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键期假说”研究综述

曾静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国内“关键期假说”研究综述

曾静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关于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研究一直充满争议，但是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通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关于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撰文评述和实证研究，来概述和总结国内学者关于“关键期假说”的争论，并探究该假说对国内外语教育的实际意义。

二语习得；关键期；外语教育

一、引言

1953年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Penfield提出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有关，认为语言习得有“最佳年龄”（The Optimum Age），且这个最佳年龄在10岁以内。针对Penfield的研究，Lenneberg 搜集许多证据，于20世纪60 年代首次提出了“关键期假说”这个概念。所谓“关键期”（critical period， 简称CP），是指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没有外部干预、不需要教授的条件下，人的语言学习能够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发生，人能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语言；而超过一定年龄以后，人学习语言的能力会减弱，语言学习也会变得困难，甚至停滞不前。

二、关于“关键期假说”的各种研究探讨

“关键期假说”自从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国内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语言习得是否有“关键期”？那么“关键期”存在于第一语言习得还是第二语言习得中？“关键期”的年龄阶段该如何界定？儿童语言学习者是不是一定比少儿、成人学者有优势？……这些都是各个研究人员争论的焦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语习得在我国起步，国内学者关于“关键期假说”也做了自己的研究和探索，关于“关键期假说”的文章和专著也大量涌现。

前期国内文献对关键期假说的研究几乎都是评阅和描述性的，采取实验室研究或者二手数据研究方法。到了后期，国内出现了许多对“关键期假说”的实证调查和研究。桂诗春（1992）、刘振前（2003）、杨连瑞（2004）、等学者进行了撰文和评述， 陆效用（2004）、辛柯（2006）、等学者采取了访谈、问卷等手段开展了实证调查和研究。这些实证调查和研究分别作证了或者否定了关键期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让国内关于“关键期假说“的讨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一）支持“关键期假说“的讨论和研究。

国外支持“关键期假说”最有名的研究之一来自于Johnson 和Newport的对46名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成为被试能否胜出的一个判定性因素（Rod Ellis，2014.p23）。这恰好证明了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存在。以国外学者研究理论为基础，不少国内学者也表达了自己支持的观点。

从生物语言学视角，段胜峰和吴文（2014） 通过援引生物学相关研究成果表达了自己对“关键期假说”的支持。两位笔者坚信生物语言学的进化发育，观并且认为在发育过程中人会经历语言学习最佳的“关键期”。“语言习得关键期”的发生，其原因可能是在人脑语言区发育过程中某种神经组织细胞因肌体成熟而死亡或减少造成的。因此，人类过了青春期再去学习语言就不那么容易了。

鲁明泓和他的同事（2014）为了回答“哪个年龄段出国留学习的效果最好？”这一问题，于是在2007到2011年间对16位年龄在5-14岁之间的大陆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的学生进行了持续的静距离观察和详细的访谈。最后以NYSESLAT（New York Stat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考试数据库为大背景，绘制了一条中国学生英语学习曲线。曲线显示，1-8年级是学习英语的关键期，其中1-6年级是效率最高时期，7-8年级是关键期的结束。

另外一位学者也对“关键期”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证实了存在性。通过对西北工业大学2004级公共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实证调查对比分析发现：凡是研究生阶段英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基本都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而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或中等以下，优秀生比例很小（辛柯， 2006）。

大多数对于“关键期假说”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我国国情以英语作为外语或者第二语言，而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来研究的案例更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问题。在 以英语、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16种不同母语的209名韩语学习者为受试，控制汉语习得初始状态、习得方式、习得时长和习得环境等变量的前提下，考查留学生起始年龄与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和汉子四个模块习得速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青春期前受试组在语音、语法、词汇和汉字四个模块上的习得成绩全部高于青春期后的受试在相应模块上的习得成绩（柴省三， 2013）。

甚至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早已经意识到教育关键期的存在。《颜氏家训》：“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学记》中也说过：“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杨萍， 2007）.

（二）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各种讨论和探讨。

Krashen 是国外竭力反对关键期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儿童与成年人习得语言的差异不是语言习得机制本身造成的，而是语言机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差异和青春期倾向性过滤 （affective filter） 能力的增强造成了儿童与成人语言习得上的差异（匡芳涛， 2010）。

在国内不支持“关键期假说”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黛曼纯（1994）总结出Lenneberg提出的关键期并不存在，大脑优势在5岁左右便已经确定。刘振前 （2003） 认为第二语言有一个关键期的观点是错误的。凡是智力发展正常的人，即使到很大年龄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只要工作和生活需要，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也是可以达到很到的水平。年龄不是导致语言学习失败的根本原因。

学者赵飞，曾成功采取传记定性实证研究方法，对42位中国当代著名外语教育专家和学者的外语学习传记进行定性分析，来探究外语学习与起始年龄的关系。结果发现，早龄外语学习与自我评价没有关系，晚龄外语学习者的自我评价较好。这一结果与关键期假说不符。按照关键期假说来推理，早龄外语学习应当比晚龄外语学习感觉要更轻松、更容易（赵飞，2008）。

王立非（2002） 认为语言学习下降应归于认知能力的改变，年龄绝不是唯一因素。国内另外一些学者彭坚（ 2007）、 桂诗春（1992）等也对“关键期假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三、‘关键期假说”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发

尽管在目前来看，“关键期假说”的正反两派之争没有定论，但是不管答案如何，它对于我国语言教学的组织和规划都有深远的意义。

金黛莱（2007） 曾以“关键期假说”为理论基础，来研究和分析与学习年龄因素相关的外语学习起始年龄。通过研究发现，学习年龄是决定二语或者外语教学的重要因素。儿童获得语言的能力比成人强，但成人在理解结构。记忆词汇，尤其是在学习的早期阶段速度比儿童快。所以金黛莱提议应该根据二语或者外语学习者的年龄采取不同的二语或者外语教学途径以及教学方法。

陆效用（2004）调查研究了40多个研究生英语成绩和大中小学的英语课程开设情况，发现小学阶段是否开设英语课程对学生今后英语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并认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英语从三年级开课是符合语言习得理论的，但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英语也是可以的，应该让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有一定的自主权，不要一律强求。

虽然关于“关键期假说”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习得在婴儿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国的外语或者二语课程开设不宜太早，要在母语习得已经成熟或者完成的时候进行，不得干扰母语的习得。只有在学习者已经习得母语的条件下，心智和逻辑才能达到接受二语的程度。

四、总结

年龄问题对于二语习得研究理论的建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语言的教学都是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前人的综述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不同年龄段人群由于在生理、心理和认知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外语或者二语学习方面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教育工作还应该要注意到这种不同，“关键期假说”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是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我们既要重视关键期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过分夸大关键期对外语学习的作用（杨连瑞，2004）。既看到儿童学习者习得二语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合理开设课程、规定学龄，但是也要看到负面效应不能盲目跟风认为“语言学习越早越好”。

［1］柴省三.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设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

［2］段胜峰. 生物语言学视野中“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推析［J］. 外语学刊， 2014.

［3］鲁明泓. 基于学习曲线的英语学习模式与策略［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

［4］辛柯. 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临界期假说实证［J］ 外语教学，2006.

［5］赵飞. 外语学习年龄问题的传记性研究——成功外语学习者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 现代外语（季刊）， 2008.

H31

A

1671-864X（2016）10-0130-02

曾静（1991.09-），女，汉族，湖北，硕士在读，广西民族大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