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实施及影响(1953—1956)*

石可鑫

(福建师范大学 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实施及影响(1953—1956)*

石可鑫

(福建师范大学 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宣传战略的对象、方式与目标因冷战形式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度归于沉寂的海外图书宣传活动亦因时而变，展开了浩大的图书输出活动。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美国为拉拢奉行“中立主义”的印尼并遏制“红色图书”对印尼的渗透，利用官方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双管齐下，向印尼大量输出美国图书，希望在印尼传播美式价值观的同时推动印尼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因此，对这一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实施情况及其效果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时期图书在美国外交政策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美国；印尼；海外图书计划；传播

长期以来，图书作为知识、智慧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发挥其在海外宣传战略中的特殊作用，一直是美国政府部门与对外宣传机构关注的重点。美国政府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海外图书计划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美国军方、政府部门与私人出版商携手推出的军队版本图书项目(Armed Service Edition)与海外图书项目(Overseas Edition)*对二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研究成果较多，此处仅举两本重要著作。一是约翰·亨奇著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该书详细探讨了美国战时图书计划的起源、目标、运作模式及最终产生的效果，并对美国图书出版商如何利用这一契机逐渐“霸占”全球图书市场以及战时英国图书计划做出了相应的研究。二是莫里·古皮提尔·曼宁著的《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犹家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更注重图书与士兵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示了图书在坚定战斗信念、激发自由思想以及促成“文化中产阶级”形成方面的作用。。冷战爆发之后，海外图书计划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开始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宣传战略，相应的学术研究亦开始兴起，其中美国学者格雷格·巴恩黑塞(Greg Barnhisel)将图书计划与其他文化交流项目进行比较，对具体的图书项目做了介绍；而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则认为图书计划是美国全球性冷战宣传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了其在争夺“自由世界”民众心理过程中的作用；美国新闻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IA)前署长助理丹·莱西(Dan Lacy)将目光聚焦于美国政府所主导的图书计划，探讨了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海外图书计划的原因；达塔斯·斯密斯(Datus C.Smith)等学者重点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图书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模式与实施效果。国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有学者对图书计划的总体发展轨迹与其在树立美国形象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将图书计划置于冷战时期美国心理战的范畴之内，阐述了图书在促进美国心理

战略及国家目标方面的作用。*以上研究成果参见：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 in 1950s”, Book History, 2010, Vol.13;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Dan Lacy, “The role of American books abroad”, Foreign Affairs,1956,Vol. 34(3); Dan Lacy,“The Overseas Book Program of the United Sates Government”, Library Quarterly, 1954,Vol.24(2); Charles E.Griffith, “American Book in Southeast Asia”, Library Trend, 1956,Vol.5; Louise S. Robbins, “Publishing American Valu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s as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Library Trends, 2007, Vol.55(3); Datus C. Smith JR., “Book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83, Vol.40(3); Curtis G. Benjamin, U.S. Books Abroad: Neglected Ambassadors,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84; 胡腾蛟：《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胡腾蛟：《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展览项目探析》，《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胡腾蛟：《文化冷战背景下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馆项目与心理宣传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很好地展现了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总体发展脉络，但尚未对其在特定国家的实施情况进行阐述。笔者以印尼作为切入点，选取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传播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图书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到的作用。

一、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转轨及其在东南亚的初步推行

由于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图书在海外的传播历史并不悠久，直到1917年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才于希腊成立了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第一座图书馆，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所主导的海外图书活动的正式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为防止纳粹图书对拉美地区的渗透，于1940年成立了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专门负责拉美地区的“文化反攻”工作。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变得更具针对性与明显的宣传意图。1942年，美国图书出版商组织的战时图书委员会(Book Committee in Wartime)在纽约成立，并开始与美国军方及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进行合作，为盟军部队及解放区民众提供各式各样的美国图书。其中，军队版本图书项目从1943年至1947年秋共为美国海外服役部队及盟军部队提供了超过一亿本的美国图书。[1]而海外图书项目则直接与解放区民众进行接触，以消除纳粹在占领期间对美国的抹黑与丑化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战时图书委员会还是美国政府都认为20世纪上半叶流行欧洲的好莱坞电影带去了颓废、强盗横行、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并被德国宣传机构所利用与扭曲，对美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图书也有着消除该类不良影响的“使命”。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1942—1947年)，美国图书经历了其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期，作为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最具效率且组织程度最高的文化项目，战时图书计划可以说是政府部门与私人出版商在国家危急时刻通力合作的典范。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图书计划于1947年全部终止，战时最重要的两个图书传播机构——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与战时新闻局也被并入国务院，美国海外图书计划陷入了短暂的低潮期。

