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
魏永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迅速传播,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有着深刻的原因,本文从六个方面进行阐释。既有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如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十月革命,又有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感,当然还有客体的自身性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原因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上空徘徊。很快,它被中国的先进知识精英所接受,从几个,到十几个, 几十个…,现今它已然成为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指导思想。回望过去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会在众多思潮学说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广泛传播。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为什么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深刻的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一论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瑕东顾,就放缓了在中国疯狂掠夺的步伐,正是在这段期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迎来了的春天。随着资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伴随而来无产阶级也迎来发展的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民族工业总共有工厂698家,产业工人只有60余万人。到1919年,工厂增至1759家,产业工人增至200余万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成长发展过程中, 就开始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 或积极参加爱国斗争, 辛亥革命前40年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达105 次,1912 年到1919 年五四前更达130多次。五四运动中, 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唐山铁路工人进行了抗议示威;南京、厦门、威海卫、济南、九江等地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天津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在酝酿罢工。这些斗争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 形成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众说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它是为最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接受它并应用它。因此,无产阶级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壮大发展,就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引道路,是他们经过艰苦探索后的一种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梁启超、朱执信等人虽然提及过马克思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过马克思主义。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推动中国的知识精英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向人们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也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场革命发生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屡遭失败,中国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曙光。
中国人从十月革命中得到了一个启示: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中国也可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引自己走向独立之路。而且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特别是1917年苏维埃俄国关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得一切特权的声明,更是引起中国人的好感,这导致许多中国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许多中国人由此产生了对于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向往,他们开始研究、宣传社会主义。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有影响的思想潮流。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严酷剥削,沦落到了“对内无民主,对外无独立”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许多中国仁人志士都前赴后继的向西方学习,并付诸实践,以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却一再失败让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到彷徨和绝望之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学习西方技术、器物、制度都一一败下阵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人思想上的堕落。因此,“欲求根本之救亡”就必须改造国人的国民性,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启蒙运动,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中国封建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孔学是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正是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以达到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就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通过对孔学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的闸门,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这股潮流冲开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被打开,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便蜂蛹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虽然开始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新学说、新思想的一种,但其真理光芒很快就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发现,吸引了他们,进而为他们所信仰所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记忆,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促使中国人民仍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所以许多中国的精英在寻求建国方案时仍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有朝一日能一雪百年的耻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心理。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深恶痛绝,但还是比较认同资本主义的方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堕落景象,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制止大战,反而加重了战争的残酷性,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精英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绝望。再加上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争权夺利,以强凌弱,使中国人看清了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起初中国人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愿望,因为,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宣称“以绝对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杜绝秘密外交”等“和平条款十四条;”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权益,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然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不仅被无理否决,而且巴黎和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了日本。这就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谎言。内忧外患的中国,经过巴黎和会,不但没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反而使加在自身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从热切的期待转向了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失望,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由此激起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异”心理。对资本主义的认异只能说明有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但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还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两大难题的破解。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中国文化价值中的两大问题:“一个是秩序混乱,一个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至上感,中国乃天朝之国,中央之国”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既恢复它的自信心,又按照传统文化的安排才能处于良好秩序,才能步入正轨。任何一种伟大的政治实践,要想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就必需解决这两大难题。
在进入中国的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解决这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如何树立自信心。鸦片战争后,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会使中国人备感失望,而外来资本主义文化又使中国人备感耻辱。中国人一方面受西方人的欺凌,另一方面又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种痛恨与钦佩的两难心理,对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这时,突然有一种理论不仅控诉西方社会的罪恶,号召人们去推翻它,建立一种优于它的社会制度,而且这种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似性,这无疑对当时的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这种理论重新点燃中国知识分子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马克思主义还有助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失序难题。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失序无疑是封建主义腐朽和帝国主义侵略共同造成的。因此,要想解决文化失序问题就必需反帝反封建,要想反帝反封建就需要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的理论,又是将暴力与革命合理化的理论。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受到严酷剥削的社会底层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的吸引力是可以想见的。这就使当时的中国人最终认同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关系的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从纵向的角度来说,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己身、子、孙、曾孙、玄孙;从纵向的角度来说,有己身、兄弟、堂兄弟、再堂兄弟、姊妹、堂姊妹、再堂姊妹、三堂姊妹。围绕着横纵向九族,形成了古代典籍中所说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至九二“亲毕”。①
在中国传统家族本位观念下,个人没有绝对独立的地位,凡事皆以家族和国家为重,每个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之类,并由此推演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这样,个人价值就被社会价值所取代。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为本位。正如陈独秀所言:“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②
马克思主义重视集体主义观念,尖锐批判了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服从集体;要求把个人的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主张“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③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才乐意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被它的科学性所折服。李大钊认为:“从来的历史学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升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符合实际“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被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④
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知识精英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于实践,开展革命斗争。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革命实践。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反观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合作主义等其它社会学说,尽管它们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被很多人“追捧”,但最后都一一败下阵来,究其原因它们的学说缺乏科学性与革命性。
终上所述,早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是有许多有力因素促成的,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条件,十月革命和其他的国际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这样马克思主义遂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花结果。总之,深刻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对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注解:
①郭振华编《五经四书全译》(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1443页。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文章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版,第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3页。
④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496页。
参考文献:
[1]郭振华编《五经四书全译》(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1443页。
[2]任建树等编《陈独秀文章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版,第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3页。
[4]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69页。
[5]黄福寿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海三联出版社,第53~58页。
[6]王刚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第195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47-02
作者简介:魏永(1988—),男,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