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黔北传统花灯现状成因

徐开良

（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黔北花灯，分老花灯和新花灯。习惯上，人们把老花灯称为“传统花灯”，把新花灯称为“新式花灯”。传统花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由当地村民自发组织演出，自愿观看，演出时间主要在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其程式、角色、唱词等都相对固定；新式花灯继承了传统花灯的角色、唱词及部分程式，演出时间也有较大调整，除正月演出外，其他时间如有重要活动也演出。它主要由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热心村民，对花灯唱词进行加工改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创编演唱的一种新花灯。[1]P232而今，活跃在黔北大地的主要是新式花灯，而传统花灯几乎难觅踪影。黔北传统花灯处在“没有人编、少人演、无人看”的尴尬处境，日趋式微。

一、黔北传统花灯的历史演变

黔北花灯始于何时，至今已无可考。据黔北花灯唱词“灯从唐王起，戏从唐王兴”，黔北花灯始于唐代。而真正记载黔北花灯的史料，当数成书于清康熙二年的《平越隶州志》，其“风俗篇”记载：

黎峨风俗，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双鬟低亸……翠翘金钗，服鲜衣，半臂拖袖，群手提花篮，联袂缓步，委蛇而行，盖假为采茶女，以灯做茶筐。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为十二月采茶之歌，歌竹枝，俯仰抑扬，曼音幽怨，亦可听也。

史料记载了黔北花灯演出的情状，与现在黔北花灯差别不大，可见，清代黔北花灯盛行于清道光年间。又见“西南巨儒”郑珍与莫友芝合编的《遵义府志》记载：

正月以姣童扮男女，一执扇、一执手帕，边歌边舞边唱《采茶》……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谓之曰“闹元宵”。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仁怀厅志》卷六也载：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又为传柑节，凡演龙灯、狮子灯、麒麟灯、车子灯、花灯，均于初八日夜起，至十五日鸡鸣止，谓之闹元宵。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湄潭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篇载：

淫声艳曲，湄俗所无，惟正月元宵城乡剪彩为灯，名曰‘花灯’。拣少年为女装，伴以鼓乐，沿门踏唱，主人酬其镫费，或觞以酒。

由此可见，黔北花灯在明末清初就已经相当盛行了，这可从清代进士贵阳人罗文彬《乙亥日记》记载看出：

正月初十日，戊申，微睛……行六十五里，抵牧猪箐，宿得兴店……有入店唱灯者，鼓锣喧阗，人声嘈杂，数刻乃去。正月二十一日己未，阴，卯刻起，舆夫来即束装行，泥泞路滑，舆夫艰于行路，行五十里，落幕始抵后坝，宿吴兴店……复有唱灯者来，不堪其扰，遂闭门寝。

日记中的“牧猪箐”即是现息烽县与播州区乌江镇之间的核桃箐一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花灯在这些地方是很盛行的。通过查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所编《余庆县志》卷，民国十七年（1928年）《绥阳县志》“风俗篇”，民国十八年（1929年）《桐梓县志》《瓮安县志》《开阳县志》“风俗篇”，均有黔北花灯演出的专章记载。综合一些老花灯艺人的回忆，黔北花灯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都是很兴盛的，是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样式。

新中国成立后，黔北花灯得到了空前发展。“花灯活动掀起了新的热潮，在一部分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黔北各县区乡的花灯搞得蓬蓬勃勃。在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年代，是黔北花灯空前繁荣的时期，那时人才辈出，花灯作品也不少，在全省享有声誉。”[2]

十年动乱期间，花灯艺术遭受重创。粉碎“四人帮”后，黔北花灯又重放光辉。各地花灯队纷纷恢复或整合重组，除演出传统节目外，还以“新闻灯”的形式，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歌颂农村改革政策，歌颂党的强国富民决策，由于参加人数多，演出范围广，黔北花灯艺术得以重放异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黔北花灯几乎遍及黔北地区（即原遵义地区）各县乡镇村寨，这些地区一到逢年过节都可以看到花灯演出。据统计，当时遵义县就有近百个花灯队，遵义市郊各乡也是上百个，正安县有140多个，余庆县有120多个，其他各县花灯队也多达几十个。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花灯已渗透到农村广大群众中。无论是礼仪、祭祀、祝寿、祈子、建房等都要唱灯。一年一度的春节到来之际，各地早就着手筹备春节的花灯活动，到处张灯结彩，家家备办物件，纷纷成立“上九会”“龙灯会”“花灯会”。这些演出队完全由群众自发组织，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后来，花灯活动由春节期间表演转向平常，如结婚、建房等都可以请灯班表演，即“季节性”转向“常年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黔北花灯因班子轻便灵活，组建方便，演出形式活泼，内容短小，深受群众喜爱。