但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海外图书计划迎来了“重生”的契机。冷战爆发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扩展了在亚洲的影响力，而朝鲜战争则挑战着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保护者的声誉。[2]因此，美国政府决定消除亚洲地区的中立主义，并在宣传上增强“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信心。[3]而为了让海外图书计划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文化宣传的整体战略，美国政府为其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与组织上的保障，以确保图书能够在“文化冷战”中传播美式价值观，提高美国外交政策在海外的认可程度，以最终“在美国的领导下战胜共产主义的挑战”[4]31。

1948年1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总统签署的《1948年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亦被称为《史密斯-蒙特法案》)，并为冷战时期美国海外信息交流项目提出了特定的目标，即“提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正确认识，增进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共识”[5]6。此外，美国政府还在该法案的指导下成立了信息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旨在更加清晰地评估与规划各类海外信息活动。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着手筹建一个海外信息宣传机构。1953年1月24日，美国总统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成立，并在5月2日和6月30日的报告中分别指出，美国应通过海外信息活动“增强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并“建立一个高效的信息组织”[4]17。而美国国会也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信息宣传机构，以使海外信息计划更具规划性。同年8月，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d Information Agency，USIA)在总统第八号重组计划(President’s Reorganization Plan No.8)的指导下成立，并在遵守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至此，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冷战背景下重新“起航”。

同美国外交政策及对外经济援助战略一样，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关注重点是欧洲地区，特别是像德国、南斯拉夫、波兰这样的冷战“前线”[6]194，之后才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而在东南亚(菲律宾除外)，美国图书的大规模输入在1954年左右。如在马来亚、缅甸、泰国这三个国家，美国图书在1950年的出口额分别为325美元、6724美元与22 000美元，到1954年则大幅攀升至8229美元、14 148美元与51 615美元。这充分说明：随着冷战格局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边缘地带国家”开始逐渐受到美国“总体冷战”*“总体冷战”的概念，详见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战略的重视，图书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正式成为美国争夺“自由世界”的“文化武器”。这也是美国向印尼输出图书的根源所在。

二、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实践

印尼是东南亚区域性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印尼独立之后，美国便开始陆续向其输出美式图书，早在1950年就有超过6万册美国图书出现在印尼各大城市的书店与图书馆。因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所实施的图书项目较为繁杂，笔者拟以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图书项目为视角，阐述这一时期美国图书在印尼的传播历程及其如何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的。

美国政府向印尼输出图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担心苏联与中国的“图书攻势”会动摇印尼奉行中立主义的信念，从而将印尼推向共产主义的怀抱。虽然苏联图书输入印尼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但美国国务院在1961年的一份报告中宣称，苏联在50年代平均每年会出版接近4亿本图书以销往海外[6]192。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再加上印尼独立后曾两次希望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联系*印尼与苏联这两次试图建立外交联系的努力都未能最终如愿。苏联学者一般认为是印尼主动向苏联伸出了“橄榄枝”，而西方学者则普遍认为这是苏联的倡议，是斯大林强加给印尼人民的结果。详见叶菲莫娃：《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为人知的一页》，吕雪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这一系列事实都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加强图书在印尼的传播力度是急迫且重要的。而为了“隐藏”图书背后的政治意图，美国政府所主导的图书计划选择在印尼大学生与工程技术人员中优先传播美国图书，这与印尼的国家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自1945年宣布独立之后，印尼政府为了“去殖民化”，削弱荷兰语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规定英语成为印尼语(Bahasa)之外的第二官方语言。这一规定成功地提高了印尼人民学习英语的兴趣与英文图书的销售量。而印尼的大学生作为学习英语的主力，急需足够多的英文读物供给他们阅读与使用。美国政府便以此作为突破口，开始在印尼传播美国图书。然而，美国图书在进入印尼市场之后，其高昂的售价与印尼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却成为大学生获取美国图书的主要障碍。根据美国学者查尔斯·格里菲斯(Charles Griffith)的估算，在1950年代初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文员月工资在500～800印尼卢比之间浮动，公司初级主管的月工资则为800～1500印尼卢比，而一本美国图书的售价平均为4美元，即85印尼卢比[7]137，相当于普通文员月薪的10%、初级主管月薪的5%，这说明美国图书在印尼是价格相对高昂的非生活必须类消费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印尼政府要求各高校及时反馈学生们需要哪些美国图书，并在这些图书的购买过程中给予50%的补贴，以便让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的大学生能够在学校阅览室使用美国图书。除此之外，印尼政府还派遣大量的高校图书馆员前往英、美两国学习先进的图书管理技术与方法，以提高进口图书的利用率。而印尼国家图书委员会(Dwan Perpustakaan Nasional)则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在为大学与各公共图书馆提供图书的同时，还于全国范围内开办3500家图书馆并训练专业的图书馆员来负责图书进口的采购与管理工作。印尼政府的政策使美国图书在印尼图书市场的比重逐年上升，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即使在肆业生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拥有水平不一的英语阅读能力。[7]136

