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性》的创伤书写与创伤治愈
——以创伤理论为视角

贾春霞

小说《中性》的创伤书写与创伤治愈
——以创伤理论为视角

贾春霞

长篇小说《中性》是美国新锐小说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成名作，2003年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卡尔（一个双性人）因生理畸形而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卡尔的祖母黛斯德蒙娜一生饱受战争创伤的折磨，生活在乱伦的阴影之下。运用创伤理论探讨了《中性》中个体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创伤治愈的过程。

创伤理论；《中性》；个体创伤；创伤治愈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是近年来在美国文坛非常活跃的知名小说家，小说《中性》是他的成名作，于2003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纽约时报书评》把这部小说列入年度最佳图书榜。《中性》在出版后一度被认为是一部现代心理小说，尤金尼德斯在书中讲述了主人公卡尔（一个双性人）寻求自身性别认同的心路历程，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卡尔青春期的忧伤、苦闷和彷徨，以及如何走出创伤开始新生的过程。另外，小说还塑造了祖母黛斯德蒙娜——一位终生无法摆脱战争梦魇与创伤的老人。目前，国内对《中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结构、文化种族身份、性别伦理等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邓楚的《尤金尼德斯〈中性〉中的叙事、性别与身份》，尹惠民的《操演的性别与性别的伦理——论〈中性〉的性别美学》，金晓燕的《“中性”：三重质疑下的反思——后现代视域下的〈中性〉》，刘家妠的《文化、种族与性别——论〈中性〉的多重混杂性》，而从创伤理论视角对小说进行的研究却很少。

一、创伤理论概述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创伤”既是病理学术语，也是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后者特指“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1］

现代创伤研究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在美国越战后反战运动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它横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吸引了大批美国及欧洲的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对文学创伤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它“通过使用精神分析关于创伤和记忆的理论来研究文本中的极端的情感状态和感觉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2］3。当代著名的创伤理论研究者有凯西·卡鲁斯、杰弗里·哈德曼、安妮·怀特海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等。

凯西·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中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或者说是“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3］11。换句话说：“创伤是每个个体可能在此时或彼时遇到的各种极端困境。”［4］总之，创伤指现代社会在家庭、种族、战争及文化等层面对个体或集体的身心造成的伤害。

国内学者陶家俊认为，创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家庭创伤与政治恐怖创伤；工业事故创伤与战争创伤；儿童创伤与成人创伤；性暴力创伤；种族创伤；代际间历史创伤等［5］。

总之，创伤理论是一个以分析创伤事件、创伤症状和创伤治愈为核心的理论。这一理论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以上对创伤理论的论述，笔者将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中性》中个体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创伤治愈的过程。

二、个体创伤：自我囚禁的灵魂

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相对应，它指个人在生活中由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创伤。个体创伤源于个人经历，会在个人毫无防备时突然触发，引起无法预料的后果。

《中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卡尔和祖母黛斯德蒙娜都曾遭受过极其严重的个体创伤，他们的灵魂都在自我放逐、自我囚禁中挣扎。

（一）卡尔：双性人隐秘的心理创伤

卡尔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故事以回忆的方式展开。小说情节围绕两条时间线索进行：一是卡尔16岁以前的生活；二是卡尔41岁现在（美国国务院驻外机构职员）的生活。

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创伤主要包括童年早期经历事件的记忆、青春期经历事件的记忆和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3个方面。而卡尔的创伤正是源自青春期的经历。

在发现双性人身份前，卡尔一直被作为女孩来抚养，但14岁时卡尔慢慢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身材高大，瘦骨伶仃，没有其他青春期女孩所具有的发育特征。为此，他惊慌焦虑，越来越自卑。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学校，他不敢在公共浴室洗澡和换衣服。在家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身体未发育的事实。为了保守自己身体的秘密，他还留起了长发，以便把脸隐藏在阴影之中。卡尔内心最恐惧的事情是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女孩们吸引，这一切都使他感觉到自己的不正常，他都努力地掩饰着。

