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方少数民族的凤凰造型崇拜

丛彦博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浅析北方少数民族的凤凰造型崇拜

丛彦博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凤凰是我国古人对现实世界中多种动物与太阳、风等自然崇拜融合的产物，原是中原文明的精神象征，后被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并推崇。本文从凤凰造型本身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性，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包容及融合，凤凰崇拜与萨满民俗信仰的同一性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北方民族；凤凰；造型艺术

从古至今，凤凰图腾一直是中原文明的精神象征之一。辽金时期始，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开始接受凤凰文化，并逐渐加以推崇。这一过程在考古及诸多历史遗迹中可见一斑，本文现作相关论述如下。

一、对“北方少数民族”“凤凰崇拜”的界定

本文主述的“北方”地域，并非按现行行政建制概念划分，而是根据历史地理研究方法，按历史上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划分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此地域单元西接蒙古，北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东连朝鲜半岛，南濒大海。居住在这片地域的少数民族具有相近的萨满民俗信仰，主要包括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凤凰是我国古人对现实世界中多种动物与太阳、风等自然崇拜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文化意识的精神象征。《说文解字》一书描述凤凰曰：“神尿液，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麒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具备。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1]。《山海经》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2]

动物崇拜、自然崇拜是原始社会最早的崇拜现象。正如费尔巴哈所言：“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3]在原始人眼中，动物与自然是极其神秘的。人们对动物与自然力量既依赖又惧怕，由此产生敬畏与崇拜心理。事实上，在凤凰崇拜形成之前，人们对与凤凰形象相关的动物崇拜就已经存在，凤凰的产生过程正是对鸟、蛇、鱼等动物崇拜与对太阳、风等自然力量崇拜的融合过程。凤凰崇拜源于动物崇拜，却又超脱动物崇拜，成为一种“神物”崇拜。庞进认为，“凤凰崇拜是动物崇拜的升华，它比动物崇拜更集中、更神奇、更灵异、内涵更丰富，也更艺术、更审美、更富有象征意味。”[4]

二、北方诸民族凤凰造型崇拜源流

辽王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华州以东金铃岗(今内蒙古赤峰)即位建立契丹国。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为金所灭。在辽统治北方时期，契丹人不断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并融入到自身游牧文化中。这种特点表现在辽凤纹中，如鎏金凤凰镂空银冠，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其冠用银箔鎏金，雕花镂空。冠正面及立翅雕饰凤凰造型，两两对称，文脉浑圆雅致，颇显尊贵与民族气息。再如双凤衔绶，出土于赤峰市驸马墓，凤纹共两件，为半圆形，凤嘴衔花端绶带，绶带灵动飘逸，因与“寿”谐音，有长寿吉祥之意。凤首后饰一绺硬发，凤尾秤叠草续毛翎造型，为典型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

1206年，蒙古部铁木真征服北方草原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蒙古汗国先后征讨西夏、金、宋王朝，掠夺人口被安置于北方草原，汉、女真、契丹等族人逐渐融入蒙古族。凤凰文化逐渐被蒙古族接受，凤凰及与凤有相似文化背景的龙被视为统治阶级集权的象征。蒙古族民间也开始流行龙凤造型艺术，并于清代达到鼎盛。与宫廷崇尚权力不同，民间更注重凤凰形象的装饰性，将其视为优美的造型艺术。较大蒙古包天窗支架的立柱上多有盘龙浮雕，人们日常佩戴的立沿帽、膝盖等处也多绣有“二龙嬉戏”“龙凤呈祥”图案。

1115年，满族先人阿骨打建立金朝，逐步取代辽成为北方的霸主，开始接受中原龙凤文化。后金时代所建八王厅柱上出现了龙纹雕塑盘柱。至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凤纹造型趋于成熟。由于满族统治阶层在文化领域实行专制高压政策，凤纹呈现出华美规范化与繁博程式化之特点。按凤凰姿态分，程式化的凤纹可分为立凤、坐凤、卧凤、飞凤、团凤等，按纹象组合又分为云凤、草凤、花凤、拐子凤等。凤有象征帝后的神性，凤纹多加以团花、羽冠、绶带装饰。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大肆抬高凤的地位，凤纹造型不但在满族皇室广受推崇，在民间也广为流行，大量表现在木石雕刻、织绣印染以及剪纸绘画作品中。这些凤纹手法多样，极具喜庆色彩。满族萨满民俗信仰中也出现了凤凰造型崇拜形式。在清代宫廷堂子祭祀活动中，萨满带一种龙凤形神帽，帽骨为铜制，呈十字形支撑。神帽顶左右对称，各立一支蟠龙柱，柱顶饰云纹。二龙中间立一只凤鸟于云纹处，成飞翔状。帽前雕一火焰纹，两侧有铃，上附红缨六个。