九十年代起，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电视电影的普及，人民的艺术欣赏水平大幅度提升，进入新世纪；网络的普及，电脑进入千家万户，广大群众欣赏高品位的艺术类节目成为家常便饭，黔北传统花灯因此受到重大冲击，正逐渐受到冷落，存在问题受到严峻挑战。

首先，花灯演出难觅观众。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们逐渐从乡村进入城镇，过上了“都市化”的生活，追求精致时尚、形式美感的观众很难对相对粗放的花灯艺术形式有兴趣。而农村的演出市场也由于居民结构的急剧变化而收窄，花灯表演除了在传统节日活动有少许市场外，平时几乎难觅观众。

其次，花灯艺术人才越来越少。一是作为黔北花灯“领头雁”的花灯专业剧团退出演出市场，艺术人才纷纷改行，花灯专业演员后继乏人；二是在花灯演出的主阵地农村，因老一代民间艺人的逐渐离世，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学习花灯演出的人越来越少，以致花灯艺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找遍许多村子都难觅一个花灯艺人的现状。

第三，可供演出的优质花灯剧目缺乏。专业创编人员由于演出市场的大幅度收窄甚至消失，所编剧目无人问津，“编了无用”，导致创作激情消失。所以花灯剧本少之又少，优秀的花灯剧目更是难觅。

二、黔北传统花灯现状成因分析

黔北传统花灯日趋式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功利性与宗教色彩浓厚

黔北传统花灯的表演按其功用，主要有春灯、寿灯、喜灯、愿灯、孝灯、瘟灯六种。春灯，是春节期间，灯班沿村逐户为家家户户恭贺春节，祈神保佑主家来年和顺、大吉大利；寿灯，是祝贺老人生日而表演的花灯，主要为了增加热闹气氛，祈神保佑老人长寿多福；喜灯，因主家有婚娶、生子、建房等喜事，邀请灯班跳灯欢娱，以悦神保佑主家福禄富贵、多子多福、家发业兴；愿灯，如果人们心中感到不安，或感到有“祟”时，如生病、无子、无嗣等，就许下“愿心”，当摆脱了羁绊后，就以为得到了神灵的庇佑，则请唱“愿灯”谢神，了却“愿心”；孝灯，是丧家邀请灯班给亡故的老辈或亲人演唱的花灯，一为慰藉亡人，尽其孝心，二为教育后代，传承孝道；瘟灯，旧社会一些地方经常发生如瘟疫、水灾、火灾等灾难，有时发生多人死亡，乡民们则认为有妖鬼邪魔作怪，就请来灯班唱“瘟灯”，祈天神将兵，驱魔辟邪以求得安宁健康。

上述黔北传统花灯功用，表面上，都是以追求热闹、欢乐娱人为宗旨，其内质，都带有乡民对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如求吉、求财、避灾、除邪、驱鬼等，这些追求又带有一些虚幻和憧憬，人们依靠自己的思维和力量又不能理解，便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幻想：借助于外部的、超人间的神灵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人们这种幻想常附着宗教思维特性。这种想借助超自然神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其实质就是宗教的世俗功利，这是黔北花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时代的进步，黔北传统花灯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就越来越难被具有现代思维的人们接纳，最终被人们抛弃实为必然。

（二）表演仪程迷信与落后

黔北传统花灯是一种具有独特程式的民间艺术，是由祭祀、歌舞、曲艺、戏剧和纸扎等民间艺术松散结合的综合体。其表演程序大致为：打贴——出灯法事——梳妆——说春——猜谜测字——盘灯——开财门——打唐二——砍五方——参神——唱调——采茶——造船——辞神——打加官——扫殿——辞主人——穿花——盖魁——演灯戏——卸装——退刹。这些程式，祭祀占有重要成分。这些祭祀活动，都与其表演形式紧紧相扣，都是请端公带领灯班的角色们共同完成。下面着重说明其中部分比较重要的祭祀仪式。

“出灯法事”，灯班在出灯前，主家在堂屋神龛前燃香亮烛，供上祭品，在堂屋四角燃起香烛，端公玄衣红袍，在神龛与“排灯”击铰念咒、磕头作揖，祈神保佑灯班唱灯顺利。内容主要有“烧文书”“点三香”“请二十八宿诸神”和念“安位咒”“解秽咒”“灵官咒”“土地咒”“金光咒”以及“请功曹”等，这些仪程与傩祭法事“开光”大同小异。