然而，卡尔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一次车祸后，医生在给他检查身体时发现卡尔是罕见的双性人，而且染色体呈现男性状态。这对一直以女孩方式被抚养的卡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根据创伤理论，创伤主体在受创后可能有下列症状：麻木、幻觉、人格解体、逃避等。这一现象在卡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他得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后，无法接受现实，陷入了痛苦与绝望，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一心想要无视目前的症状，而希望在最后一刻被医治好”［6］490。夜晚卡尔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无法接受自己性别模糊不清的身份。面对医生的反复检查和盘问，卡尔选择了逃避，他故意模仿女性的谈话方式、身体语言以及思维写作习惯，在言谈举止上骗过了医生。他只希望能早日回家，回归正常的生活。为寻找自己的身份，卡尔到纽约图书馆查到了韦氏大辞典。他惊异地发现里面对双性人（hermaphrodite）的解释是“怪物（monster）的同义词”。卡尔的心理在这一刻完全崩溃了，他再也无法面对父母和亲人，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到西部去流浪。

（二）黛斯德蒙娜：终生未能治愈的创伤

除了主人公卡尔外，《中性》还塑造了另一个创伤人物——祖母黛斯德蒙娜。与卡尔的创伤原因不同，她的创伤来自于战争和乱伦的婚姻。

首先，战争给青年时代的黛斯德蒙娜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原来，卡尔的祖父母在移民美国之前生活在希腊与土耳其边境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经历了1922年那场惨烈的希土战争，父母在战争中丧命，自己也差点死于土耳其人对希腊城市士麦那的屠杀和焚毁之中。

众所周知，战争是一种极端的创伤事件，它不但会给人带来严重的身体创伤，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战争创伤在人类遭遇的各种创伤类型中是最难治愈的。遭受战争创伤的人往往会有下列表现：迷茫、恐惧、安全感的丧失、被梦魇折磨等。

卡尔的祖父母逃离战火移民美国之后也未能摆脱战争的影响。祖父选择了遗忘，把注意力转移到经营酒吧上，但仍时时缺乏安全感，总是为自己的财产购买双份保险。而祖母黛斯德蒙娜的心理创伤尤为严重。她对火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禁止家人用壁炉点火，只是在圣诞节时才允许家人用壁炉烧掉包装纸。而对火的恐惧来源于黛斯德蒙娜在士麦那目睹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火。另外，战争的惨烈场面也时常出现在她的梦中，电视上任何有关战争的新闻都能勾起她痛苦的回忆。她还热衷于收集印有“土耳其的暴行”的小扇子，为此每年都会向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慈善机构寄钱购买。每当她心中焦虑不安时，她就会扇起这个小扇子。

除了战争创伤外，黛斯德蒙娜的创伤还来自于自己痛苦的婚姻。她与丈夫“左撇子”本是一对姐弟，在离开家乡前往美国的轮船上两人结为夫妇。尽管生活在举目无亲的美国，黛斯德蒙娜仍为自己的隐秘被人揭穿而日日担忧。由于深受传统道德教育的影响，因此她为这种姐弟乱伦关系而深感羞耻。另外，对希腊传统宗教文化的坚守也使她无法融入美国社会，所有这些因素都令她痛苦而绝望。她内心时常被罪恶感所折磨，夜晚不断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她常对丈夫哀号道：“要是死在那场大火里就好了！我可以对你起誓！要是我死在士麦那就好了！”［6］189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她的婚姻名存实亡。为了补偿她的罪孽，她冷漠地对待自己的丈夫，拒绝与他亲近，并在生下一双儿女后让外科医生给她做了绝育手术。最终她“把自己的婚姻转变成了一片寒冷的荒漠”［6］206。同时，黛斯德蒙娜还担心她所犯的罪孽会在孩子身上补偿，时时忧虑孩子们的健康。这种担忧一直持续到儿媳妇特茜怀孕时。黛斯德蒙娜经常劝儿媳说：“多生孩子，多烦恼。”［6］15丈夫“左撇子”丝毫不能理解妻子的痛苦，为报复妻子的冷落，他从早到晚忙于经营自己的地下酒馆，躲避着痛苦的家庭生活。多年来，黛斯德蒙娜和丈夫的关系形同陌路。

根据创伤理论，有些极端灾难性的创伤事件会给人的一生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创伤症状长时间无法缓解，受创者将会陷入沮丧和绝望，从而失去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祖母晚年的自我囚禁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丈夫去世后，黛斯德蒙娜便把自己幽闭在顶楼，她像“一个被囚禁在健康身体内的病人”“花了十年时间躺在床上，充满活力地寻求死亡”［6］25。这表明祖母在创伤的折磨下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只有死亡才能让她彻底解脱。