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通过满族接受了龙凤艺术，或把凤尊为神物，或视凤为吉祥之象征。这些民族的民俗信仰造型中对此有所表现，如索伦鄂温克人萨满马甲背上所绣托若树的两侧绣有左龙右凤纹样。

三、北方少数民族凤凰崇拜的文化成因

1.凤凰造型本身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性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接受中原凤凰文化，究其原因，首先是凤凰造型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审美心理。造型方面，凤纹负荷平衡、对称、主次、参差、比例、节奏等形式美学法则，其线条浑圆流丽，色彩明快多变，姿态奔放灵动，样制雄健秀雅，极具艺术典型性和感染力。内涵方面，凤凰具有祥瑞美和崇高美等审美要素。凤凰是祥鸟瑞禽，凤纹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吉祥安康之意，人们寄托和美、安定、顺遂、如意等美好心愿于凤凰之上。凤纹的这种祥瑞美是各个民族共有的审美心理。同时，凤凰具有崇高美好的精神内涵。凤凰的融合过程，也是中原文化审美意识累积、升华、洁净的过程。在各个民族的凤凰传说中，有众多描写凤凰扶危解难、现身救众的内容，也有寓意爱情、崇尚光明的记载。中原文化数千年来所孕育的凤凰艺术，不论造型还是内涵都极具美感，满足了其他民族的艺术审美心理需求。

2.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包容及融合

我国北方诸少数民族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组织，都对中原文化采取相对包容的政策。辽境内居有众多社会形态不一、文化习性各异的民族，契丹王朝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5]。以属国属部制度统辖各原始部落，因俗而治。政治上，设立南北两套并存的官制系统，北官掌管契丹军政大权，南官兼采唐宋制度，稍作改省。经济上，在草原边缘地带设立州县，发展农业，出现了城邑、耕田，各地出土的铁铧犁说明当时牛耕已普遍使用，农业经济达到了一定水平。文化上，儒家学说传入辽国，成为辽国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支柱。道宗时期，儒学日益深化，使契丹文化与汉文化连为一体。契丹人认为汉契一家、华夷同风，辽朝文化不异于中原文化。契丹贵族多娴熟汉语、汉字，后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契丹文字。

1125年，满族前身女真人灭辽，金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的霸主。这时期的北方金人统治区主要分布着契丹、女真、渤海和汉族，各族文化频繁交流与融合，并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女真人进入中原初期，北方地区汉族的语言曾一度女真化，但女真人很快便改说汉语。太祖、太宗时的完颜宗雄、完颜勖和完颜翰都精通汉语，至世宗时很多女真贵族甚至不再会说女真语，“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6]金朝统治者沿袭了辽朝崇尚中原儒家文化的特点，大力提倡女真人学习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太宗时曾大力收罗辽宋官员及文学之士为新兴女真政权服务，并将大量礼乐仪仗、儒学书籍运往上京(今黑龙江阿城)。

辽金统治者崇尚汉学的政策打通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界限，凤凰文化随着辽金汉学之兴逐步融入契丹、满族文化，又通过满族流入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北方少数民族。蒙古帝国建立后，先后征讨金、宋王朝，掠夺大量人口被安置于北方草原。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随着北方区屯田，部分汉、女真、契丹等族人陆续迁入这一地区，并逐渐融入蒙古族之中。元时期的北方地区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因素，龙凤纹随之在蒙古宫廷与民间被广泛应用。17世纪，满族再度勃兴，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满汉文化空前融合，凤纹进入成熟期，无论形式及内涵都趋于完美。晚清慈禧当政时，满族皇室及民间推崇凤凰文化之风达到极致，凤纹大量表现在木石雕刻、织绣印染以及剪纸绘画作品中。

