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先秦士人辞令技巧

王舒雅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楚辞》与先秦士人辞令技巧

王舒雅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楚辞》尽显文士的高雅风骨与说理技巧，是先秦文学中的集大成者，它的艺术特色在先秦文章中具有代表性。舆论环境相对开放自由的先秦时代，士人或撰写抒情言志的诗歌或发表纵横捭阖的策论，以强势有力的姿态全面崛起。先秦士人在文章中表达出直言敢谏的风骨和高超的辞令技巧，反映出行人之官与士人对诗赋文章卓越的把控能力。

楚辞；屈原；先秦士人；辞令

历史行至春秋战国，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士”族阶层以强势而有力的姿态全面崛起。由于他们对政治的强烈参与，先秦文风也有了新的面貌。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并进而使君主或主公采纳自己的意见，先秦士人或抒写寓意深远的诗歌或发表纵横捭阖的上书、策论，体现出他们精妙的文字功力、辞令技巧和高超的劝谏艺术。

《史记·屈贾列传》评价屈原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些特点从《楚辞》中可见端倪。后人将《离骚》等篇目视为屈原与腐朽的楚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楚辞》中所辑录的屈原其他作品如《九歌》《天问》等篇无一不充斥着屈原对实现“美政”的渴望，对贤明君主的期待。屈原以自身遭遇的不公写起，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贯穿了诸多历史神话、寓言故事以及各种传说，上天入地，发为问难，涉及天文地理、音韵饮食、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令人惊叹其想象之恣意、意志之坚定、情感之丰富。屈原对楚怀王是抱有希望的，他渴求得到一位贤君，为使其辨明忠奸，他在作品中多次反复用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进行说理，这与先秦谋士们的论辩技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评价屈原的作品：“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屈原敢言直谏，刚正不阿，一生追求美政，他的作品反映出整个先秦时代文士的特征：颇具风骨。

先秦士人的风骨首先表现为：“直言敢谏。”《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了《离骚》的写作原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直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尽管后人多次考证推论出此说的漏洞，但屈原终究是因为目睹国家出现的危机，内心愤懑，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大胆直言，发而为声，写下了《离骚》。《离骚》中屈原直面楚国贵族腐败、朋党争宠等黑暗问题，大胆写下动人的诗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直言劝谏楚怀王，不要听信党人谗言，为奸佞所蔽。《楚辞》作品集中还收录了宋玉的作品，其中有《对楚王问》一篇，文辞更似策论。不到三百字的短篇，在一问一答中表达了自己超凡脱俗的气质。宋玉在回答楚襄王质疑时是讲求技巧的，他并不急于正面作答而是娓娓道来讲起了故事，并将凤、鲲与鴳、鲵作比较，以生动比喻讲明道理，显示出先秦策士们“敢言”的时代特色和犀利睿智的辩论风格。先秦时期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谏议，认为进谏会影响国家兴亡。他们将纳谏的思想融入了文学作品和上书文章中。为了表达政见，常在诗歌或上书文章中采用多种技巧，使说理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看似“清谈”间，赢得了政治上的认同。《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记载了朱买臣熟读《春秋》《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这与其对先秦士人劝谏艺术和语言技巧的参悟不无关联。

据《战国策》记载，长平战后，秦军围赵，赵国向魏国求救，辛恒衍进入邯郸，劝赵尊秦，鲁仲连面见魏国将军辛恒衍，鲁仲连引“鲍焦之死”申明自己的立场，“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1]595。鲍焦并非因个人私事而死，而是对当时社会不满才抱树绝食而死。为了劝说魏国将军停止帝秦策略，他进一步表明“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申明他宁可赴死，也不做秦国臣民，表现出他义不帝秦的气节。这种舍生死而坚持信念的气节为先秦士人所崇尚。风度源于高雅文化的浸染，君子骨气出于坚定的信仰以及视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先秦士人风骨还表现为作品中自美清高的志向。春秋战国动荡之际，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先秦文士已然认识到尘世充满污浊之气，却仍保持独立清醒的意志，追求廉洁的品行，于乱世中显示出难能可贵的高雅。《吕氏春秋·诚廉》曰：“遭乎乱世……避之以洁吾行。”其中提及的“洁”行，与屈原在《楚辞》里的自美追求不谋而合。《离骚》里反复强调“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兮。”宁可流亡赴死也不愿与楚贵族同流合污。“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表达了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决绝。这种自美清高的追求在《渔夫》一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2]252

