远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减负，否则，他们仍会“以勤补劣”“以勤补拙”。

三、尊重教师劳动，助力教师发展。

根据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核定教师工作量。去除占用教师时间的“土政策”和“硬性规定”， 减少“额外工作”，保证教育教学和专业发展。切实推进管办评分离，优化教育教学管理，规范中小学教学秩序，让信任、尊重和关爱成为学校管理的支柱，同时防止科技手段在学校滥用，让千千万万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各有特色的中小学校充满生机活力，让教育活动、师生行为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减负是老生常谈，老生常谈也要谈。因为基础教育是一代青少年成长为国家社会有用之才的基础，是一代新人获得职业能力的基础，是人全面发展、终身发展，锻造强健体魄和完美人格的基础。好的基础教育是幸福人生的开端。我们负有责任使命，应该共同努力，下大力气夯实这一基础。

◆链接：

六十多年国家颁了九道“减负令”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九道“减负令”，每一道“减负令”所对的“症”都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都在试图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然而，现实情况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焦虑感更甚。

2000年以前，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其政策“靶心”瞄准的主要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比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控制计划外教辅使用量等。

2000年后发布的“减负令”，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所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性安排的视角开出了不少“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比如，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2004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五坚持五不准”，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

遗憾的是，日趋复杂的社会情境，不仅使中小学减负陷入一边学校减负另一边校外培训机构拼命加码的怪圈，而且客观上导致此前出台的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学校取消的“小升初”考试纷纷转入地下或半地下，不但学生的课业负担未减，反而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针对“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热等社会新苗头，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

（来源：《中国教育报》 柯进 万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