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及规避建议

何 旭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及规避建议

何 旭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近些年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豪斯曼(Hausmann，2005)等新近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为证实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复杂性与马来西亚实际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证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产品复杂性的提升，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产品复杂性是经济增长绩效的Granger原因，相反则不成立。说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对产品复杂性的提升有积极的反馈能力，从而使经济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得出中国实现比较优势演化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启迪，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变；产业升级；实证分析

一、引言

世界银行在2006年指出，一些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初位居世界前列，然而，由于接连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范围爆发，但到目前为止，GDP还没有达到10000美元，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

豪斯曼(Hausmann，2007)提出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种类以及产品的升级路径乃至经济增长的路径都是由国家本身的能力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中国发展经济活力被释放，逐步进入年均GDP增速9.8%的快速增长阶段，被成为“中国的奇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以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的姿态进入偏上的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由于粗放式增长导致民工荒、贫富差距过大、产业升级不利等问题涌现，已显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其规避问题已然不得不被重视。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比较优势演化和产业升级为背景，并用计量分析论证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本质，产品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的增长绩效。之后，由马来西亚的不足，对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出口政策和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帮助上。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研究了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增长的绩效问题，得出这些国家增长的停滞来源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失败。格雷戈里奥(Gregorio，1992)分析了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来源，发现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的国家经济增速也很快。大野健一(Ohno Kenichi，2009)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失败做了总结，发现单一的依靠FDI或技术引进只能维持较短时间的经济增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改进才能给经济发展提供长久动力。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考察“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王一鸣(2011)认为内在需求不足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扩大内需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马晓河(2011)认为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引起的。

三、数据处理与模型设定

要验证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本文模型设定为：

LNGDPPERi,t=α+βECIi,t+τt+ζi+μi,t

表1 马来西亚历年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绩效表

将ECI和LNGDPPER回归，得：

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的总离差平方和为4.654，回归平方和及方差都是3.558，剩余平方和及方差分别为1.095和0.48，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74.709，对应的概率P值近似为0。依据该结果可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因为P=0<0.05，故拒绝原假设，得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式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模型，从而的出线性模型为：

LNGDPPER= 0.53ECI+0.264

SE： (0.928)(0.006)

t： (0.285)(8.643)

R2=0.765F=74.709 df=24 DW=0.826

对模型进行检验：

(一)拟合优度检验

可决系数R2=0.765，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同时也说明，解释变量经济复杂度对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绩效的显著变化的76.5%作出了解释。

(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

针对原假设H0∶β0=0和H0∶β1=0，由表3可以看出，估计的回归系数β1的t值为，t1=8.643，β0的t值为t0=0.285。取α=0.05，t1对应的概率sig=0.00<0.05，故拒绝原假设H0∶β1=0，表明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绩效有显著影响。因为t0对应的sig=0.778>0.05，所以应接受原假设H0∶β0=0，说明模型的截距项显著为0。

(三)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

一元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得原假设H0∶β1=0，在显著水平α=0.05时，F值对应的概率为0.00<0.05，所以拒绝原假设H0∶β1=0，即认为模型较好的说明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四)Granger因果检验

对实际人均GDP和产品复杂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修改滞后长度，如滞后长度改为4，5，6，7，对滞后期为2，3，4，5，6，7，时的检验结果。

表2 Granger检验结果输出

PairwiseGrangerCausalityTestsDate:04/17/16Time:02:13Sample:19892013Lags:3Null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LNGDPPERdoesnotGrangerCauseECI221.519330.25022ECIdoesnotGrangerCauseLNGDP-PER0.356710.78504

表3 Granger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在滞后长度为7时，和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是变化的原因之一。证明产品复杂性的提升有助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这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预期一致。

四、结果分析

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阶段。由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因素，马来西亚经济增长陷入泥淖。1999-2014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仅仅只有2.07%。马来西亚2015年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由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复杂度由1989年的133.37增至2013年的157.24仅提升了17.90%，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的出口产品种类较少，产品复杂度呈缓慢爬升趋势，因此在贸易环境发生变化时，很难面对冲击。阿戈辛(Agosin Manuel R.，2007)，由此可推测出原因：一方面缓慢的出口结构升级，导致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缓慢，最终结果是经济增长长期不稳定；另一方面产品复杂度很难得到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提升产品的复杂程度全面推动技术进步。当一国发展水平较低时，只需引进已经出现的商品，但当一个国家已经触碰到技术的边缘后，比较优势的演化必须也只能由技术创新来实现。因此，中国处于中等收入偏上水平，应该特别重视提升产品复杂性，以此来促进技术进步。

同时，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国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降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交易费用，切实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的职责，并不过多的干预经济自身的发展与运行，做到出现强烈的经济波动时，能准确、及时的根据已经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和应急预案控制损失，维护经济良好运行。

[1] Hausmann.“What You Export Matters”，NBER Working Paper，2005，37:251-268.

[2]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经济学:季刊，2011，10(01):1-32.

[3] Sachs J D，Williamson J. Exter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5，16(2):523-573.

[4] Gregorio J 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39(1):59-84.

[5] Ohno K.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9，26(1):25-43.

[6] 王一鸣.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J]. 现代人才，2011(2):28-31.

[7] 马晓河.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 改革，2011(11):5-16.

[8] Agosin M R.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J]. Cepal Review，2007，97(wp233):11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