其次，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等形式为印尼带去了大量的美国图书，并在当地工程技术人员中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实际上，美国和印尼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即使在1952年1月印尼内阁因外交部长苏巴洛乔(Subardjo)与美国签署《共同安全管理协定》(United States Mutu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greement)而倒台之后，美国政府依旧为印尼提供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8]，印尼政府也对这样的援助表示欢迎。在1950年代初，仅美国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在印尼就拥有36个技术、农业项目，美国政府则为这些项目提供了价值14.5万美元的参考书目[7]142，这说明科学技术类图书在印尼图书市场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海外经济援助计划的推进需要对众多的当地技术人员进行科学、工程与管理上的训练，甚至是大量的扩展性教育，而这类训练与教育就需要图书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帮助美国经济援助计划顺利实施的同时，让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的技术人员学习到美式生产、作业方式，而非传统的来自英国、荷兰甚至是苏联的发展模式。丹·莱西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像美国一样高效地发展经济，而美国图书计划能够为他们顺利掌握技术知识与技巧做出贡献。[9]长此以往，图书不仅能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甚至能够影响印尼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使印尼首先在经济上“靠拢”美国，远离共产主义的“威胁”。

除了大学生团体及工程技术人员之外，美国新闻署所运行的意识形态图书项目、信息媒体担保项目、图书翻译项目及廉价图书项目还分别面向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传播美国图书，但因起步不久，传播的图书也不是很多，如图书翻译项目在1953年只翻译了4本图书，在1956年也仅有16本。[7]143为了弥补图书数量上的不足，美国新闻署在1955年2月向国会提出议案设立特殊图书翻译项目(Special Book Translation)，要求在印尼投入10万美元以翻译与出版10种廉价本的反共产主义题材的美国图书，其中每种图书计划出版5万册，并计划委托印尼当地出版公司进行销售。[10]

另一方面，美国各非政府组织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起步阶段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向印尼市场投放了大量美国图书。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就强调过非政府组织在海外信息活动中的重要性：“美国的私人组织与个人应在诸如新闻、电影与信息交流等领域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以让海外民众优先通过上述方式来了解美国。美国政府的国际信息项目需要他们的加入。”[5]29在类似政策的鼓励下，美国各大基金会与私人出版商纷纷向海外输出美国图书，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就在印尼的日惹(Yogyakarta)通过派遣美国教授训练印尼英语教师的形式传播美国图书；太平洋图书供应公司(Pacific Book & Supply Corporation)从1951年中期就开始在印尼有常驻代表；亨利·斯奈德图书公司(Henry Snyder Co.)从1952年起每18个月就会向印尼派出一位代表以考察当地的图书市场状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Macmillan USA)则在1953年有了首位驻雅加达的图书代理人。可以说非政府组织是美国海外图书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其项目众多，以下仅以富兰克林图书项目(Franklin Book Program)与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所主持的亚洲图书项目(Books for Asia)为例，探讨这一时期非政府组织在印尼的图书输出情况。

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是这一时期非政府组织在印尼开展图书输出活动的典型案例。该组织成立于1952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图书传播机构，其组织设想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助理图书馆员弗纳·克拉普(Verner Clapp)。在1951年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国际关系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与美国图书出版商协会对外贸易委员会(the Foreign Trade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Book Publisher’s Council)的小型会议上，克拉普认为应抛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英文图书的传统做法，改用图书出口对象国的当地语言来传播美国图书，因此，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在印尼所使用的皆为印尼语版的美国图书。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国政府与基金会的投资，并联合当地知识分子与图书出版商进行图书挑选工作。这样不仅能降低图书项目的政治意味，还能提高实际工作中的效率。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先是从选中图书的版权所有者(作者或出版商)处买进图书的翻译权，之后将图书交予印尼方面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而当地图书出版商则根据协议从出版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支付给富兰克林图书项目。[11]这种运作模式对印尼出版商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整个环节中出版商只需要负责“出版”即可获利，而出版的图书不仅符合本国人民的阅读兴趣，还能开发出极具潜力的销售市场，为未来创造收益。因此，印尼的图书出版商们十分乐意出版“富兰克林版本图书”(the Franklin book)。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图书主题也较为丰富，充分考虑到了印尼各阶层民众的阅读兴趣，如有专门为少年儿童提供的大众科学图书以及适合成年人阅读的经济类图书，其中为青年读者选择的图书占据了书单的绝大多数，包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TheAdventuresofTomSawyer)、弗莱·弗兰克·鲍姆的《绿叶仙踪》(TheWizardofOz)、玛格丽特·亨利的《风之王》(KingoftheWind)以及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TheCalloftheWild)。

