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影响极大的墨家因何式微？

□艾君

“诸子百家”影响极大的墨家因何式微？

□艾君

前言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其思想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然而，在这一时期能与儒家并列为 “显学”的墨家，为何在春秋战国时期刹那间辉煌后，消失在人类历史长河了呢？

提起历史上墨子我们并不陌生，但若要说“墨家思想”也许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先讲一个或许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墨子及其弟子以勇敢与智慧成功地制止大国进犯小国的事。

公元前440年，楚国准备利用鲁班制造的云梯等攻城器械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消息后，赶紧派弟子禽滑厘等300余人带着守城器械赶赴宋国，帮宋国防御。墨子自己也从鲁国出发长途跋涉到楚国去说服楚王停止侵略。墨子昼夜兼程，风餐露宿。十天十夜后，终到楚国都城，见楚王后，用打比方方式喻示楚宋两国富贫差别大，不可以强欺弱、以富侮贫。

墨子说：“现在有个人，他自己有装饰漂亮车子，还去偷邻居家破烂不堪车子；他自己有锦缎绣衣，还去偷邻居家破旧衣衫；他自己有精美肉食，还去偷邻居家粗劣糠菜。这算是什么人呢？”楚王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偷窃毛病。”墨子接着说，“我听说您准备攻打宋国，那么，这与这个犯偷窃毛病人有何两样呢？若您攻宋，必失去‘义’若得不到宋”。

一席话让楚王犹豫不决。过了会儿，楚王说：“鲁班已为我造好攻城器械，我还是想去攻宋。”此时，墨子解下身上的革带当作城池，用小板当守城器械，当着楚王面与鲁班模拟了一场攻守械斗。鲁班用云梯、撞车、飞石等九次展示攻城之计，墨子九次进行成功抵抗。鲁班器械用尽，而墨子防守有余。最后，鲁班“败”。鲁班说：“我知道怎样对付你了，可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你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出来。”楚王莫明其妙地问：“你们这是……”墨子说：“鲁班不过要大王杀掉我，认为宋国就没法守城了。其实，我的弟子300多人已到宋国做好守城准备了。您即使杀了我，楚国也打不了胜仗。”楚王听后，终于放弃对宋国战争。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墨子“止楚救宋”故事，这是墨家学派倡导“兼爱非攻”“酷爱和平”思想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墨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道主义色彩与科学精神。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我们都知道“儒、法、道”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后，无论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组织，似乎已烟消云散，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从一些文本上大致还能了解墨家的思想体系，但它在今日的生活中已没有了影响力。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墨家佳作有71篇，但现在能找到的也仅有53篇。据说，这53篇还是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把墨子写进了《神仙传》托庇于《道藏》而保留下来。

然而，闪烁着聪慧和科学思想的墨家，为何会刹那间辉煌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思——

墨家崛起与思想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便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

顾名思义，“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主要有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思想家和文化名人。而“百家”并非指“一百家”，这只是种夸张之说。传统上，我们一般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12家。但西汉初期史学家司马谈则认为，“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6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

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儒、墨、道、法”4家。但也有史学家讲，“儒、墨”两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还有史学家、哲学家认为，“儒家、墨家、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在古代，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墨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指道家代表人物杨朱）则归墨（墨子）”等等，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

墨家，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墨翟（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平民出身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据史料记载，墨子先祖是殷商王室，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后代。目夷生前是宋襄公大司马，后来目夷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后简略为墨姓。据后人推测，约在春秋末年周敬王40年（约公元前480年，也有说公元前476年），墨氏喜添贵子，墨子而生。虽然先祖是贵族，但墨子本人却是平民。

相传墨子虽为宋国人，但长期住在鲁国，曾学儒术，不满“礼”之烦琐，便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知，墨子是学儒学作为起点的，或者是对儒学辩证思考后分化独立出来而自立一派。

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倡导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因为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见《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见《吕氏春秋·去私》）。墨家思想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春秋末年，列国混战，社会矛盾加剧，思想界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尽管九流十家们分别站在不同立场上，提出不同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法，但墨家思想在当时却与儒家思想并列，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家与儒家思想的对立统一

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墨子死后，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综合看来，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兼爱（即，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这是一种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非攻（即，反对侵略战争，认为，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节用（即，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明鬼（即，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尚贤（即，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鄙薄、薄待、薄礼），尚同（即，大统一口径，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非命（即，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非乐（即，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节葬（即，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等等。

尽管儒家许多思想学说遭墨家的抨击和批判，但从史学研究看，“儒、墨”两家许多思想方面是“相通相用”的。

墨子的“兼爱”思想，既包括天子对臣民之爱，又包括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爱，似乎比孟子的“仁爱”“保民而王”更具历史进步的意义。就这点看，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仁爱”“保民而王”，再到墨子的“兼爱”“义”，“儒、墨”两家出发点都是为“利天下、安百姓”。

