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考察

张智丹

(长春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吉林 长春 130032)

国民政府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考察

张智丹

(长春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吉林 长春 130032)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就占领日本计划与盟国进行了协商，由于自身军事实力有限且为避免引发盟国疑忌，只在该计划中争取参与权而非主导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本占领区和进行内战的过程中感到兵力不敷使用，一再将准备调往日本的部队用于内战战场。在无力派遣驻日占领军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坚持中国在准备召开的对日和会中的否决权，使和会通过的对日和约能够起到制约日本扩张、保障中国权益的作用。

国民政府；驻日占领军；中美关系；中苏关系

中国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做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在日本投降后却未能派兵驻日以切实地参与对日本的改造。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有关探讨仍待全面、细致。①本文拟利用档案文献和相关资料，具体地考察国民政府对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的决策过程。

一、国民政府对盟国占领日本计划的参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在进行对日抗战的过程中开始考虑战后的对日处置问题。在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就军事占领日本问题进行了沟通。会议前夕，中美双方都对此问题有所准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向蒋介石呈报了中方对开罗会议应提出之问题，其中包括“联合国提定日本若干地点派兵驻扎以保护本文件及和约各条款之切实施行”。[1]402美国联合计划参谋部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初次会见所准备的文件提到美国主动提议讨论的事项、中方谈起而美方准备讨论的事项，中国参与占领日本的安排被列在后一方面的事项中。[2]245-246罗斯福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谈中称，中国无疑愿意参加占领日本。[2]258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中国应该在战后军事占领日本中起主导作用。蒋介石则称中国不具备承担如此大责任的能力，应在美国的领导下实施这一任务，届时如有必要的话中国可在能力范围内参与这一任务，并认为可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作最终决定。[2]323-324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坚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1]473

开罗会议及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为盟国进一步协商占领日本计划奠定了基础。1944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地区司际会议准备的一份关于占领日本的军队构成的备忘录称：“联合国家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发出过关于占领军构成的声明，但是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的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一般性声明却可能与这一占领的性质有关。声明称：‘三大同盟(美国、英国和中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通过中国官员的言论有理由相信他们期待中国参加占领日本。立法院院长孙科在1943年10月间写道‘联合国家的军队将登陆并占领日本’。”[3]8月18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关于占领日本一事，已成立口头协议”，“一旦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占领时，与中国成立最后协议，决无困难。”[4]11月29日，蒋介石对赴美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代表蒋梦麟等作出指示，其要点之一为“为执行和约及防制日本再兴军备，战后相当期间必须驻军日本本土，此当为联合国之共同责任，中国自当参加。”[5]

1945年7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出示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美、英、中政府领袖公告”的来电，公告文稿提出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条件，其中提及“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蒋介石除要求将公告文稿第一节中的“余等，美国总统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修改为“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外，同意了其他内容。[6]当日，该公告自波茨坦发出。8月10日，日本发出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8月11日，赫尔利向蒋介石陈述了美国政府关于答复日本投降条件的意见，其中提及“盟国武装部队将在日本留驻，直至波茨坦宣言所列举之各项目的完成时为止”。蒋介石对美方的答复意见表示同意。[7]

蒋介石积极参与盟国军事占领日本计划，意在避免日本在战败后再兴军备、再事扩张，其1944年9月4日日记云：“倭寇至失败时宁使英美霸占远东、压制中国，而不使复兴，以为其将来起而独霸亚洲之计也，信乎？”[8]他在盟国占领日本计划上只谋求参与权而非主导权，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给盟国留下中国意图主导东亚秩序的印象，减轻盟国对中国战后发展的戒备心理②；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军事实力有限，在对日反攻中无力直接参加登陆日本作战，只好待盟军攻入日本后在盟国的协助下派兵进驻日本③。

在中国未争取对日占领主导权的情况下，美国攫取了该事项的主导权和控制权。1945年8月11日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批准的一份关于“日本战败后驻日本本土占领军的国别构成”的文件指出：“英国、中国以及可能加入对日战争的苏联有责任同美国一道参加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和驻日军政府，并有义务分担其中的一部分负担”，“美国应该在驻日军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任命所有占领军的最高指挥官及主要的次一级指挥官”。美国对中国参加占领日本持欢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希望以此减轻美国占领的人力负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考虑到“东方人像西方人一样加入驻日占领军和军政府符合美国的利益。亚洲军队的使用会迫使日本人意识到包括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内的世界大部分人都反对他们，不给他们留下将太平洋战争解释为种族战争并在亚洲传播‘白人帝国主义’的口实。”[9]603-609

