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纪实直击心灵
——纪录片《再见脚手架》导演阐述

□江礼贤

让纪实直击心灵
——纪录片《再见脚手架》导演阐述

□江礼贤

2015年，由河源广播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再见脚手架》先后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第21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短片”等多个奖项，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的优秀国产纪录片名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通过小人物彰显大关怀、小场景折射大社会和小故事引入大叙事的创作手法，讲述了房地产建筑工人扛起建设重任却无法摆脱时运波动的故事。本文试图通过分享影片的创作过程，探索小成本现实题材类纪录片的一些创作方法。

纪录片；建筑工人；导演阐述

拍摄一部反映当代建筑工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是笔者多年来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当时间来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期，对各行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地处粤北山区的河源市，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严重、房价下跌甚至老板跑路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首先受到直接冲击的便是那些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建筑工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变得更为复杂而令人堪忧。也正是在这时，我们扛起摄像机，走进了建筑工地、走进了一群架子工的生活，拍摄纪录片《再见脚手架》。影片作为笔者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在拍摄和制作过程中碰到了许多的困惑，也得到了一些启发。

一、小人物彰显大关怀

毋庸置疑，纪录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摄主体人物。经过前期的走访，我们选择了两位性格鲜明、阅历丰富的主人公，他们是来自四川泸州的徐发义和来自云南大理的陈政和。

年近半百的徐发义，为人老实厚道，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全国各地，做过搬运工、水泥工，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求，只想靠自己的双手一心一意赚钱养家糊口。而陈政和的经历则颇富传奇色彩，他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后考入大理监狱成为一名狱警。原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的陈政和却不甘平淡，选择了辞职下海，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人生轨迹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到了工地成为一名架子工。

现实生活中的徐发义和陈政和是卑微的、平凡的，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在他们的身后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农民工2.74亿人，逾全国人口总量1/5，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从事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尽管我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但以徐发义和陈政和为代表的建筑工人依然是候鸟式的生存，城市只不过是他们停留的驿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工地，他们既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里孤独的异乡人。尽管他们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像工友兄弟一样融入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镜头的存在，完全处在自然的交流环境中，敞开心扉，随性率真，充分展示个性特点。应该说徐发义和陈政和是非常理想的记录对象，在镜头面前，他们毫无拘束，自然朴实，善于表达，在他们身上闪耀出人性的光芒。我们不去强化工地上的艰辛和工棚里的单调，也不刻意去渲染当下环境的各种不安氛围，而是围绕着讨工钱展开叙事，并在影片的关键段落融入社会的相关信息，让观众理解他们的不安、迷惘和期望，力图引发受众对建筑工人这一群体生存状况的思考。

二、小场景折射大社会

纪录片《再见脚手架》作为一部30分钟的短片，片中的场景非常集中，这是主人公真实生活的写照，更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处理。全片几乎就只有工地和工棚两个场景，在这样一个相对单一、封闭的小场景里，事件的发展以及人物的情绪变化更加容易让观众所感知。

其实，在前期的拍摄过程中，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并不仅限于工地和工棚，比如他们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劳资纠纷、到包工头家里讨薪、到外面排档喝酒等，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跟拍到的。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担心摄像机的介入会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为了整片叙事简洁利落。

在影片的开始，徐发义因为手伤在宿舍喝闷酒，与包工头在电话里吵架，情绪低落，而陈政和则是一边宽慰他一边抓紧吃饭准备上工，态度淡定、积极。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徐发义迫于生活的压力带着手伤坚持上工，而陈政和则由于老家的变故情绪变得焦躁不安。最后，陈政和情绪爆发，与包工头彻底闹翻，提前离开了工地，而徐发义却表现出对包工头的理解并坚守到春节前。在同一场景下，人物情绪的变化被放大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对于影片的表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们并不仅限于小场景。由于前期跟拍时间短，如果影片中没有足够的空间延伸，事件和人物就变得孤立而单薄，影片也将缺乏可信性。因此，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将与主人公生活息息相关的“春运”“房地产市场统计”“农民工工资支付检查”的新闻报道通过工棚饭堂的电视机融入到影片叙事中，有效扩展了影片的空间维度，使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紧密关联起来。此外，我们在主人公的同期声的选择上尽量保留了他们关于各自家庭的信息，这里面有子女教育和就业的问题、有老人赡养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今后生活前景的期盼，这些都是与整个社会密切关联的，虽然无法在这样一个短片里讲得很清楚，但也反映出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信息的融入，为影片创造了一个画面外的空间，使影片产生较强的立体感。

