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选谁：人口空心化下贫困村“两委”换届的困境与治理

郑万军

谁选谁：人口空心化下贫困村“两委”换届的困境与治理

郑万军

打工经济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年持续外流弱化了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意识，而且农村精英人才的严重流失也致使农村“两委”换届面临着“谁选谁”的尴尬窘境。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即因穷而空、越空越穷。破解贫困村“两委”换届困境应以主体培育为主：一方面通过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吸引农民就近就业，实现农民适当回流；另一方面应在通过定向培养和外部输入解决“两委”人才短缺的同时，提升村民的参选热情和能力。

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两委”换届；村民自治；期望理论

一、引言：贫困村的干部谁来当

随着农村打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的提速，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峻。城镇化的“拉力”和农村自身的“推力”共同促成了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持续外流。一方面，因穷而空，即因农村相对贫困落后，大量青壮年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提供了大量机会，打工经济因而得以长期盛行。同时，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也长期偏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如此，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在对打工经济路径形成严重依赖的同时，也逐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空心化，制约了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人口空心化弱化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主体，进而加剧了农村贫困的锁定状态，即越空越穷。首先，打工经济持续发展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外流不仅导致了普遍的农田撂荒现象，而且使得留守的老弱群体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调研发现，各地普遍存在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的情况。因而“谁来种地”确实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其次，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青壮年的外流致使农村建设主体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农村基本公共建设的正常开展。而农田水利、道路等基本公共建设的严重滞后或缺乏正是一些地区农村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地方农村基建工程因无法有效协商而难以及时启动，而农村留守群体囿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则难以承担起农村各类基本公共建设的重任。最后，人口空心化侵蚀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良好的村庄治理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大量农村精英的流失不仅弱化了自治主体，也虚化了村民自治。在农村一般的情况是，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越有可能成为农村的精英人才，但另一方面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外流的可能性也越大。精英的不断流失导致很多地方农村出现了人才断代，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更是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在贫困村的“两委”换届中甚至面临着谁来当干部的尴尬窘境。

二、谁选谁：贫困村“两委”换届的双重困境

严重的人口空心化致使贫困村的“两委”换届面临“谁选举”和“选举谁”双重主体缺失的尴尬窘境。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外流，致使参选村民素质弱化，无法承担选举重任；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精英人才出现断代，“两委”缺乏合意候选人参加竞选。

（一）谁选举：农村留守人员难以承担选举重任

随着大量青壮年的外流，农村留守人员大多因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低而难以承担选举重任。村民参与民主选举，以合理、合法的程序选举出有知识、有能力、有意愿，并能够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优秀人才组成“两委”班子，“两委”则引导村民参与农村事务治理，村民自治的功能因此得以发挥。有效选出合格“两委”班子依赖于一定的人口基数及选民必需具备的基本文化素质，但在欠发达地区贫困村因人口严重空心化而难以满足这两点基本要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图1），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呈逐年递增趋势，2014年第3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口达到了1.76亿人，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0.97%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E5%A4%96%E5%87%BA%E5%8A%A1%E5%B7% A52014。。外流务工劳动力又大多是家里的青壮年，“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民工荒导致打工收入的上升将进一步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1］。此外，农村劳动力呈现结构性转移特征：常年性转移居多、向沿海地区转移居多、男性劳动力转移居多，多数农村地区由此形成了“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局面。留守人员中的大多数妇女、老人虽然具备选民资格，但缺乏基本的选举能力。他们大多存在年龄老化、文化素质低下、辨识能力欠缺等不足，且缺乏足够的理性筛选候选人以及合理表达自身利益，在选举过程中极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以及煽动，从而变成一群缺乏自主意识的“乌合之众”。显然，依靠这些农村留守人员很难实现村民自治基础性功能的选举目标。