二、国民政府对派遣驻日占领军的谋划

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美就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展开了具体的交涉。1945年7月27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在致蒋介石的备忘录中称：“倘日本于最近数月内投降，中国须准备供给占领日本本土之军队”，“中国军队之驻日本对于远东和平之维持将有极重要的影响”，并建议中方“指定十个师及一个空军混合队作为该项占领之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对魏德迈的备忘录提出拟办意见：“查此项建议原则似可同意，惟此种部队在精不在多，必须素质优良，除空军部份拟交航委会研议外，陆军部队似以三师为宜。谨拟两案如左：甲案、使用青年师三个师编成一个军；乙案、使用新一军(孙立人)或新六军(廖耀湘)”。蒋介石同意甲案。[10]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部长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就甲案所拟的计划亦分为两案：“甲案、将六个青年军师(201D—206D)按驻印军编制编成一个或两个军(能够编足四个师，即成两个军)，全用美械装备，如不可能，即以国械装备，美械补充。乙案、由N1A或N6A抽出一个师，与青年军抽出之两个师，混合编成一个军”。蒋介石批示：“三个青年师用国械装备，编成一个军，为派遣军，可也。”[11]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对预备派至日本本土的空军混合部队拟具了计划：“驱逐两个大队、中轰炸一个大队、侦查一中队、空运一中队。所有飞机油弹器材、交通工具、飞行服装等按照美军同样准备，均请美方补给并在租借法案内办理”。蒋介石批示：“空军不必派驻日本”。[12]

与蒋介石拟派青年军赴日的计划不同，魏德迈主张派新一军赴日。9月12日，陈诚就运输部队到东北问题询问魏德迈“以新一军调东北何如？”魏德迈答以“新一军需作日本占领军，日本为国际观瞻所系，更不能不有有力部队”。[13]国民政府迁就了魏德迈的意见，准备派新一军赴日。10月15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致蒋介石电中称：“关于我新一军进据日本之占领计划，亦有与麦帅商谈之必要，拟俟日俘、日侨运送回国各项计划拟定后由职与麦克鲁将军赴东京面洽，其日期在本月底。”蒋介石批示“照准”。[14]180

随着战后中国国内局势日益不稳，魏德迈对国民政府派兵赴日计划的态度发生改变。他于11月10日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建议“朝鲜及日本本土内中国无容派遣驻军”，“如是，则中央可有多量军队以稳定本土，派遣小部驻军至朝鲜、日本，容在心理上及面子上有多少满足，惟中国本土局势已急转直下，已有之军队应留驻本土、台湾及东北，派遣小部驻军至朝鲜、日本，或可于迟日局势好转后为之。”[14]503-504

针对国内局势的变化和魏德迈的建议，国民政府考虑缩减赴日军队的规模，乃至取消派兵赴日的计划。11月15日，陈诚、徐永昌签呈蒋介石：“预定派遣担任占领日本本土之N1A一个师，奉令另行编组一个支队代替前往，等因，谨拟具占领支队编组”。蒋介石批示“不必另编”。[15]11月25日，参军处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签呈蒋介石：“军事会报时，曾决定N6A派一团驻日本，军令部前请编一支队驻日本，奉批‘不必另编’，等因，是否仍由N6A派出或暂缓之处，乞核示。”蒋介石批示“不派”。[16]参军处于12月29日所拟的致魏德迈的备忘录提出“对朝鲜及日本本土已决定不派驻军”。[17]

在国民政府对派兵赴日计划的态度变得消极之时，美国方面又向其提出参加占领日本的邀请。1946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各国派遣军全予编入最高统帅指挥下，而不从事分区占领，各国军队之给养自行负责，英国现派遣之军队为数约三万人，请中国亦派遣相同之军队参加占领”。外交部为此签呈蒋介石，拟请“准本部答复美国作原则上之接受，并指定负责军事人员偕同本部指定人员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洽商派遣军军额”。蒋介石将外交部签呈交军令部核签意见。徐永昌于1月16日签呈蒋介石：“查美方邀请派遣军队参加占领日本，似可接受。谨拟具甲乙两案如左：甲案、就三十四年甲种编制军抽一完整师，配以必要政务工作人员及特种兵约一万五千人；乙案、以步兵两个团为基干，配以政务工作人员及特种兵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参军长商震对军令部签呈提出拟办意见：“查本案前已复知魏德迈将军暂不派遣国军驻日、韩，军令部所拟甲乙两案应否采用，乞核示”。蒋介石批示“照乙案可也，并先与魏德迈电商再复”。[18]

