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近应制诗创作及其诗赋外交意义

何修身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权近应制诗创作及其诗赋外交意义

何修身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权近出使明朝所作的24首应制诗在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和现实层面传达了李氏朝鲜的政治立场和诉求，消解了明朝和李朝之间因“表笺事件”引发的误会。这些应制诗与外交相结合，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诗歌的文学艺术价值。以权近应制诗为开端的中国明朝和朝鲜李朝之间的“诗赋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成为日后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

权近；应制诗；文化交流；诗赋外交

《文学词典》中“应制诗”的词条定义是：“封建王朝的宫廷侍臣和御用文人应皇帝诏奉而作或唱和的诗。多为五言排律，以歌功颂德、点缀生平为主要内容，形式华丽，词句浮艳，绝少文学价值。”[1]应制诗受特定条件的限制，内容单一，思想性不足。应制诗与外交相结合，发挥了“诗赋外交”的作用，其价值和意义会大大凸显。“诗赋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包括会晤、会谈、讲演、宴会等涉外场合)“赋诗言志”，或就外交外事通过吟诗作赋的方式表达立场、传递信息[2]。以诗歌的形式传达外交信息的“诗赋外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在各诸侯国之间广泛展开。在古代对外交流中，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诗赋外交开展得最为广泛，其中又以中国明清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之间的诗赋外交最为典型。

权近(1352-1409)，李朝初期著名性理学者，原名权晋，字可远、思叔，号阳村，谥文忠公。高丽朝著名儒学家权溥曾孙，程朱理学大家李穑高徒。权进于1368年通过成均馆试，次年文科及第，历任春秋馆检阅、成均馆直讲和艺文馆应教等职。权进侍奉李朝时，力倡改革，崇儒排佛。他一生著作颇丰，皆收录在《阳村集》中。李朝初期，为了消除中朝两国之间的误会，权近出使明朝，在交涉过程中应朱元璋3次命题要求作出应制诗24首，得到了朱元璋高度赏识。在诗歌唱和的润滑作用下两国的误会得以消除，明朝与李朝之间“诗赋外交”传统自此展开。

一、权近应制诗的创作背景

朱元璋初创明朝之时，曾大兴“文字狱”，以树立对读书人的统治权威，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因言获罪。非但如此，文字狱的影响还波及到外交领域。李成桂于1392年7月在开京称王即位，随即遣使上表，向明朝礼部汇报朝鲜半岛政局，希望获得承认。朱元璋刚开始对李成桂并不信任，没有立即承认新政权，只是敕令他“慎守封疆，毋生谲诈”。李成桂随即派郑道传去南京谢恩。同年11月，李成桂再次遣使明朝，以“朝鲜”和“和宁”中的一个作为新政权国号，请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选择了前者。1393年3月，李成桂特遣门下侍郎赞成事崔永沚赴南京谢赐国号之恩。但朱元璋认为朝鲜上呈的表笺言辞失敬，大为震怒。1395年10月，李成桂遣使柳珣赴南京贺正旦，再次因表笺问题引发误会。朱元璋甚至要求李成桂将表笺的实际捉刀者郑道传送至明朝受罚。为了有所交待，1396年李成桂派遣郑擢等三人至明朝请罪。在赴明请罪的名单中并没有权近，但他主动请缨，希望能够消除因表笺引起的外交误会。

二、权近应制诗的创作过程及反馈效果

综合清朝学者朱彝尊所著的《明诗综》、朝鲜王朝的《李朝太祖实录》、权近自著文集《阳村集》等相关史料，可以清楚地还原权近应制诗的创作过程以及通过诗赋手段解决这场误会所达到的效果。

朝鲜李朝太祖6年(1397年)3月8日的实录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甚至还记下了朱元璋应和的三首御制诗。权近创制的应制诗共24首，收录在《阳村集》第一卷当中。应朱元璋的命题要求，权近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十五日作了《王京作古》《李氏异居》《渡鸭绿江》等8首纪行诗，于九月二十二日作了《辰韩》《马韩》《弁韩》等10首咏史诗，于十月二十七日作了《听高歌于来宾》《闻伶人于重译》《引觞南市酩酊而归》等6首诗游观诗，诗歌内容与朱彝尊《明诗综》所载一致。

对权近所作应制诗的反馈效果，从《明诗综》和《阳村集》中相关记载中可以管窥一二：

“阳村至京师，高皇帝优礼待之，赐衣赐食，爰命赋诗。阳村先以本国庆典与之由，道途经过之所，次之以本国离合之势，山河之胜与夫临近之情形兼叙东人感化之意。既成精华炳蔚，音响铿锵。帝览之称欢，因命与刘公三吾、许公观、景公清、戴公德彝、张公信辈偕游南北市鹤鸣、醉仙诸楼，帝又赐以御制诗三诗，此洪武丙子岁事。”[3]

“洪武丙子夏，帝遣使臣征本国撰表者。臣近以与于润色，白王赴朝。帝赦不问，钦蒙恩命。随班文渊阁中，光禄赐食，内府赐衣，游街三日以赐宴，命题赋诗若干首。御制长句四韵诗三篇以赐。昭回天光，下饰微物，诚罕世难逢之异宠也……一朝奉勑旨东还，追思前事，怳然若梦登天上，而觉在尘土。尚幸天章留光箧笥，所当十袭珍藏。以为子孙永世宝也。”[4]

