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11月19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
中国的杠杆率也是在不断地上升的,尤其是在危机之后上升得非常快,根据这样的上升,很多人会进一步地唱衰中国。我们的债务问题是严重的,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中国离债务危机还很远,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足够的净资产可以去处理债务,特别是处理不良债务。到2015年底,我们的宽口径的净资产,资产净值是1.03万亿,高度流动性的资产是20.7万亿,这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有韧性有空间,主要是依据有大量的高度流动性的净资产。所以结论就是,无论是窄口径还是宽口径,中国发生债务危机还是小概率事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楼市调控新政实施后,购房门槛的提高和银行信贷的收紧将使热点城市的楼市需求进入观望期,加之基数效应,热点城市楼市成交同比增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一些价格上涨趋势减缓、个别政策执行力度较大的城市,房价可能会有所下降。总体来看,未来几个月,一二线城市楼市可能呈量缩价稳走势,三四线城市楼市销售面积增速会继续回升,但人口流向和资金流向因素均不支持房价持续上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10月31日在“2016中国新三板发展论坛”上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的多个方面都存在两难并存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虚拟经济资金泛滥与实体经济资金短缺并存,庞大的虚拟经济资金如同一个堰塞湖,而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仍面临融资难问题。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打开这个堰塞湖,突破口就是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11月19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
在未来,流动性状况的变化,跟货币政策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程度带有一些阶段性的调整,可能就具有很大的密切关系。不确定性在2017年,恐怕是非常确定的一个现实,或者是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现在对于未来的整个流动性拐点是否能够形成下一个结论。国内国外的不确定性都很大,尤其是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有这么一个大规模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于中国货币处于贬值的过程,货币的政策在2017年难度是比较大的,目前说流动性拐点是否到来,我觉得短期内还说不好。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11月18日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我们可以压缩一部分支出,但不可能全部依靠压缩支出完成宏观税负的降低,我的看法是,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就是把国有资本划出一部分交到社保基金,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弥补降低宏观税负收入的缺口。这样一个降低还必须伴随一个条件,因为国有资本里头,央企占一半还要多,现在社保是分省统筹,一定要改成全国统筹,因为分省统筹央企收益的分配就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11月8日在第二届中国品牌论坛上致辞——
做强做大中国品牌,是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加快供应侧结构升级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中国制造的行动纲领。实现三个转变,打造制造强国、品牌强国,是时代的要求。适应消费新需求,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迫切需要发挥品牌的作用。当前,“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创新创业时代潮流,“互联网+”行动计划,为中国品牌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政策利好。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11月8日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按照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审批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现在的实际进度和这个时间表已经明确的不匹配。2016年马上要结束了,税制改革六大任务,完全有交代的就这一项,后面开了题的,有资源税改革,在环境税方面有明确的信息,说进入立法过程,立法过程怎么推进,没看到有进一步的动态。剩下三项改革任务,现在还没有看到怎么推进。
经济学家张维迎1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就产业政策公开辩论时讲到——
产业政策的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不可能推动创新,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不应该跟着产业政策走,如果跟着产业政策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主张要彻底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贾红波11月7日在“2016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上表示——
根据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私募股权领域中间大、两头小、顶层弱的格局,以及并购基金比较小、早期VC和天使投资规模比较小的特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三方面做工作:一是大力推母基金的发展,引导银行、保险等机构的长期资金和资本市场有效对接。二是大力推动VC和天使早期投资的发展。无论是从资金端,还是从项目端,为早期投资做一些帮扶工作。三是积极给行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为行业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做一些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11月3日深圳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表示——
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时,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高度,所以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以至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上加大了力度。到了21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和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又用行政的办法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是“有扶有控”的做法,用各种行政手段和调控手段调整产业结构,甚至定期颁布产业目录,把产业分成是扶持的还是要压抑的。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抑制一些产业,即所谓的“有保有控”。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10月29日“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中国不要再实行固定汇率了,也不要再盯住美元了,甚至也不要再盯住“一篮子”货币了。中国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就要继续往前走,不要再幻想着固定汇率制度再回来。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也要尝试在汇率更加浮动的情况下思考自己的投资、生意和资源配置。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11月3日深圳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指出——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资金应该从国际市场来融得。香港作为我们对外融资的主要窗口,其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项目融资、证券化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进一步发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为中长期项目融资。目前人民币融资成本高于美元、 欧元和日元,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许多年,因此用外币融资往往有成本优势。另外,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的较大部分支出还是以外币计价的,因此用外币融资可以降低汇率风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10月3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2016年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就是房地产价格和销售量的迅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个现象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但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上涨的力度和影响让我觉得很震惊。房地产市场的确不能够、也不应该、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继续恶性上涨。因为这种恶性上涨对实体经济打击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甚至于两三年之内,房地产整个市场将会区域相对比较平静。未来,如果房地产的价格继续像过去一样呈两位数的速度上涨,那么房地产泡沫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