魏德迈仍坚持中国暂不派兵赴日的意见，在2月11日向中方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鉴于华军任务，以为目前无力派遣占领军往日本，若派兵，不仅牵制精锐部队，且须牵连相当补给问题，美国政府充分了解中国军事之要求，若中国决定不于此时派遣，必不致引起外人之评论”。2月23日，徐永昌对魏德迈的备忘录提出核议意见：“鉴于目前状况，似可照魏德迈意见，暂不派遣。如蒙核可，拟复外交部转咨美方知照。”俞济时对徐永昌签呈的拟办意见为“拟准照办”，蒋介石则批示“缓定”。[18]

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在中国派兵赴日问题上与魏德迈的态度有所不同，他积极主张并推动中国派兵④。2月11日，他向张治中说明了中国派兵参加占领日本之重要性：“借此既可取得美国朝野之好评，复可增进中央政府对东北之发言地位”。他并向张治中“出示其亲拟之申明一纸”。张治中表示同意，但告以此申明究以蒋介石名义抑或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名义发布，须请示后方克奉告。[19]593-594蒋介石得到张治中的呈报后，于2月13日复之曰：“关于马元帅提议国军派驻日本一节，最好待魏德迈将军日内来渝，将余意见与马元帅面商后再定发表方式，否则只发表国军已决定派驻日本之消息，而不发表兵力多少为妥。以数字发表以后，各种困难问题未能解决，届时不克如计实行，则对国际失却信用，则反多不利也。”[20]2月26日，蒋介石对马歇尔称：“对派遣国军赴日本一事，须待二中全会后决定。”[19]689

马歇尔就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除了同国民政府进行商讨外，还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进行了沟通。3月13日，魏德迈在呈蒋介石的备忘录中称：“关于中国派遣驻日本占领军一事，兹接得马歇尔将军来电，谓麦克阿瑟将军欢迎中国军队以此目的前来日本。麦将军已明了将有中国军队一万五千人，于六月底开始东渡，且为筹备运送及驻扎、补给各问题起见，最近将有一批中国官兵先遣部队赴日。本(十三)日马将军来电中复拟请钧座对新闻界发布以下消息：‘现中国准备派遣军队加入盟方驻日占领军，并已指定一实力充足之师担任此项任务，刻正进行初步筹备运送部队占领日本某指定区域各事宜，并与麦帅进行商洽中。”魏德迈认为“应派遣新一军之一个师担任此项任务，并于五月间派先遣部队东渡，以便进行筹备事宜。至于应行指派何师赴日，谨请钧座核示，事实上据职所知，该军之两个师已运赴东北，目下留驻九龙者，仅有第三十八师，似只有此一师可供派遣”。侍从室对魏德迈的备忘录提出拟办意见：“一、拟准马歇尔所请先发布新闻。据本(十八)日报载，马歇尔于十六日记者招待会中发表：‘余在日本时曾晤见麦克阿瑟并与之商谈中国军队参加占领日本事。渠对此甚表欣快，而诸君最近当可获读蒋主席关于此之公告’，谨注。二、据军令部称，新卅八师先头三月十五日可在秦皇岛登陆，究应派何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拟交军令部核报。”蒋介石批示：“交宣传部吴部长明日发表可也。”[21]

三、荣誉第二师赴日的筹备与取消

在美国方面的协调和推动下，国民政府继续推进陷于停滞的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但将驻军规模由一个军降为一个师，拟从新一军抽出一个师赴日，并以调第五十三军的荣誉第二师赴日作为预备案。1946年4月3日徐永昌致电蒋介石称：“关于选派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案，经签奉钧批‘照甲案(派遣第五十三军荣二师赴日)为预备案，如情况许可，仍以新一军抽出一师可也’，等因，除新一军拟俟尔后情况，再行下令抽调外，遵已承办会电，令饬荣二师于越北防务交代后，暂缓撤回，仍就海防集中整训待命，并令军政、后勤两部，着手抽编特种兵及后勤部队，限四月底准备完成。”[22]4月5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称：“(一)依目前情况，从新一军抽出一个师参加占领日本实不可能，拟以五十三军之荣二师代替，并令该师即集中海防待命。(二)美方拟议以驻印军之步兵第一团(现驻广九路东侧龙港附近地区)参加占领日本，查属可行，拟请以该团配属荣二师，并即就九龙集中待命。”[23]