图1　2012-201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规模

（二）选举谁：精英人才断代导致合意候选人缺乏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村，外流的不一定是精英，但精英外流的可能性更大。青壮年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体，而农村精英人才则是外流劳动力的核心和引领者。大量乡村调查证实，大多农村外出务工者要么是在亲朋好友的带领下，要么是在乡村“能人”的带动下远走他乡。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乡村“能人”，其共同点就是有见识、有门路、能挣钱，而这些恰恰是农村精英人才的基本特征。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贫困村“两委”换届选举普遍缺乏合意候选人。农村换届选举作为“两委”更新换代的唯一合法途径，其关键环节即是从候选人中选举出最优秀的人员组建“两委”班子。村“两委”是村民自治的主要载体，其治理农村成效的高低取决于“两委”班子的素质构成。但是目前转移出去的大多是“农村劳动力中的佼佼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的精英人才，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剩余”［2］。据国家统计局关于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图2），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40岁农民工占56.5%，且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农民工占12.4%，初中农民工占61.6%，高中农民工占16.7%，大专及以上农民工占9.3%。青壮年农民工尤其是学有所成者拥有新头脑、新知识、新技术，理应成为农村未来发展建设的主力军和接手村“两委”治理农村事务的合理人选，但目前他们大多选择前往城市发展而非留在农村。不仅如此，农民中越是有文化、有能力者越倾向于脱离农村，由此造成了农村精英人才断代、老弱病残幼留守的局面。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幼出于年龄、精力、体力、知识等多方原因不具备候选人所需的基本素质要求，因而不能作为合格候选人参与竞选，因此农村“两委”换届时往往因合意候选人缺乏而面临尴尬窘境。

图2　2014年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

三、贫困村“两委”换届困境解析：以期望理论为分析框架

为何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量农村青壮年会选择舍妻离子、背井离乡？期望理论认为，人们的现实行为是其激励力量最大的理性行为选择。期望理论的基本公式为：激励力量=效价×期望值。其中，效价是指个体目标达成对其产生的效用价值，效价的取值区间为-1～+1；期望值是个体对自己达成目标可能性的主观估计，其数值区间为0～1。可见，当效价和期望值的乘积越趋近于+1时，激励个体采取行动的力量越大。当这个乘积趋近于零时，激励力量十分微弱。当这个乘积趋近于-1时，激励力量呈反向且不断加大。下文以期望理论为分析框架，对贫困村“两委”换届出现“谁选谁”的窘境进行剖析。

（一）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参选人基数不足

1.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过度

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的收益明显高于在家务农的收益。因此，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之下，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纷纷选择前往城镇务工，形成并推动了多年来的“打工经济”。就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看（图3），2009年到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5153.2元增加到889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对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74.7元增加到26955.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①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摆脱贫困或改善经济状况是大部分进城务工者的首要目的，因此在城镇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对于农民工而言，其效用很高，即效价趋于+1，且城镇吸纳农民工的主要是建筑业、服务业等体力需求类行业，技术含量较低，多数农民达成目标的期望值亦趋于+1。同时，对比农活的艰辛与低收入，“城市不仅是一个谋生之地，还将为自己改变现有处境和身份提供希望”［3］。如此，高效价与高期望值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最大激励力量。此外，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打工经济”也是地方政府所力推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随着“打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原本劳动力富余的农村现今已普遍呈现出了短缺的迹象，已经影响到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至此，最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演变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并导致了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实际参选人数与在册选民数的严重不符。

图3　2009-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2.城乡公共服务悬殊致使农民举家外迁

尽管自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可否认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例，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图4），2009年至2013年城乡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皆有所上升，但相比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41张增至3.35张，城市则增速更快，由5.54张增至7.36张，城乡之间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差距由3.13上升为4.01，城乡医疗卫生水平继续扩大①。

图4　2009-2013年分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总体而言，“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偏向于城市，无论在保障项目、保障内容，还是在保障水平上，农村的社会保障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4］。城镇优质的公共服务吸引有能力迁移到城镇生活的农民举家外迁，尤其是“拆点并校”政策全面推行之后，举家外迁到城镇的农民家庭随之增多。虽然并不能完全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服务，但至少可部分享用某些农村所不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基础设施、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等。因而迁入城镇将会对农民产生趋于+1的效用价值。此外，许多农民打工多年，有一定积蓄，加上可在城市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扎根城市的期望值亦趋于+1。这极大地激励了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出于孩子上学或是家庭团圆等考虑而举家外迁。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图5），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了3578万人，比上年增长1.5%。客观的结果是，一方面，举家外迁农民与农村利益关联弱化，大多常年不回村，一般更不愿自付成本回乡选举；另一方面，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这些举家外迁的农民也不愿放弃农村户口和所承包的土地。举家外迁农民在册但常年不在村，也不愿回村参加选举，因而影响了农村“两委”换届的参选人数。