随着“士”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先秦文学中对政治的关注尤多，除了诗歌，还有一些上书体裁，在游说辞令的基础上生成并在春秋战国盛行，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里。尤其以《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较为集中，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辅助说理，其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公文所使用的许多技巧也为当时和后世的文学作品吸纳和借鉴，促进了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3]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先秦文士们劝谏的辞令技巧，大致有以下两个倾向。

其一，以神话寓言辅助说理的劝谏技巧。

先秦文人充满浪漫情怀，向往神话中的帝王先祖。不少先秦文人争先歌颂皇帝、神农、伏羲，并以神话中的帝王作为标准去衡量当时君主的言行，进一步劝谏君主完善自我。因此先秦的政治往往与神灵分不开，《离骚》中“依前圣以节中兮”，是整个先秦文风都贯彻的宗旨，任何事情都要想从神那里获得说明。《楚辞》里的神话故事很多，尧、舜、禹的故事被多次提及。《离骚》中“朝发轫于苍梧”中的苍梧即是传说中帝舜死后葬身之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2]29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失败而被追杀，死于山野。在《楚辞》中出现的神话之地很多：崦嵫、咸池，人物众多：后羿、河伯、洛水女神、羲和、彭咸，等等，《天问》中采用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九歌》中出现了诸神的故事，都是在屈原时代的神话传说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屈原在上天入地的神游中向人们展示出他高洁的品行及其政治理想。先秦文士向帝王主公劝谏时，也充分将神话传说引入以辅助说理，这也是先秦文人论辩技巧的另一个表现。苏秦向秦惠王讲述秦国的有利条件，以“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逐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之例子鼓励他向神话传说中的古部落首领学习，利用有利条件“并诸侯，吞天下”[1]65。颜斶以古代神话传说中圣王为例，“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1]321，阐述了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道理。应侯范睢借“神丛和少年博弈”作比喻，让秦昭王明白大权不可旁落的道理。古人认为大树有鬼神凭依，故常在树木丛茂的地方立祠，称“神丛”。“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博，曰：‘吾胜丛，丛借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右手自为投，胜丛，丛借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1]158“乔松”是指树木长寿之事，它又专指“赤松子”和“王子乔”两位传说中的仙人。“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引，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1]179蔡泽作为辨士劝说应侯功成身退，巧舌如簧的说辞让应侯下定决心交出相印，自己取而代之。

除了以神话辅助说理，先秦文士还借用寓言故事表达观点，其生动性使得受文者或听者记忆深刻。《离骚》中偶有“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2]37。汤漳平先生译注的《楚辞》版本，分析这可能是以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背景的。《战国策》中记载了不少文士用寓言劝谏的故事，为后人展示了他们精彩的辞令艺术。楚宣王问群臣是否北方各国都害怕昭奚恤，江乙在回答此问时，讲了“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1]386，提醒楚宣王透过现象看本质，北方各国惧怕昭奚恤，其实是害怕楚宣王啊。陈轸受齐王派遣，去见楚国主将朝阳，他的说辞中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1]273，以一则寓言故事成功地劝诫昭阳罢兵，避免了劳而无功的努力。运用神话故事和寓言劝谏说理，一方面以生动的故事说理，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对古代神话传说及寓言的信手拈来也体现了先秦文士对上古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接收，表现出劝谏说理的高超技巧和强烈的思辨性。

其二，托自然之道言志的审美倾向。

先秦文士在说理言志时善用比喻，作品中多次出现动植物，并以此作为比喻对象辅助说理，表现出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倾向。

