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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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而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

金融新秩序亟待建立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地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相关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以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中国开了个好头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成焦点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在流体力学中，通常采用由欧拉方程延伸出的k-ε双方程对湍流流场进行描述。由于本文研究的空泡水筒流场中既有管道内的流动，又有分离流动，因此在建立仿真方案时选取Realizable k-epsilon湍流模型[6]求解湍流黏性系数。该模型湍流黏度计算式中含有与旋转和曲率相关的内容，因此适于计算旋转均匀的剪切流、管道内流动、边界层流动和带有分离的流动。

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建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表示，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

金融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朝阳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朝阳区一直是北京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国际金融主集聚区，尤其是北京CBD，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机构落户中国的首选之地。“十二五”期间，朝阳区积极推动融资渠道创新，不断增强金融对经济社会的支持力度。

一是支持城乡建设力度加大。朝阳区协调金融机构为旧城区改建等项目提供专项贷款超过76亿元，为“一绿”建设项目提供400亿元的授信额度，推进设立北京市第一只服务于城乡结合部发展的专项基金——北京市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产业引导基金，目前投出金额达4亿元，有效解决了将台乡国际文化硅谷、南磨房乡出版创意产业基地A区这两个项目的先期建设资金问题。

朝阳区还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出“创意贷”“智权贷”等个性化、专业化金融产品，为文化、科技等小微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产品选择，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

二是创新棚改综合融资。朝阳区努力为驻区棚改项目争取低息贷款融资，联合区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筹建项目专项引导基金，争取更快捷、更灵活的资金支持项目建设。

三是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朝阳区根据拟上市企业具体情况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做好跟踪服务，加快企业上市步伐。在优化环境、协调服务、引导发展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促进上市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四是引导新兴金融服务小微企业。2016年上半年，朝阳区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19.4亿元，贷款余额16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资产总额90亿元，注册资本总额75亿元，在保余额126亿元，同比增长80%，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改善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