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丰富的图书传播主题相比，亚洲基金会的亚洲图书项目则专注于在印尼师生之间传播美国图书。据统计，亚洲图书项目每年为印尼各类教育机构提供至少3.5万册图书[12]，其中大部分图书是英文版本的，这是因为亚洲基金会相信如果印尼学生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他们就能够在将来的生活、工作中更好地提高自我，并及时了解世界发展进程，这也是其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最大的区别。除此之外，亚洲图书项目中超过95%的图书来源于美国出版商捐赠的专供亚洲地区使用的全新教科书，不仅有为青少年提供的基础性读物，还有适应印尼大学教育水平的参考书，范围涉及文学、医学、环境卫生、信息技术、社会科学、政务管理与国际关系。

除此之外，亚洲图书项目还十分重视向印尼的经济欠发展地区发放图书。在1952年至1955年，亚洲基金会为爪哇、苏拉威西、苏门答腊及亚齐地区的高校、伊斯兰教经学院及社区学习中心(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enters)的图书馆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教科书与研究性出版物，其中为亚齐大学(Universitas Syiah Kuala)捐赠的图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研究领域。[13]可以看出，亚洲图书项目弥补了印尼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不足，缩小了印尼偏远地区与主要大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为印尼青年培养终身阅读与学习的习惯打下良好基础。

三、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实施效果评析

美国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输出了大量美国图书，主题涉及教育、文化、医疗、技术工程等领域，是美国海外宣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直观展现美国艺术现代性成就的艺术展览项目相比，图书的宣传效果则显得较为缓慢，它带来的更多是自我认知的更新——让受众群体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行为准则，从而更新对美式价值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并最终使美国在冷战背景下的“图书热战”中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在印尼实施的美国海外图书计划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首先，美国政府主导的海外图书计划提高了印尼人民的英语阅读能力，并在印尼工程技术人员中形成了一定的图书市场。1955年，在印尼三大主要城市雅加达、棉兰(Medan)与泗水(Surabaya)，仅美国新闻署就提供了3.7万本图书，共计19万的印尼民众阅读了这些图书。[7]138毫无疑问，美国图书的到来让学习英语几乎成为了一种全国性运动。[14]而在各大高校，印尼大学生对美国图书的需求量是各个群体中最大的，因为美国图书不仅是高质量的辅导书，还能为印尼大学生研究科技、医疗与经济提供最新的学术指导，并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与了解优质学术资源的捷径。除此之外，随着美国经济援助项目而来的美国科学、技术类图书则深刻影响着印尼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尼技术人员通过美国图书上记载的生产方式来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在日后独立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多地运用美式发展思维，这充分体现了图书深刻、持久并能对受众群体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特点。

其次，非政府组织广泛利用印尼语版本的美国图书传播美式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丰富印尼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并提高教育质量。如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就通过图书挑选工作巧妙地将西方的目录学知识与印尼知识分子的需求结合起来，并发展了二战时期美国图书计划中的公-私合作模式，将印尼当地的出版机构纳入该模式之中，使所选图书能够符合印尼民众的阅读兴趣。尽管这种做法耗资巨大，但事实证明该种图书传播手段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保证了高质量美国图书的传播，还部分解决了图书出版业务缺乏投资资本的问题，为印尼本土出版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缓解印尼普遍存在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非政府组织还深入印尼偏远地区，发展中小学图书馆，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贫困学生获取教科书的唯一途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海外图书计划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冲淡了20世纪50年代浓郁的“冷战气息”与“政治氛围”，赢得了印尼民众的好感，这也是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相对于苏联、中国海外图书宣传计划的优势所在。