“花灯退刹”，是灯班在化火前，由端公带领，将所有灯笼聚于清净的河坝，围成一圈，然后端公烧文书，念咒，最后点燃灯笼，灯班人员唱着花灯调，在灯焰上跳来跳去，目的是净身上邪气，鬼怪才不得附身，以保平安吉祥。这种祭祀活动，与汉代宫廷年末驱疫赶鬼的傩祭程式相似。“砍五方”，是由端公或灯友，身穿铠甲，戴鬼脸，手执钢鞭或大刀，跳进主家香烛明亮的堂屋，东西南北中一阵疯吹，高唱：“开路先锋节节高，来到主家砍五方，带领兵马千千万，妖魔鬼怪全杀光……砍倒五方，主家安康，砍开五路，主家豪富。”然后冲至院坝，奔腾跳跃，喻为逐鬼驱邪，实与巫觐避邪禳魔的情形相似。

“造船”，是指为了祈神协助驱邪，保佑主家无灾无难，由巫师用茅草扎成小船，放于香火前，供上酒肉，边舞边念咒语，后以鸡冠血滴染，送到大路岔口焚烧。喻邪载船而去，这祭祀表演，与民间巫师“冲傩”“打替身”相似，实质就是驱邪祭祀。

“扫殿”，由灯班一人扮成跛脚土地神，手执蚊刷，打扫灯堂，以洁净之地迎神。边扫边舞边唱：“土地神，土地神，来到贵府扫殿门……信人如若诚心好，吾神对他显神灵，左手拿朵白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颜氏夫人生孔子，韩氏夫人生老君，牟尼夫人生我父，万古流传到如今，吾到坛下走一走，挥动金鞭驾起云，重将拂尘扫一扫，扫开主家大财门。”

“参神”与“辞神”，前者为灯班来到主家，在香火前参拜神灵；后者为跳灯将完，灯班在“香火”前辞别神灵，如天地君亲师位，门神、灶神、财神、土地神等，以歌舞表示，态度虔诚。

“盖魁”，是指灯班唱戏完毕之前，一人扮成金甲将军，为魁屋，手执钢鞭上，在主家堂屋大声吼道：“金魁金魁杀气腾腾，大吼三声，带鬼出门……手提金铜锏，年霄会上斩邪魔，主家大吉大利……。”

从上述黔北传统花灯表演程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程式始终贯穿着黔北传统花灯的脉络——宗教的祭祀。从出灯法事到花灯退刹，历经了七道祭祀活动。通过对神灵的崇拜祈求，以歌舞娱神，以祭品媚神，以沟通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向神灵表达人的敬畏、虔诚、愿望，通过取悦神灵，祈求赐福消灾，又模拟神灵形象，对人的愿望和功利追求给予一定满足。祭祀的气氛，时而杀气腾腾，时而阴森恐怖，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目的是让人们在心理、思想上产生一种敬畏。这些礼仪，皆为虚妄。这在过去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迷信思想较浓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化知识普及程度较高的今天，人们就很难接受了。

（三）角色世俗化

黔北传统花灯以其宗教的世俗功利为宗旨，安排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这一套程式，其角色表演始终世俗化地渲染“神”力，强调非人可以达到的力量。

黔北传统花灯的主要角色有：端公、报子、春倌、唐二、财帛星、文曲星、武曲星、开路先锋、土地神、幺妹。其中，主要角色是端公、唐二、幺妹和土地神。“端公”是主持花灯表演祭祀的重要角色。他是半人半仙的角色，通过他，凡人才能与上天神灵沟通思想，表达意愿，才能把天上的神仙请到凡界。在黔北民间的“古傩”中，有一堂法事，叫“还四官菩萨愿”。黔北传统花灯也有类似程式，主要以唐二为引子，做还愿法事。戏中表明，唐二是战国时期的人，是苏秦的书童。他俩一同进京赶考，途中，唐二腿有病，百治不好，向四官菩萨许愿后就好了，后来，就把唐二也视为诸神之一，让他和主人做个“二愿同交”，成为花灯的角色。唐二表演诙谐，俚俗，逗人发笑，是花灯中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保持了傩中丑角的特点。“开路先锋”，也是傩中驱鬼邪开路武将，还有“财帛星”“文曲星”“武曲星”等则是天帝玉皇的殿臣。这些角色，皆是模拟“人格化”的神，他们有的出自巫教，有的来自道教，都一起出现在花灯表演中，形成一个小小的神佛世界。按理，这些神佛的出现应按自己的身份去展示相应的角色内容，但在花灯表演中，他们并没有或部分没有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各行其职。如唐二本应是愿事主持，在花灯中，却以丑角出现，与幺妹跳花灯。又如幺妹本是上天十二花园的姊妹，按职应是司管花的花仙，却不知何故下凡界与唐二跳花灯。就连司管地方的“土地神”也参与了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的花灯歌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黔北传统花灯中的角色，全部是以神佛的面目出现，其表演把花灯堂营造成一个“神佛”的世界，营造一种严肃的宗教氛围，以渲染宗教思想。这种表演营造的“神界”，只与愚昧与落后结缘，难被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现代人接受。

