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前言读“见证文学”

陈云昭

维赛尔这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这个世界还是过于乐观了：我不沉默，也许只是意味着我没有死去，有倾听者，或许才能证明我还活着；但，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西方语境，还是当下的中国语境，这些“见证者”的讲述真的有倾听者吗？在中国某个书桌旁，真的有那些沉重的见证文学的读者吗？

“被忘却成为人存在意义上的最可怕的惩罚。”

（徐贲）我们能用这句话劝导读者们走近“见证文学”吗？我们有义务去铭记那些历尽浩劫的人的苦难吗？我们有责任把那些浩劫记忆变成我们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吗？这些设问既是围绕这个专题展开，又是超越本期专题的。这或许又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大众读者之于阅读有“伦理”责任吗？这个责任的边界在哪里？

在本期专题里，书评界老将凌越先生为我们带来一篇颇有常识普及意义的文章；他通过对《谁，在我呼喊时》一书的精湛解析，不仅为我们厘清了关于“见证文学”的概念，还重点分析了见证文学中几种代表性的写作类型。想主动承担那种记忆责任的读者，肯定能在这篇文章中收获有关见证文学的“理解线索”和“阅读方向”；专栏作家思郁对“见证文学”的思考更进一步，他辨析了“见证文学”有效性的条件，以及“见证文学”所存在的内在的深刻悖论。这样的悖论不仅内置于“见证文学”的体裁属性中，更为根本的疑问是：活着的人如何替死去的人见证呢？提出这样的“悖论”不是为了取消见证文学的“真”性，反而是为了更为苛刻地“净化”见证文学，让“见证文学”不仅在写作方式上，也在人性准备上都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杜雅萍女士把她的目光移到了亚洲（中国）和非洲，考察了见证文学在中国和非洲大地上的写作现状和部分成果。在见证文学的世界版图中，我们的目光往往过于集中在欧洲。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有莱维、维塞尔、苏兹科维尔等等这些世界级的“见证文学”作家，更是因为人类被“奥斯维辛”震撼的足够目瞪口呆，以至于其它的浩劫并没有足够多地挤进世界读者有限的注意力中；但这些地区发生的浩劫同样不能被遗忘，否则我们就是对那些在浩劫中死难的人的“二度谋杀”。

本期专题，从功能上来说，只是想对读者做一个关于“见证文学”的常识普及。这一组文章并不能代替读者们去读那些见证文学，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去读那些见证文学，因为多一个人去读，我们就多了一分可能：让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