以上两段话记载的时间和事件经过高度吻合。应朱元璋的命题要求，权近从国情、地理和人情三个角度切入，应付自如，得到了朱元璋的格外欣赏。朱元璋还命令群臣陪同他在南京闹市观光，甚至亲自制诗回赐唱和。若干年后，权近思及朱元璋对他的优待，依然受宠若惊、念念不忘。在所有出使的朝鲜使臣中，朱元璋独独对权近大有好感。《李朝实录》记载了朱元璋对使臣们的态度：“我这里说归他，先来的四箇(个)秀才里头权近看的老实,放回去，这话朝鲜国王说与他。那三箇新来的一箇饶不得。尔这几箇都回去,留下的四箇行力,一发都将去。”[5]在这一外交活动中，权近创作应制诗的出色表现对缓和气氛、增强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三、权近应制诗的创作内容

明清时期的“诗赋外交”对缓和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纠纷、加强文化聚合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外交尤重诗歌的作用。[6]权近一生创作颇丰，出使中国时创作的应制诗只是他诸多文学创作的很小一部分。但是，这24首应制诗不仅考验着他的文学素养，也考验着他对政治诉求的表达。

(一)从国家层面表达李氏朝鲜的政治立场

李氏朝鲜政权新建之时，在与明朝的磨合中因表笺事件引发误会。权近为了消除误会、弥补裂痕，以谦卑的态度表明了李氏朝鲜的诚意：“抚民修惠政，事大尽忠诚。愿言修职贡，万世奉皇明”(《李氏异居》)。“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道经西京》)。“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新京地理》)。“霈然入海朝宗意，正似吾王事大诚”(《大同江》)。这些诗歌直抒胸臆，丝毫没有委婉含蓄的语气。一方面，诚心表达与明王朝长久交好的决心，如“万世奉皇明”“三韩疆域永为藩”；另一方面，透露了李氏朝鲜掌权者的归服态度，如“事大尽忠诚”“我王归附贡丹诚”“正似吾王事大诚”。从诗歌中“我王”“吾王”的字眼可以看出，权近得到了李成桂最大程度的授意，直接代表着国王本人的意愿。“感恩明朝、仰慕中华文化是朝鲜君臣的‘伦理选择’，朝鲜使臣严格地以中华礼义标准来衡量明朝的人和事”。[7]37朝鲜为了自身的生存，并出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对两国长久积累下来的友谊十分珍视。

(二)从个人层面表达感谢之情以及展示民族主体意识

亲临儒家文化的发端之地、领略天朝上国的风土人情，对每个朝鲜学者来说都是无比可贵的机会。有明一代，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在他们记述游历的“朝天录”中，“总免不了强调一下华夷观念，其基调是颂扬中华文化，羡慕大明的文物制度”。[7]35权近也将出使明朝视为自身的荣誉，在他的应制诗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明朝给予他机会的感激之情。但是，权近亦表现出民族主体意识。

表达权近对明朝款待之情的诗句有：“小臣获被恩荣涯，入侍丹墀近耿光”(《奉朝鲜命至京》)。“远人游赏知多少，争似微臣此日荣”(《听高歌于来宾》)。“沈酣德泽曾无比，感激唯思粉骨酬”(《开怀北市，落魄而还》)。“一声清唱羁愁尽，深感皇恩祝万年”(《醉仙畅饮，游目于江皋》)。“得被内臣宣圣泽，游街三日醉扶回”(《鹤鸣再作，闻环佩而姗姗》)。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权近出使中国的欣喜之情，他用“小”和“微”自谦，将出使中国的机会和经历视为“荣”，将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赐视为“恩”。在表示感激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李氏朝鲜使节的身份和使命所在，许多诗句展示了他国事为重的外交理念和文化认同之外的民族主体意识。权近在名为《出使》的御制诗中，表达了感激之情和民族主体意识的双重含意：“出使承严命，辞亲作远游。载驰焉告瘁，靡监每怀忧。荡荡天门辟，行行驿路悠。愿陈忠款志，万一达宸旒”。在这首诗中，他阐明了自己奉朝鲜国王之命出使中国的由来以及一路奔波的艰辛，将朝鲜国王的意志传达给明朝皇帝，借以消除两国的误会，重塑朝鲜世为明国藩邦的形象。

作者的民族主体意识在《渡鸭绿江》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皇风不限华夷界，地理何分彼此疆……谁知此去匆匆意？愿奉恩论报我王。”作者极力亲和明朝与李朝的关系，表示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不应该有华夷之分。在朱元璋的御制诗中，也有一首与鸭绿江相关的诗歌：“鸭绿江淸界古封，强无诈息乐时雍。逋逃不纳千年祚，礼义咸修百世功。汉伐可稽明载册，辽征须考照遗踪。情怀造到天心处，水势无波戍不攻。”(《题鸭绿江》)这首诗歌“言不华靡，古朴稳重，与朱元璋提倡的简朴平和风气相吻合，尽显帝王气象”[8]，集中展现了一个威严高大、极富谋略的君主形象。诗歌以恩威并施的语气，表达了朱元璋希望双方息兵休战、咸修礼仪的愿景。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李朝政权并不是完全信任，这就增加了权近应召赋诗的难度。从权近的表现来看，他拿捏得十分恰当，避免了明朝的反感，同时没有将尊崇明朝上国与维护朝鲜国格的意愿对立。