王逸《楚辞章句》言：“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楚辞》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将目光投向大自然中。文章中出现了各种动植物，以此为譬喻使得言辞生动形象，要说明的道理寄托其中，令人信服。将自然中花草树木、水鸟鱼虫融入作品，是先秦文风的重要特色，文人风雅在笔触间得以体现。文士们善用各种比喻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以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隐喻各种情绪与抱负，这种表达方式也是沿袭了《诗经》的艺术特征。《诗经》中大量诗歌运用比兴手法，这种艺术手法在《楚辞》中也多次出现。关于《楚辞》中的花草意象研究的专著众多，近日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十分有心地将《楚辞》中出现的植物进行分析比较并配上了照片，整理成《楚辞植物图鉴》一册出版。《楚辞》中多次出现譬喻，以特定的植物表达一定的意象，或讽时事或赋志抒情。《离骚》中有“香草(木)”也有“恶草(木)”，屈原以“众芳”比贤臣，又以各种芳草植物来喻贤人君子抑或奸佞小人。《楚辞植物图鉴》一书中总结到：《楚辞》一书中出现植物共计106种，其中超过半数可以大略区分为香草、恶草，其中香草34种、恶草20种[4]。《离骚》中“薋菉以盈室兮”中的“薋”因其常在荒野蔓生，结的果实带刺，令行人脚踝刺痛，在《离骚》中被屈原视为恶草，以讽刺宫中风气不正。《楚辞》中更多的是香草美人，“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中江离、芷都属于香草，木兰可称为香木，兰花、香草(木)都是用以比喻品德坚贞的君子。同类的花草还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其中的留夷、揭车、杜衡、芳芷均为香草。培养这些芳草象征着为国家准备好品行美好纯洁的贤臣与君子。屈原又用“哀众芳之芜秽”喻群芳变质，表达出他对国家缺乏忠贤之才的担忧与惆怅。《楚辞》中以植物喻忠奸，尤其对芳草兰花的赞誉为后世文人所承袭。辛弃疾有词曰：“秋菊堪餐，春兰可佩。”典出《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范成大《南柯子》：“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洲。”也是出自《楚辞》中的《九歌》篇，《九歌》中多次谈提及杜若，《九歌·湘君》里的“采芳舟兮杜若”，《九歌·湘夫人》里“搴汀洲兮杜若”，都以大自然中的芳草喻品节的美好。

先秦时期，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已然较为全面，作品中对动物天性、姿态的描写入木三分。先秦文士常以动物作比喻，使得原本模糊的道理变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精湛的论辩技术和劝谏技巧令人折服，也建立在先秦文士对自然细致观察的基础之上。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先秦文学对自然的关注尤多。以天地自然之理陈述人间百事之道，自然规律与政治理性在先秦文人笔下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先秦文人以动物作比喻的劝谏技巧十分精妙。屈原笔下的《楚辞》所载动物种类繁多，涉及飞鸟、走兽(家畜)、虫豸、鱼鳖等，其中提及最多的是鸟。如《离骚》“恐鵜鴂之先鸣兮”中的“鵜鴂”即子规，杜鹃鸟。《九歌·东君》中的“翾飞兮翠曾”描写了巫舞工巧貌似翠鸟翾然飞舞。《楚辞》中的鸟儿大多以轻盈美好的姿态出现，与君子贤臣相称。另有豺狼虎豹等恶兽，与奸佞相配，如《招魂》中的“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等。除了屈原在《离骚》《招魂》《九歌》等作品中对动物的广泛涉猎，《楚辞》的另一位作家宋玉也常用动植物作为比喻对象，“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他在《九辩》中以骐骥、凤凰自比，抒发郁郁不得志的悲哀。在短短的一篇作品里，宋玉提及的动物就有数十种；《战国策》里也多次出现了以动物作譬喻的论辩技巧。如张仪游说楚王以羊与虎之间力量的悬殊为例，曰：“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1]409以生动比喻来劝谏楚王不能听从苏秦合纵的提议。合纵就像羊抗猛虎，必然失败。类似的劝谏技巧还有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如何拓展土地，司马错建议攻打蜀国，“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1]89。公元前307年，秦攻韩宜阳，楚怀王就是否援韩征求陈轸的意见。陈轸用麋鹿被猎人算计而自投罗网的故事，劝谏楚王静观其变。杜赫想让东周重用景翠，以捕鸟技巧为例告诉东周君如果他重用在困境中的人，其人必定终身感德。“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1]28先秦文人对动物秉性习惯相当熟稔，劝谏和创作时动物世界的生存之理随手拈来，用以辅助说明自己的言论，可谓巧妙。