尽管如此，在美国向印尼输出图书的起步阶段(1953—1956年)，图书宣传的局限性就已显示出来了——美国外交决策者希望利用图书动摇印尼中立主义立场的愿望显然没有实现。虽然带有美式价值观的图书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被送至印尼政界精英手中，但这既没有让印尼出现“亲美”的迹象，也没有改变印尼政府“中立且不结盟”的基本态度。1953年奉命组阁的印尼前驻美大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依旧坚持中立主义路线，不仅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之下同苏联及中国建立了外交联系，还在1955年成功地召开了万隆会议，并将会议主要议题集中在了反帝主义与中立主义上。[15]上列事实说明，通过图书影响印尼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立场是十分困难的，而希望借助图书在普通民众中树立良好的美国形象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对其最终产生的效果也难以评估。相关事实证明了图书虽然是最具持久性的宣传方式，却不是能立刻产生反转性效应的传播手段。而在印尼记者古斯蒂妮亚蒂·莫赫塔(Kustiniyati Mochtar)的眼中，美国图书的传播间接制约了印尼出版行业的发展[16]，即使类似于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合作模式能为印尼出版业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纸制品稀缺、印制成本高昂等问题依旧困扰着印尼本土出版商，再加上美国出版机构在图书输出过程中拥有主导权，印尼出版商缺乏自主运营的机会与经验，这些都是印尼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四、结 语

艾森豪威尔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美国海外图书计划是美国图书输出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继承了二战期间美国海外图书计划中政府与私人出版商相互合作的运作模式，还将图书包装为冷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工具，以期利用图书来传播美式价值观与增进他国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为冷战的最终胜利增添筹码，而其在印尼的实施情况则充分显示出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在争夺“自由世界”时的特殊性。首先，通过图书提高英语在印尼的使用率与使用范围，为印尼民众了解美国打下基础。其次，利用对印尼的经济援助项目传播美国科学、技术类图书，借此影响印尼独立初期的经济思维与发展模式。再次，有效利用非政府组织与印尼当地图书出版商之间的合作，挑选适合印尼民众阅读的印尼语版美国图书，潜移默化地进行宣传。最后，深入印尼偏远地区，为中小学图书馆与社区民众提供美国图书，弥补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促进印尼教育水平的总体发展。不仅如此，海外图书计划在印尼的顺利实施也让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图书的战略价值，即使是在实行战略收缩的70年代，美国依旧在印尼开展了“第三教育计划”(Third Education Project for Indonesia)，在五年内就为印尼提供了1亿本初等与中等教育水平的美国教科书，该项目也被认为是70年代美国政府在海外运作的最大规模的教科书项目。[17]而亚洲基金会所属的亚洲图书项目迄今仍在印尼输出全新的美式教科书。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目标与使命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项目也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回顾特殊时期美国图书的海外输出历程，依旧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历史启示，特别是在中-印尼合作不断深化的今天，如何发挥图书在民间交流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借鉴美国海外图书计划的成功经验，思考其运作思维与运行机制，并反思其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1]亨奇.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M].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6.

[2]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87.

[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EB/OL]. [2017-04-05]. https:∥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4]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Z].1953-06-30.

[5]United Stated Information Agency. Report to Congress: telling America’s story to the world: problems and issues[Z].1974-03-25.

[6]BARNHISEL G.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 in 1950s[J]. Book history,2010(13).

[7]GRIFFITH C E. American book in Southeast Asia[J].Library trend,1956(10).

[8]HARMON M Bro.Indonesia: land of challenge[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4:250.

[9]LACY D. The overseas book program of the United Sates government[J]. Library quarterly,1954(2):179.

[10]United Stated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Request $3 million for use in connection with certain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Z].1955-02-02: 4.

[11]SMITH D C. Book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ranklin book progra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83(40):257.

[12]Asia Foundation. Books for Asia-Indonesia 2006[EB/OL]. (2008-08-06)[2017-04-10]. http:∥asiafoundation.org/publication/books-for-asia-indonesia/.

[13]Asia Foundation. Books for Asia-Indonesia 2012[EB/OL]. (2012-10-04)[2017-04-12]. http:∥asiafoundation.org/publication/books-for-asia-indonesia-2/.

[14]LACY D. The role of American books abroad[J].Foreign Affairs,1956(3): 413.

[15]WEATHERBEE D 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d-Southeast Asia relations[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08: 32-33.

[16]COLE J Y.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information: a trans-pacific perspective[M].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1981:39.

[17]BENJAMIN C G. U.S. books abroad: neglected ambassadors[M].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1984:28.

(责任编辑：王寺月)

K7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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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3262(2017)05-0080-07

2017-05-13

石可鑫，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东南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