(三)从现实层面表达李氏朝鲜的政治诉求

权近的出使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表笺”事件的误会，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明朝对李氏朝鲜政权的承认，这在《始古开辟东夷王》一诗有所流露：“闻说鸿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权近用朝鲜半岛早已存在的箕子崇拜，抒发民族自豪感，来为李朝建立的正统地位做铺垫。朱元璋的御制诗《高丽古京》似乎正是对这首诗的回应：“迁遗井邑市荒凉，莽苍盈眸过客伤。园苑有花蜂酿蜜，殿台无主兔爲鄕。行商枉道从新郭，坐贾移居慕旧坊。此是时王氏业，檀君逝久几更张。”这首诗前三联描写萧条的景象，最后一联点明旨意，意寓朱元璋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统一的局面出现。

此外，《辰韩》《马韩》《弁韩》《新罗》等诗也道出了权近代表李氏朝鲜新兴政权的政治诉求。三韩是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部落联盟，《辰韩》《马韩》《弁韩》这三首诗基本都是一个基调，即三韩部落各自为政、征战不休，自被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统一之后，才出现了“吾民得遂生”“远俗被同仁”“彼此永交欢”的祥和局面。他表面上表达的是高丽统一三韩造福苍生百姓，实际上想说的是如今李氏朝鲜取代腐朽不堪的高丽朝鲜是顺应时势之举，暗示希望明朝顺应时势，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意图在《新罗》一诗中也有所暗示：“伊昔赫居世，开邦五风年。相传千世久，粗保一隅偏。欲献鸡林土，来朝鹊岭天。绵绵三姓祀，永绝正堪临。”权近有意强调新罗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半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当之举，李成桂取高丽而代之的合法性理应得到宗主国的认可。

四、结语

应制诗是一种专门应答皇帝命题的特殊诗歌文体。权近所属的朝鲜在政治上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政权，但在文化上同属儒家文化圈。权近为了消弭误会，应对朱元璋作出的应制诗被赋予了诗赋外交的特殊意义。权近以化解“表笺”问题的误会为契机，在与朱元璋以诗歌作为媒介交流的过程中，从国家、个人和现实三个层面传达了李氏朝鲜的政治立场、作者的个人情感、民族主体意识以及李氏朝鲜的政治诉求等多方面的内容。从朱彝尊《明诗综》、权近《阳村集》和《李朝实录》的三方史料记载来看，权近所作的应制诗成功地阐明了李朝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使得“表笺”问题小而化无。诗赋外交逐渐成为解决两国政治问题的润滑剂，其后诗赋外交的结晶——《皇华集》成为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应制诗是一种命题诗歌文体，在内容和思想的表达上有相当大的限制。当应制诗与外交相结合时，囿于政治表达的禁忌，其文学性自然会受到影响。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也不例外，无论是表达形式还是内容诉求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他作的抒情诗以直抒胸臆的赞扬为主，句句离不开对朱元璋的称颂，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文学价值。所以从总体来看，权近应制诗的诗赋外交意义要高于其文学意义。

[注释]

①实际上根据《李朝太祖实录》五年的相关记载，朝鲜并没有轻慢之意，只是不熟悉表笺格式而产生了误会。

[1]孙家富.张广明.文学词典[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36.

[2]朴钟锦.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及近代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12(1)：149.

[3]朱彝尊.摛澡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总集类·明诗综:卷94[M].台湾:世界书局：10-11.

[4]权近.阳村集.[M].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17-18.

[5]春秋馆.李朝实录[M].首尔：奎章阁，1397.

[6]曹春茹.王国彪.朝鲜诗家论明清诗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42.

[7]王国彪.朝鲜“燕行录”中的“华夷之辨”[J].外国文学评论,2017(1).

[8]曹春茹.王国彪.朝鲜诗家论明清诗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1.

TheCreationandItsPoemDiplomacySignificanceofUnder-orderedPoemsofKwonKun

HE Xiu-s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Yanbian University，Yanji Jilin 133002，China)

The 24 under-ordered poems created by Kwon Kun when he was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Ming Dynasty explained political stand and appeal of North Korea from country level, individual level and realistic level and eliminated misunderstanding of “Crises of Diplomatic Document”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Korean Dynasty. These under-ordered poems combined with diplomacy and had profou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y diluted literary arts value of poems from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Poem Diplomacy” starting from under-ordered poem of Kwon Kun had an important role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orm of communications of two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Kwon Kun；under-ordered poem；culture communication；poem dipomacy

I207

A

2095-7602(2017)11-0116-04

2017-06-21

何修身(1992-)，男，硕士研究生，从事中韩诗学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