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士人应当无所顾忌地去谈天说地，认识世界，论事论人。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以“横议”来形容当时文士们言论的自由。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讲到：“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先生说：“屈原作为战国时代诞生于楚国的‘一等明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必定脸色红润，气宇轩昂；‘又重之以修能’，才华绝世，无与伦比。”[5]先秦士人敢谏并以各种技巧辅助抒情或说理，与其历史背景有着深远关联。进谏、纳谏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补充手段而产生的。早在《诗经·民劳》中就已经出现了“谏言”的概念：“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楚辞》中的《离骚》从题材上属于诗歌，但究其目的，仍在于谏言。《国语》《战国策》等典籍中记载的士人游说之辞，更似一种口语形式的公文，意在说理议政。事实上，在先秦士人议政的氛围是较为开放自由的。一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舆论的开放。诸侯纷争的时期，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中心，这给文士们提供了自由游走的选择机会，促进了舆论环境的开放。君主专制时期，君主的独断成为政治决断的主要特点，君王认知上的偏差往往会导致国家的覆灭，进谏作为专制制度的补充手段能一定程度上辅助君主或主公议政。先秦士人敢言善谏，一切客体都能成为他们议论抒情的对象。他们深入探讨国家社稷兴亡、分析君主对人才的扬弃选择、讲述各色道义，表现出舆论上的积极与开放。二是战国士人思想的独立。春秋战国以前，人们认知世界是有所禁忌的，比如上帝诸神或天子、诸侯都不是轻易能被谈论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争环境让士人在智能竞争中逐渐具备了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性，他们开始打破以往对君王的盲目崇拜，并进一步将君主作为认知与评价的对象。对君主的分析一方面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将君主视为治乱之本，在此基础上对君主进行衡量，少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矛盾性说明了先秦士人思想的深刻与不畏权威的勇敢。然而先秦的士人却很少对君主制度进行深入探讨，这使得不少对君主的评价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舆论制约，大多流为空谈，“这也说明先秦士人的认知还是有一定缺陷的”[6]。

《汉书·艺文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这里的“行人之官”我们理解为各处奔走处理外交事务的人，类似纵横家。刘师培先生也曾论述诗赋与行人之官的联系，“叙诗赋略，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7]。“《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刘师培先生认为：诗赋之流别者，溯源于纵横家，在纵横四方，揖让之际，以诵诗之法，显示应对之才。先秦文士为官者娴于辞令，也有“不治而议论”者，无论为官与否，都积极参与政治。或以诗歌形式喻其志，或以策论劝谏表述观点。谈天论地中以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说理议政，显示出高超的辞令技巧。《楚辞》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诗赋之学，为纵横家所擅。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以诗赋形式向君王言志，揣摩对方心理，以精妙的比喻辅助说理。他们讲述圣王以及上古神话传说故事，透着浓厚的复古气息与高尚的信仰，体现出对尧舜禹帝的英雄崇拜和理想美政的追求；他们以花草鸟兽言理喻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和谐统一，以自然之道推演人际之理。先秦文士在文章与议论中尽显高雅与风骨，向人们展示出其精彩绝伦的辞令艺术，促进了先秦思想文化的转型，也影响了后世的文风，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的瑰丽篇章。

[1] 战国策[M].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楚辞[M].汤漳平，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52.

[3]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2012：7.

[5] 周建忠.楚辞演讲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7.

[6]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23.

[7]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5.

责任编辑：刘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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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7)03-0302-05

2016-12-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3&ZD112)；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王舒雅，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书、文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