3.凤凰崇拜与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民俗信仰的同一性

群体意向是社会群体对世界认知的形象化表达的集合与升华。古人在面对恶劣环境及强大的自然力量时有着共同的感受，凤凰崇拜便是这样的群体意向。从这个层面而言，凤凰崇拜与我国北方萨满民俗信仰相一致。

首先，神鸟崇拜在萨满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作灵魂的象征。萨满信徒认为神鸟能往来于天、地、人三界，作为传递消息的信使。鄂温克人信仰一种专为儿童治病的“乌麦”神偶，用桦木雕成鸟形，用兽皮做尾羽翅膀包缝，认为儿童患病乃是灵魂“乌麦”神鸟飞禽所致。另外，鄂温克族有一种萨满服,两侧各饰一排竖式横列金属制天鹅，每排各18只，共36只，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信使。蒙古萨满服多在衬下摆接一圈五彩带饰，并挂有铃铛，带饰上以朱红书写蒙古吉祥语。这种飘带神裙代表鹰的尾羽，铃铛则象征鹰的鸣叫声。在满族神话中，乌鸦、喜鹊是天神的侍女，每天到东海采石，路上便要到神树上栖息。后来神树演化为神杆，满族就有了用神杆祭祀乌鸦、喜鹊的习俗[7]。由此可见，萨满信仰的万物有灵观念使鹰、天鹅、乌鸦、喜鹊登鸟禽具有神性，化身为神鸟，而这些鸟禽无疑都成为凤凰的取材对象。萨满信徒崇拜的神鸟，与凤凰崇拜具有同一性。内蒙古巴林右旗曾出土鸟形玉配饰，属红山文化。玉呈卷曲扁柱式，首尾相对，盘转中有缺口，鸟目夸大，喙尖突出，翅尾向下，肩部有空。此玉造型为凤鸟的抽象与升华，与凤纹的多元融合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凤凰崇拜符合萨满民俗信仰之太阳崇拜观念。太阳崇拜属于自然崇拜范畴，是原始人最基本的崇拜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通过对原始文化的深入考察指出，原始人“感觉非常出色，但缺乏对知觉做出逻辑解释的能力。”[8]在古人心中，太阳显然是能给世间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神灵，人们对强大自然力的惊奇和恐惧构成了将太阳神化进而崇拜的基础，这一点在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对日月交替、时辰变化的认识多半依赖日月星城的变化来把握。在狩猎生产中，日月星辰又被他们视为狩猎神。索伦鄂温克萨满马甲背上绣有日月神，日神为红色圆形于左，月神为黄色弯形在右。下方多悬挂五面铜镜，中间略大，为太阳神，其余为四方神。另外，考古中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拜日图，就是一个人双手合掌举过头顶对着太阳跪拜的图案。鄂伦春人至今仍保留年初一祭拜太阳神、十五祭拜月亮神的习俗，也可以视作太阳崇拜文化的遗存。蜂鸟与太阳关系密切，是太阳的召唤者、象征者和乘坐工具。这大概是由于凤凰的形象为鸟禽，而大多数鸟禽是喜光喜暖的，随太阳东升而啼鸣振翅，随太阳西落而归巢栖树。孔颖达称鸿鹄：“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9]古人不明日月更替之理，见鸟禽飞于天际，认为其与太阳最近，便有了鸟禽作为承载太阳东升西落的工具之说。《山海经》中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2]在江苏云台渔湾山顶，曾发现一块太阳石，石面东向海，其右上方镌一圆形，圆内有类鸟状曲线；下方刻太阳图案，有向心日光线七十二条。学者普遍认为此石为少昊一族拜日之地，石上图案为古人太阳风鸟崇拜表现。可以说，中原凤凰纹与太阳崇拜的紧密联系，也是北方民族崇尚凤凰文化的成因之一。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

[4]庞进.凤图腾[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

[5]脱脱，等.辽史·卷45：百官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脱脱，等.金史·卷7：世宗纪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8]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M].项龙，王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9]孔安国，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G129

A

2095-7602(2017)11-0183-03

2017-08-14

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JKH20170665SK)。

丛彦博(1984- )，男，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萨满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