由于东北内战局势焦灼，国民政府不仅未从已在东北的新一军第三十师、第五十师中抽调部队赴日，还将新一军三十八师调往东北。最终，荣二师成为国民政府准备派赴日本的部队。5月27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和荣二师师长戴坚等21人由上海飞往东京，与美国占领当局商洽中国对日占领的具体事宜。[24]美国方面也希望尽快促成荣二师赴日。国务院于6月21日收到法国驻美大使馆关于要求加速将中国荣二师从越南海防运至日本的便笺，于7月2日回复称其已意识到加速使剩余的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离的必要性，中国军队参加占领日本的具体安排的最后协议有望在几天内达成，正全力促成最后的协议，进而采取措施尽快将荣二师从海防运至日本。[25]47-487月20日，朱世明与麦克阿瑟的代表穆勒在东京签署了关于中国驻日占领军的协议草案，规定了中国驻日占领军的任务、行动、职责、编制等方面的问题。该草案提出：“中国占领军将被盟军总司令赋予对被分配的区域进行军事控制的职责”，“在分配给中国占领军的区域内军政府的职能由盟军总司令指导的美国机构行使”。[25]329-332

蒋介石对准备赴日的荣二师颇为重视，于6月间召见了该师的团长以上干部[26]，又于7月间致电勉励该师“协同盟友，扬我国威”[27]。但是，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日益紧张，蒋介石感到投入内战的兵力不敷使用，于是改变了荣二师的赴日计划，于8月23日手令陈诚将该师调往苏北内战战场：“苏北局势不可忽视，必须讲求紧急措施，上午已与白部长面详一切。此时必须将通县、如皋与黄桥各点，特加稳固，而后再图进取。若待四六师接防四师，再抽四师增防苏北，则必缓不济急，而且四师内容与实力及训练，此时决不能用为防剿之主力部队，担负重任。故此时应即调荣二师主力，进驻通县、白浦，以资镇摄。此应立即实施，不可延缓。”[28]

1947年1月15日，麦克阿瑟对朱世明谈到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称其“对陆军来否无意见，对海军极欢迎，希望能派两舰”。[29]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显然无心抽调精锐的陆、海军部队赴日，亦难以承担驻日占领军的后勤补给。魏德迈于1947年七八月间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考察，于9月间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考察报告，其中提及中国对日占领问题：“中美之间有一协定，特定中国担负中国的占领军的后勤补给，但也承认中国需要美国予以一些外加的支持。直到今日，中国从未依这协定采取任何行动，将来似亦无意采取行动。这个协定于1949年6月30日到期。”[30]

美国在对日占领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对付苏联，对美依赖甚深的国民政府即使派兵驻日也难以对美国对日管制政策构成实质性的制约。以澳大利亚驻日占领军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于1947年11月15日呈蒋介石的情报指出：“澳驻日占领军现共一万人，其维持驻日占领军之用意，最主要者原为图藉此提高将来对日和会中澳洲之发言地位。现澳政府已感觉：(一)在今日极度强权政治之局面下，澳洲协助负担占领日本之责任，对其将来之发言地位不致有何裨益，且英军已决定自日撤退，澳军实无再事逗留之必要。(二)澳洲之安全系于美国，今日之日本实际上已变为美国之附庸，澳军之驻于日本，不特不能促进两国之友好关系，恐反有障碍。(三)驻军受美军司令部之指挥，在树立威望之观点上，亦不发生作用，即在日本人眼中，亦有丧失面子之虞。(四)驻日占领军之费用，原则上可自日本政府取还，然实际上此种可能性亦颇渺茫，且回国可以参加生产，故决定撤军。”[31]

在无力派遣驻日占领军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坚持中国在准备召开的对日和会中的否决权，使和会通过的对日和约起到保障中国权益的作用。在1947年9月4日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第一次谈话会上，张道藩称：“日本何者应宽，何者应严，固应先加决定，但先决问题在于经我决定之后能否办到，不致遭遇他国之反对，如美国主张对日从宽，我主张从严，是否可以办到。”王世杰回应称：“和约草议时我因握有否决权，我之主张相对的可以达到，执行时若设立之管制机构，其表决程序亦使四国各有否决权，则亦不难达到目的。”[32]