三、小故事引入大叙事

纪录片是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自然记录，它不存在虚构的故事情节，也无需对事件进行过度的渲染。那么，为什么面对同一题材，有的人讲得绘声绘色、兴致盎然，有的人却讲得平淡无奇、味同爵蜡？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叙事手法的不同。

拍摄初期，我们原本想选定人物后，采用线性的手法完整跟拍一个工地的建设过程，但这种想法很快被自己否决掉了，一方面由于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可能工地建设到一半就离开了；另一方面是拍摄周期过长会导致过程难以把控。最终我们决定从2014年的10月开始拍摄，一直跟拍到2015年的2月份，也就是农历的春节，围绕两个主人公来讲述春节前四个月发生在工地的小故事。这一改变大大缩短了纪录片拍摄周期，降低了制作成本，这对于一个山区小台来说既是现实之举也是无奈的选择。

在四个月的拍摄中，我们跟随主人公上工地、爬脚手架，风吹、日晒、雨淋，全方位记录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拍摄到的素材是非常碎片化的，各种有效的信息散落在3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如何将这些零散的画面串在一起，构建起一个故事化的剧情是摆在后期剪辑阶段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我们确定了采用无解说的纯纪实手法进行剪辑，无解说能够减少导演的主观意识阐述，使观众在观影时得出自己的见解和判断。

其次，在影片的叙事上力求故事化。“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细节画面化”，这是电视业界流行的报道方式，纪录片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反复回看拍摄的素材，试图在里面寻找矛盾，因为矛盾是构成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很显然，工钱是工地最主要的矛盾所在，也是两个主人公情感关联的重要因素，因为工钱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这是故事的构建中重要的部分，使观众的心情随着情节发展而起伏。

最后，我们试图用严密紧凑的结构来加强影片的故事化创作。影片围绕两个主人公交叉串联来推进情节发展，并在关键的段落适当引用周边环境信息，达到改变节奏、拓展影片外延的效果。在整部影片的叙事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四天二夜”的虚拟时间，使影片的叙事节奏更加干净利索，逻辑关系更清晰，帮助观众通过简洁的镜头语言理解影片。影片里的“一天”实际上是由许多天拍摄的素材剪辑在一起的，很幸运的是影片中主人公的衣着和所处的环境变化不大，使素材得以按导演的逻辑来剪辑，重新构建，大大加快了叙事节奏。影片先后几易其稿，将30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最后剪成了30分钟的片子，片比达60：1，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和非常痛苦的过程，作为第一次尝试纯纪实纪录片，付出了代价也收获良多。

《再见脚手架》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中两位主人公真实鲜活的形象及坎坷波折的命运深深牵动了观众的心，他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韧品格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大观众和网友纷纷留言、评论，为主人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点赞，为纪录片点赞。在纪录片业界，影片也获得了专家学者们的好评，先后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第21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短片”、“人文中国第四季——城市纪实全国电视纪录片评选”一等奖、2015年度南派纪录片最佳作品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推荐国产优秀纪录片名录。他们认为：编导敏锐捕捉社会经济环境对基层工人的深刻影响，用满怀人文关怀的纪实影像，真实反映基层社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关注平凡人物命运，引发社会深刻思考。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制片人张旭在2015年度南派纪录片创优扶持交流会上对该片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影片在选题方面凸显时代性，整体的影像风格冷静而又不失温度，叙事简洁流畅，在开篇对人物进行简单介绍后迅速切入核心事件，每个纪实段落的指向极其清楚，对于周边信息的引入和故事主体之间的交叉做得非常得当。她说：“虽然我之前问过一些同事，很多同事甚至连河源在哪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片子你看完之后你不会觉得是一个河源的故事，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广东的故事，会觉得它是发生在中国当下的一个故事，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四、结语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拍摄《再见脚手架》，我们希望通过影片讲述架子工的小故事，记录真实的当下，为前行中的中国留下一份影像档案。

（作者单位：河源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