图5　2010-2014年全国农民工规模

（二）青年人才大量外流致使农村“两委”后继乏人

1.因升学而落户城镇加速了农村青年人才外流

如前所述，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可能成为农村精英，但越是农村精英外流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跳农门”一直是我国农村学子发奋读书的最大动力和目的。几千年以来，无论是青年农民个体还是整个农民家庭，都以“跳农门”而自豪。而迄今为止，对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成功求学依然是“跳农门”的最可行和最主要的路径。由于农村孩子大多将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首要选择，因此“跳农门”的目标便对其产生了接近于+1的效价。农村孩子大多更加勤奋刻苦，同时加上周围成功榜样的激励，他们对于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目标形成了趋于+1的期望值。因此，通过求学成功而落户城镇的高效价与较高的期望值催生了广大农村学子刻苦求学的最大激励力量。

在“跳农门”梦想的激励之下，很多农村学子因求学成功而考上大学，但毕业后却基本上都不愿再回到农村，而是选择到城镇工作和生活，从而永久性脱离农村。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毛入学率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国家要求各高校加大对农村招生的倾斜后，因求学成功而流出农村的青年人才也逐年增多。至此，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是，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子求学成功不仅体现了教育公平，也可能改变了整个农民家庭、避免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但在客观上却加速了农村青年人才的流失。换言之，某种程度而言，现行的教育不是在培育农村人力资本，而是在继续加速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汲取。

2.务农前景有限促使农村青年进城谋发展

一方面，现行的教育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受农村发展机会和前景的限制，大多数农村青年选择进城谋发展。一些农村青年尽管未能通过成功求学而“跳农门”，但也不愿再重新回到农村。相对老一代农民而言，新生代农村青年文化程度高，期望值也高。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成长环境和条件要相对优越，大多一直在城镇求学，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更未从事过经常性的农业生产，基本不具备基础的农业生产技能，对农村、农业、土地等缺乏深入地接触、了解和留恋。相反，较长时间的城镇求学使他们较多地体验和认同了城市文明。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留守农村操持农活是过时的，虽不能通过升学改变命运，但能到城镇打工既可避免从事繁重的农业劳作，还能获得一种城里上班的“优越感”。

当前我国农村的客观景象和实际所能提供的发展机会，并不为大部分农村青年所看好，而恰恰城市能给他们提供“体面工作”的机会。因此，进城发展对于大多数农村青年具有趋于+1的效价。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村青年基本都拥有初高中或中职学历，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或技能储备，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即可在城镇安身，可以过上优于农村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对自身在城镇发展可能性的估值较高，即期望值较高。高效价与高期望值产生了推动农村青年外流的最大激励力量。广大农村青年的纷纷外出，必然导致农村“两委”后继乏人。

（三）村民参选能力和动力不足影响“两委”换届选举

1.留守人员总体参选能力低影响选举质量

农村留守人员中具有选举资格的村民总体文化素质较低，且严重老龄化，这既制约了其参选能力也影响了选举质量。根据郭金兴和王庆芳的估算，从2003年到2010年，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持续下降，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下降至8.89%，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上升至48.11%［5］。而据孟令国和刘薇薇计算，从2003年至2010，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严重，51岁以上劳动力占比由19.7%上升至48.4%，其中尤以31-40岁劳动力下降趋势最为明显，由31.4%下降至3.1%［6］。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此等情况仍呈加剧态势。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实际参选的选民基本以留守人员为主，但由于受年龄和文化的限制，这些留守选民既存在精力不足，也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