总之，卡尔和祖母的创伤经历都表明逃避和抗拒不仅无法使人真正摆脱创伤，反而会加剧创伤，使人被创伤记忆所束缚。

三、创伤治愈

创伤理论认为，治疗创伤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记忆、叙述和与他人交流。“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7］189因此，创伤受害者想要彻底摆脱和治愈创伤必须倾诉创伤经历，直面过去，接受现实和自我。具体来说，创伤的修复主要有3个阶段：“确立安全感，讲述创伤经历，以及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8］。

卡尔的创伤治愈也经历了这3个阶段。首先，卡尔开始在西部流浪时，离群独居，举目无亲。但是，正是这完全陌生的环境使他舒缓了心理压力，不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畸形被人发现而受人耻笑，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了些许安全感。之后，卡尔为了生计被迫在旧金山一个夜总会表演，靠展示自己特殊的身体构造谋生。在夜总会卡尔结识了异性癖者卡尔曼和双性人佐拉，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经历。这是卡尔创伤治愈的最关键环节。通过在夜总会的身体展演，他不再以自己的身体为耻，而开始接受自己双性人的状态；通过倾诉和交流，卡尔终于能够直面过去的创伤，卸下了心理包袱。与此同时，他认识到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6］592，并不是“怪物”，于是“更衣室里所受的创伤正在慢慢地消除，对自己长着一个与他人都不一样的身体所感到的羞耻也逐渐消失。那种自己是个怪物的感觉也一点点地淡化。而另一种创伤同羞耻和厌恶自己一样，也正在逐渐愈合”［6］598。最后，得知父亲车祸去世的噩耗，卡尔回到了底特律与家人团聚。这时他已经克服了内心的恐惧，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他顺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决定以男性的形象坦然面对亲友，最终重新建立了与社会和他人的联系，找到了自我的身份。至此，卡尔的创伤得以治愈。

与卡尔相比，祖母黛斯德蒙娜治愈创伤的过程更为漫长和艰难。祖母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战争的阴影，未能摆脱创伤，一生都处在惶恐、赎罪和自我封闭之中。祖母的生活中缺少创伤修复的基本条件：安全感的确立，创伤经历的讲述，以及与他人的联系。祖母背井离乡，生活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没有朋友、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居所，因此也就无法获得安全感。她对希腊文化的执着使她无法接受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她眼中，希腊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而美国的一切都是丑陋可怕的。她拒绝一切和希腊无关的东西，拒绝与人交往，逐渐变得与世隔绝。她把自己的圈子局限在家里的厨房里，因此无法建立与外界及他人的联系，更无法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创伤经历。这导致祖母漫长的一生都被创伤记忆所困扰，晚年成为家中的“隐形人”。在小说的结尾，祖母见到了男孩形象的卡尔极为震惊，为他的遭遇而深感内疚，迫不得已向他吐露了隐藏一生的秘密。祖孙俩的交流也许正是祖母创伤治愈的起点，但对行将就木的老人而言已经太迟了。

四、结语

在《中性》中，卡尔和祖母都经历了严重的个体心理创伤，被创伤记忆所困扰。祖母始终拒绝面对过去，导致其一生都无法走出创伤；而卡尔通过讲述，勇敢地直面过去，接受现实，最终治愈了创伤，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正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言：“一个人治愈了创伤，他就能分辨过去和现在，能记起那时候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来。”［7］189

[1]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4）.

[2]BALAEV M.The nature of trauma in american novels[M].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2.

[3]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4]李曼曼，汪承平.20世纪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特征[J].河北学刊，2012（6）.

[5]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

[6]尤金尼德斯.中性[M].主万，叶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LACAPRA D.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8]张捷，蔡婷婷.以“创伤”理论解读《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典型人物形象[J].延边党校学报，2014（8）.

（编辑：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7）03-0069-03

贾春霞（1978—），女，硕士，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

2016-11-21

济南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创伤理论视野下的后‘9·11’文学研究”（201511042）；济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后现代视野下的尤金尼德斯小说艺术特色研究”（14YB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