唐代韩愈在《昌黎集·读<墨子>》这篇文章中，记载了韩愈对儒墨关系的评论，从尚同、兼爱、尚贤、明鬼等几方面分析了儒和墨“相近相用”的关系。其中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公为圣，不兼爱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之国，莫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物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可见，儒和墨两家在政治理想上都主张效法古代先王，在治理措施上同重人际关系而不像道家那样效天以言治。

清代梁启超在《论中国法制史》等著作中曾从政治思想角度，分析了儒墨两家治世之策。他认为，儒家重视“礼”与“仁”，因而儒家的治世主张为“礼治主义”和“人治主义”。而墨家重视“义”与“兼爱”，因而治世主张强调“法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也就是说儒墨两家都主张“人治”，都是为社会稳定、天下和谐、百姓幸福，根本目的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传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

但是“儒、墨”两家思想也有许多分歧或者对立。主要有“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显学之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厚葬”与“节葬”的对立，“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等等。

关于两家“显学之争”。宋明以来至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但是清末教育家孙诒让在他的《墨子间诂》等著作中考究，随巢子（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弟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所以，孙诒让怀认为，“爱无差等”之说，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关于“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其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显然对立的。

关于“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墨家理解的命和儒家理解的命完全是两回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关于“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从上述思想“对立”中可以看出，“儒、墨”两家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一是墨家反对儒者“服古而仁”的复古主义，“君子必服古言而然后仁”；二是反对儒者的重葬、久丧之礼，“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行政必死”；三是反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

墨家的日渐式微之因

从先秦来看，最盛的“儒、墨”两家到后来伴随“道家”慢慢地兴盛，而墨家却默默消失，到了汉代墨家已消亡。这种现象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变革因素，也有墨家自身因素。

先秦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战争频繁、民生艰难，朝纲先失，人伦破坏，一切人伦都在新旧更替阶段，百姓需要一种新人伦道德来安定社会，需要一种更为世俗化学说来解释和稳定民众。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民众意识崛起、迫切需要一种承认自己的理论。

从当时社会所出现代表性学说和思想看，道家清高、阴阳家重世界常理、法家追求为统治者服务、名家不关心民生……等等。而儒家和墨家在众多诸子说中，都是民生和人伦。儒家所持的“六艺”则代表了当时最重要文化力量，所提倡的“仁义礼”观念符合了当时混乱社会需要，不仅统治者需要，百姓也需要。而当时的墨家，也承认儒家思想有“当而不可易”之处，所以“非儒即墨”的社会观念，既说明两种思想关系的紧密。同时也说明，儒家文化霸主地位在当时已被社会承认，墨家更像是辅助补充。

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发展因素看，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是其以后式微主要原因。墨家出身贫寒，代表的是平民阶级立场。很多主张基本上就是和儒家相对立的。墨家主张“非乐”，即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汉初时，社会崇尚黄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官学勾结，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存身现实基础。在以后的两千年中，多数统治者都比较崇尚儒家思想，当然在一些朝代也比较崇尚法家理论。作为与儒家思想对立的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存身的现实基础；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重新挖出墨家并研究其进步性。近年来，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电视剧也逐渐将墨家写于剧情。

从墨家内部组织特点和自身发展因素看，墨家的苦修以及残酷严苛的组织制度是其以后式微重要因素。据史料记载，墨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墨家苦修，组织制度严苛。

墨家组织严密，是个有组织领袖学派。其领袖也就是“巨子”，据已故中国现代史学家方授楚考证认为，墨子是墨家第一任巨子，禽滑厘是第二任巨子。也有史学家认为，从《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可考证的墨家巨子只有3人，分别是孟胜、田襄子、腹。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须推行墨家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这种为官做法肯定与朝政政策不符合。墨者为官，也不会受到朝廷欢迎。

墨家崇尚苦修，有以身殉义的习惯。我国历史上，崇尚苦修的学派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出世的哲学，几乎没有像墨家这样的崇尚苦修的入世哲学。据《淮南子》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墨家一直有以身殉义的习惯。据《吕氏春秋》记载，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列玉为信，但阳城君因为参与政变失败逃走了，楚王要收回阳城君封地，而孟胜因为没有得到另一半的璜玉不听从命令，为坚持墨家道义，自刎身死，其弟子183人殉死。墨家修行之严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这导致能成为墨家学徒的人必然不多。

另外，墨家后期的严重分裂分化也是其以后式微必然结果。墨子晚年，“儒、墨”已经达到齐名，“儒墨显学”则成百家之首。墨子死后，墨家分裂，分化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虽然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是，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到了后期，墨家变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也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但在儒家、道家、法家几大流派弟子层出不尽，传播日益活跃面前，墨家已经衰微，退出了在历史的传承发展舞台。

虽然墨家作为思想传播的组织形式已成历史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说，墨家学说作为先秦时期和儒家并列为“显学”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主要思想，其精神并没消失，其文化思想至今依然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