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之殇”折射体制之痛

“医患之殇”折射体制之痛

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暴力史”仍在频频上演，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造成医患冲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中国所特有的原因。

“医闹”究竟谁之过

“医闹”现象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从产生到日益扩大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分析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患者自身认识偏差。患者把医生作为拯救自己病痛的最大希望，往往对医生及医院抱有过高的期待，一旦期待落空，自己的病痛难以得到解救，就有可能情绪失控，甚至采取过激的手段针对医生和医院。

二、医院及医护人员自身因素。首先是医院方面，管理体制缺陷。医院给医护人员采取效益工资制，医生的工资高低与其所在科室效益及其医护人员本人效益相挂钩，医护人员也需要养家糊口，于是在药量、药价、用药档次和各项检查方面给医院增收。患者承受了昂贵的治疗费用，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息事宁人助长气焰。现在医院方面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即“不怕你告，也不怕你上吊，只怕你来闹”。“医闹”们正是逮住医院这种消极妥协的心态，才有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是医务人员方面，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让医生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部分医生在治疗时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不敢大胆用药。

三、政府公信力不足。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式有：医疗事故鉴定、诉讼、行政调解。但这几种方式都存在着问题。首先，医疗事故鉴定由各级医学会负责，但专家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称为“老子鉴定儿子”，公信度不高，缺乏独立、公正的专业鉴定机构。其次，打官司程序复杂，成本太高。再者，行政调解的主持者大多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患者普遍缺乏信任感。

四、社会媒体的报道偏颇，推波助澜。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往往是在没有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进行片面的报道，并且认为患者是弱者，就偏向患者一方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使得医院面临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患者在社会强大舆论支持下就理直气壮地找医院索赔，造成医疗纠纷的严重化。

五、“职业医闹”分子的怂恿。“职业医闹”，通常和患者家属以雇佣合同的形式结盟，用扰乱医院秩序和毁坏其名誉的方式，逼迫医院与其私下“谈判”，进而索取高额赔偿，再与患者分成。“医闹”事件在别有用心之徒利益熏心之下已成为一种社会顽疾。

六、患者维权途径不畅通，诉讼成本高。

“医闹”入刑的能与不能

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日益激烈的医患冲突，使得不少人对“医闹”入刑抱以厚望，期待刑法利剑能够及时出鞘，为医院和医生提供最强有力的秩序与权利保障。

从刑法任务上看，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是重要任务。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更加凸显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直接目的在于保障医院的公共秩序，为医生执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其他患者就诊提供安全的秩序环境。

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基于秩序目的的“医闹”入刑，对于化解医患矛盾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首先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刑法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医闹”入刑在一些人心里还是能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避免更多的医患冲突走向非理性、有组织的暴力形态。在控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进医患之间展开理性对话，过激的行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从而将矛盾与纠纷更多引向法律途径，以更为理性平和的方式化解。

但刑法在介入医患冲突时，也必须恪守法治原则和谦抑理性，而不能轻易扩大规制范围。刑法不以修复医患关系为己任，不能将打击范围延及正常的维权行为。更需要明白的是，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医闹”入刑也重在治标，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

医患矛盾亟待制度“手术”

严刑峻法永远都不是消除违法犯罪的根本之道，彻底解决“医闹”问题光靠刑法是不够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和谐医患关系，而要打造这样一个和谐的关系则亟待制度“手术”，需要革新现行的医疗体制。因为，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而这也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中国所特有的原因，也即形成了中国式的“医闹”。

当然，这些年，也有一些省份进行了相关医疗改革的尝试，以期缓解现行的医患矛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今年以来，广东医患纠纷数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进入“拐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现象。有分析指出，广东医患纠纷数量下降，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为“降压”，近年来广东的一些医院通过各种信息化手段，大大提升了医院看病体验，为医患双方的紧张情绪降压。另外，在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升看病体验方面，广东均作出了不少探索。比如分层诊疗机制、做强社区医院、以医保报销引导病患多去基层看诊等措施，大大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推广网络挂号、智能取药等措施，大大减少了患者在医院排队等号、取药的时间。看病体验提升了，医患双方情绪缓和了，发生矛盾冲突的几率自然也就降低了。

二为“通脉”，医患纠纷案件数量减少，与大力打击“医闹”、理顺纠纷处理机制进入良性循环有关。广州去年前11月共发生“医闹”57宗，95%是通过协调解决，5%走诉讼程序解决，没有一件是通过“闹”得到解决，广州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后，调解成功率达86%，逐渐得到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