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人员既不愿参加“两委”干部的竞选，对候选人也缺乏基本的了解，相当一部分群众甚至连村“两委”班子的组成情况都不清楚，因此对选举的期望值很低，基本趋于0。此外，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加重了留守人员的负担，大部分留守者自顾不暇，对村“两委”换届选举漠不关心，因而选举对他们的效价接近于0。同时趋于0的效价和期望值产生了趋于0的激励力量，决定了农村留守人员参与选举的意愿很低。甚至有学者提出，“要靠剩下这部分村民来进行村民自治，显然是自欺欺人”［7］。

2.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参选动力不足影响选举效果

外出务工人员基于理性考虑大多不愿回乡参选，影响了换届选举效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渠道，务农则在事实上成为副业。不仅如此，外出务工者的利益更多与其工作单位绑定，而在其农村的利益则大大淡化。因此，大部分外出务工者很少会主动关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即回乡参加选举对外出人员产生的效价就趋于－1。同时，返乡参选的路费、误工费等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所不愿承担的。此外，许多村集体事务诸如修路、水利建设、农田改造和环境治理等，大多是可能的潜在利益，既无法在短期内显现，也无法量化到个人头上，因而吸引力不大，即外出务工人员认为参与选举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趋于0。趋于－1的效价与趋于0的期望值相乘得到负向的激励力量值，即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参选动力明显不足。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属于农村素质较高的群体，所以他们的缺位既导致选民数量严重不足，也弱化了选民群体素质，必然影响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效果。

四、贫困村“两委”换届困境治理：以主体培育为主

上述可见，贫困村“两委”换届困境的症结在于农村人口空心化。因此，其治理路径应以主体培育为主。为此，既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以解决当前农村留不住人的问题，也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8］、提升村民的参选热情和能力。

（一）推进农业产业化，引导农民适当回流

1.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农民就地就业

贫困村发展农村产业，走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之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之所以贫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源缺乏，因此发展农业产业化必须错位竞争、走特色农业之路。大部分贫困村虽然资源禀赋条件总体较差，但我国地域广阔、东西南北跨度大、区域差异悬殊，各地极赋特色，相互具有比较优势，适合发展特色农业。为此，各地应善于发现和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并结合自身实际和周边发展态势确定自己的发展定位、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规划，以错位竞争来培育和发展具有鲜明地方风格的特色产业。具体而言，一是要内挖潜力，包括发掘本地矿山资源、旅游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特色土特产品等等；二是要外引智力和财力，通过专业管理咨询机构或智库进行科学论证、评估和策划，同时通过对外招商引资加快本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三是对上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和政策扶持，将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四是以培育地方核心产业品牌为中心，打造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发展，以此实现农民就地就业，引导农民适当回流。

2.以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动农民就近就业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各地政府应把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发展农业产业结合起来，通过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回农村产业发展所稀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而返乡农民工创业则应立足本地资源开发为要。部分农民工在外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拥有了市场经济的头脑。同时，基于农村生产生活成本较低、人脉丰富、方便家庭团聚等原因，这些成功的农民工也乐于回乡创业。对此，政府应因势利导，既要及时出台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和财政扶持，又要切实帮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其它困难。

返乡农民工创业，不仅可以助推农村产业化发展，而且也能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带动了农民就近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就地就近就业对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工而言是一举多得，既可实现在家门口上班、提高收入，也可兼种土地、照顾家庭，因而颇具吸引力。可以预见，随着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增多，必然吸引大量农村人口的回流。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农村“两委”人才

1.实施人才定向培养，储备农村后备干部

在农村人口空心化背景下，为储备农村后备干部，解决农村“两委”后继乏人的问题，可实施农村专项人才的定向培养计划，激发农村优秀青年和大中专学生建设家乡、奉献家乡的热情。如此，既可做到学以致用，又能保证人才留得住，从而为农村“两委”增加人才储备。主要方案包括：一是与相关农业院校合作实施“订定单式教育”，专门培养农业生产专业技术人才、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人才，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专项人才短缺问题；二是以现行的免费师范生计划为蓝本，每年选择性吸纳一定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高等农业院校，在读期间国家给予学费减免和生活津贴等优惠措施，但需事先合同承诺在农村的最短从业年限；三是借鉴韩国培养农业继承人的做法和经验。对于自愿选择前往或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青年人提供免费学习机会，推荐其到农业技术指导站或相关农业院校接受免费培训。或者对现有农业从业的优秀者进行重点指导和培训，以提升其综合素质，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将其培育成为新型农民或者家庭农场主。