四、余论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其内部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战后为防止苏联参加占领日本而放弃派兵驻日的说辞。⑤实际上，中苏关于派遣驻日占领军问题的决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1945年10月和11月间的两次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中称，斯大林不愿将苏联军队置于麦克阿瑟的指挥之下，因此不要求其他盟国军队参与对日占领可能是更好的。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伊则认为，陆军部关于驻日军队的占领、复员、战斗力的规划是基于其他盟国军队的参与会将对美国军队的需求减至一半而得以推进的，排除其他盟国军队对占领日本的参与会严重阻碍陆军部的有关规划。[9]853美国为减轻其在日本的驻军压力，仍然推动英国、中国等国派出军队在美国的统一指挥下参加占领日本，其排斥苏联派兵驻日的手段是坚决反对分区占领日本而非放弃邀请其他盟国军队进驻日本。苏联未派出驻日占领军，应该与其对驻日苏军受美国人指挥存在顾虑有关，而不是因中国未派兵驻日而找不到派兵的机会和借口。国民政府倒是对中国驻日占领军受美国人指挥没有心理负担，但终因用于内战的兵力捉襟见肘而未舍得将精锐部队派驻日本。

[注释]

①有关国民政府派兵驻日问题的研究成果参见孟国祥：《试析中国象征性出兵日本的前因后果》，《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等。

②中英在亚洲的民族解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英国尤其对中国的战后发展怀有戒心。美国驻印度代办梅里尔于1943年10月26日将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发给国务院，该备忘录提到英国宣传官员在与戴维斯谈话时表露的对日处置问题的态度：“美国和英国军队应占领日本，苏联对处置日本的发言权相对较小”；“日本不应被消灭，而应被用来抗衡苏联和中国”。梅里尔评论称：“不信任中国人并担心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战后中国是新德里英国官场的一个特点”。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879.

③国民政府在开罗会议期间即考虑到中国在对日反攻中不能及时派兵登陆日本本土的情况下如何参与管制日本。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于1943年11月24日将中方关于“日本领土暨联合国领土被美英中三国军队占领或克复时之临时管理问题”的意见面交霍布金斯并由其转交罗斯福，其中提到：“敌人土地被占领时，由占领军队暂负军事及行政责任，但关于该地区之政治问题，应组织联合机构，而美英中三国中无军队参加之国，亦均派员参加管制。”开罗会议(二)，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数据/外交，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6-00022-003，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45A。

④马歇尔除了希望国民政府派兵驻日外，还向周恩来提了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即“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周恩来“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33-134页。

⑤1966年12月23日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周书楷在致“外交部”电中称：“闻张少武(张厉生)先生任‘驻日大使’时曾密奉陈故‘副总统’(陈诚)函示，略以我当时不欲派军占领日本，主要系基于政治上之考虑，目的在防止苏俄亦派军参加占领。该函又称其中原委除陈故‘副总统’本人外，仅王前‘外长’雪艇(王世杰)先生谙悉，等语。”任“副总统”时：严“副总统”访美数据，严家淦“总统”文物/文件/“副总统”时期(1966/05至1975/04)/‘外交与国际’事务，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6-010704-00029-002，入藏登录号：006000000293A。

[1]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M].台北:“国史馆”,2011.

[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M].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ume V.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The Far East[M].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1203.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4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866.

[5]叶惠芬.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M].台北:“国史馆”,2011:198.

[6]革命文献—日本投降,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抗战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300-00027-001,入藏登录号:002000000381A.

[7]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M].台北:“国史馆”,2011:74-78.

[8]叶惠芬.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M].台北:“国史馆”,2011:274.

[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5:volume VI.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M].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

[10]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1册,台北:“国史馆”,2011：621-622.

[11]革命文献—日本投降,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抗战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300-00027-011,入藏登录号:002000000381A.

[12]革命文献—日本投降,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抗战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300-00027-006,入藏登录号:002000000381A.

[13]何智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M].台北:“国史馆”，2007:619.

[14]蔡盛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册[M].台北:“国史馆”,2012.

[15]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28,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16]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四年(三),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数据[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303-077,入藏登录号:002000001692A.

[17]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四年(三),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数据[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303-103,入藏登录号:002000001692A.

[18]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36,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19]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4册[M].台北:国史馆,2012.

[20]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40,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21]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48,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22]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53,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23]胜利受降(四),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领袖事功/对日抗战[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105-00015-207,入藏登录号:002000002123A.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9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99.

[2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volume VIII.The Far East[M].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

[26]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6册[M].台北:“国史馆”,2012:163.

[27]抗战胜利接收报告,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战役/抗日[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72470-0018,入藏登录号:001000005711A.

[28]—般数据—手令登录(三),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数据[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54-054,入藏登录号:002000001943A.

[29]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073,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30]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823.

[31]革命文献—处置日本,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戡乱”时期[Z].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52-110,入藏登录号:002000000456A.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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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11-0082-06

2017-08-10

张智丹(1978- )，男，编辑，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