(四)内容繁冗

黔北传统花灯的表演，以祭祀、曲艺、歌舞、戏剧为主要内容，祭祀表演中艺术较强的当算曲艺、歌舞、戏剧。这些表演，内容单一，唱词单调，但程式冗长，这样的表演形式，显得陈旧、落伍。在黔北花灯表演到高潮——“采茶”时，灯班所有角色悉数上场，集说、唱、歌、舞为一体，很简单的情节，却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情节大略是：丑角唐二要邀幺妹跳灯，因为幺妹是天上的花仙，便先请来了土地神，托他去请幺妹，结果没请来，后来唐二和土地神一道请，幺妹才答应下凡跳花灯。但是，幺妹的出台，却又经过了一段冗长的宗教祭祀，即梳妆、拜年、参神、扫堂，后才与唐二跳灯舞蹈、唱采茶歌。随后，又经谢神、辞神祭祀，才开始唱灯，结果把黔北传统花灯中最富艺术表演的采茶，也牢牢地维系在宗教的礼仪之中，通过宗教祭祀的重复再现，强化花灯的宗教意识，用现代人眼光审视，就显得很落后。

另外，黔北花灯的曲艺，“打帖”“说春”“打唐二”和“开财门”，亦是如此。“打帖”，就是“报子”，向主家约时玩灯。每到一家，得向主家说一大堆吉利话，绕来绕去，大致意思都是祝愿升官发财、大富大贵等等。“说春”，是由春倌扮人状，手拿“春帖”，恭奉主人，祝福吉祥，念唱：“一进门来朝上望，主家坐栋好华堂，主家就在华堂坐，天地君亲坐中央。天地君亲坐中央，梓童帝君坐两旁，自从春官来参拜，儿子儿孙状元郎。”“盘灯”，是开财门前的一个礼仪，灯队来到主家的门前，门关着。主家向灯队盘问：“何为天何为地，何人掌印定乾坤，天下有无人和义？”一般大致这样答：“夫为天，妻为地，玉皇大帝掌乾坤，孔圣就有仁和义……”“东方财门姊妹开，南斗七星送财来，送财送到主家门，斗大的黃金滚进来，五子登科人延寿，大吉大利大发财。”就连最自由、最诙谐的“打唐二”段子，也显得陈旧、冗长。如段子：“唐二本姓唐，来到主家旁，主家阴德好，天赐金银屋，金子赏櫈银柱柱，金甑子来银箍箍，老唐不说舔肥（奉承）话，茅厕头里油珠珠……。”其他仪式也是如此，表演内容都重复许多奉承不实之语，让人难以有兴趣听完。

花灯歌舞，多为“送寿”“二十四孝”“木莲救母”等具有落后宗教色彩的曲调。如“穿花”一出，本是黔北花灯的压轴歌舞，但唱词内容仍重复强调宗教与功利，仍旧是一些陈旧的奉承祝福。如：“一唱东方甲乙木，主家加官又进禄，二唱南方丙丁火，招财童子就是我，三唱西方庚申金，穿些金银谢主人，四唱北方壬癸水，穿出是非与口嘴，五唱中央戊己土，主家发财修金屋……天瘟穿出天堂外，地瘟穿出地狱门，羊瘟穿出羊肠坝，马瘟穿出青草坪，主家金屋穿条街，诸神百鬼不敢来……。”

黔北传统花灯多为“灯夹戏”，即灯班在歌舞中或演唱完毕后，又演出折子小戏，当这些程序表演完成，耗时已经很久了，加之其表演又始终维系在宗教功利的主旋律上，冗长乏味，对现代人来说，就更难接受了。

三、结语

分析黔北传统花灯的内容与形式，我们不难发现，贯穿黔北传统花灯的是一种坚实而巩固的精神内核——宣传宗教，追求功利，表现迷信。它以落后陈旧的演出形式，大量借用“傩”这种宗教活动形态，兼蓄“儒、佛、道”的思想，并吸收一些民间传说成份，构成了一套完整表演。正因为黔北传统花灯落于窠臼，导致它成为民间艺术“古董”，落后的糟粕部分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时代主流相逆，固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这正是造成黔北传统花灯逐渐走向衰落、日渐被新花灯所取代的原因。

[1]陈忠禄.余庆花灯[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2]崔克昌.黔北花灯初探[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