2.增加外部人才输入，充实农村治理力量

在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应加大人才外部输入的力度，以充实农村社会治理的力量，同时可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促进农村本土治理人才的迅速成长。当前一些农村人才引进措施，如大学生村官、干部下乡挂职等发生了变异。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大学生村官大多数并未到村里工作，而是被以各种形式借调到乡（镇）政府、甚至是区（县）政府上班。下乡挂职干部要么是被挂职（挂职者本身不愿意下乡工作，而是无奈于单位领导的工作安排），要么是镀金式挂职（下乡挂职只是为获得基层工作经验，进而为升迁做铺垫）。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来做实大学生村官、干部下乡制度，激励他们真正下沉到农村、扎根农村，提高他们服务农村的效价。另一方面应避免形式化和虚职化，切实为他们提供可以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让他们肩挑重任以增强责任感，进而提升其服务农村的期望值。此外，应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当前我国各类社会组织正蓬勃兴起，不仅业已成为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而且具有专业化和高效率的优势。因此，政府应积极与之合作，以弥补当前农村人才的短缺。

（三）提高村民的参选效价和参选能力

1.提升参选效价，激发参选热情

村民和村集体间利益纽带的弱化降低了村民对“两委”换届选举的效价，导致了我国农村的政治冷漠现象。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束缚，致使中国农民历来既缺少公共生活的实践锻炼，也缺乏基本的公共意识和精神。提升村民对“两委”换届选举效价的可行路径在于：一方面要增强村民的权利意识。以实践向村民证明，无论是参选还是竞选，都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为此，应加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普及与落实，消除那种认为选举只是走过场，村“两委”班子实际由上级内定的惯性认识；另一方面应重塑村民的权益意识。村“两委”换届选举受冷遇的关键原因就是很多村民认为自己当不了也当不到干部，所以也不愿参加选干部。对此，要以事实证明村“两委”班子是处理村公共事务的代理人，事关所有村民的利益与福祉，能否选出优秀的村干部与自身利益高度相关。同时，也要促使“两委”班子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谋福利。随着村民对村“两委”选举效价的提高，其参选热情必然高涨。

2.注重民主实践训练，提升村民参选能力

在提高村民对“两委”换届选举效价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实践训练提升其参选能力，进而提高村民对成功选举的期望值，是保证村“两委”换届选举有效进行的必要基础。尽管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但总体而言，中国农民至今不仅缺乏基本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也缺乏成熟民主生活经验和技能。因此，民主实践的训练首先应与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相结合，可以通过相关培训和生活实践增强村民对村公共事务和个人利益关联度的认识，培育村民对村集体较强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其次，民主实践的训练应与乡村公共事务相融合。乡村民主不应仅仅停留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上，而应充分体现在村集体日常事务的处理中。只有让村民充分参与村集体事务，才会激发他们公共参与的热情和效价。同时，这种亲身体验式学习的效果必然胜过简单的拉横幅式的宣传；其三，在具体乡村选举的实践训练方面，既要强化选举的基本程序和规则，也要注重选举方式、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在农村人口空心化状态下，如何创新选举方法以切实保障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选举权的实现。

［1］陈池波，韩占兵.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2］龚志宏.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新农村建设的效应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3］陆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4］张翠.城乡统筹背景下的中国乡村治理与变迁——基于中外城乡发展的比较与借鉴［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5）.

［5］郭金兴，王庆芳.2002-201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结构的估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4）.

［6］孟令国，刘薇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年龄结构研究——基于2002-2011年的数据［J］.经济学家，2013，（4）.

［7］冯仁.村民自治走进了死胡同［J］.探索与争鸣，2011，（1）.

［8］郑万军，王文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J］.农村经济，2015，（12）.

［责任编辑：刘烜显］

郑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401120

D621.4

A

1004-4434（2016）08-0031-06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YBZZ02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5SKG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