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良知经受住考验

李希凡，一个曾经被毛泽东赞赏过的“小人物”。半个多世纪前，他凭借《〈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檄文叱咤文艺批评界，搅动着那个时代中国文坛的风云起伏。

1956年，李希凡再次挑战权威和先贤，就阿Q人物的“典型共名”说与何其芳展开了一场长达20年的“马拉松长跑”式的论争。

何其芳在《论阿Q》一文中把“阿Q精神胜利法”抽象成“古已有之”的“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并举例，爱哭的女孩就被叫作林黛玉；喜欢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所喜欢，就被称为贾宝玉，这是一种“典型共名”现象。

李希凡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撰写了《典型新论质疑》和《关于〈阿Q正传〉》，批驳何其芳把典型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解释为超越时代、社会、阶级的某种抽象品质的“化身”，无法代表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思想意义。

后来，何其芳又撰文批驳李希凡的观点，两人就“典型共名”说展开激烈辩论。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希凡随即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王蒙小说中粗暴的教条主义提出异议。

不料，这次却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毛主席批评我脱离群众，一到报社就当起了婆婆，适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我于是赶紧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不善言辞，不想去教书。那时我是有名的‘好战分子，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为此闯了不少祸端。”李希凡后来坦承，当年对王蒙小说的批评的确有失偏颇。

李希凡的良知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风波中经受了考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的“退田”“评冤狱”与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在企图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

“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冲突，我既没有从戏里读懂，也没有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讲的历史大背景，是我这个‘书呆子没有认识到的。”李希凡说。但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被广泛转载，各大报刊也都在组织、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就的。而此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只顾秉持学者的良知和风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样，写出如此牵强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文章。

由于“不听江青的话”，李希凡被说成是“黑线专政”下的“宠儿”，进了“牛棚”。“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做了十年编辑，出了七本书，我认为自己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评论作品和分析文学现象，现在却成为‘黑线统治下的‘毒草，我想不通，却又必须说服自己进行检讨。”

之后，“文革”爆发，李希凡两进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段蹉跎岁月，他与时间赛跑，白天艰苦劳作，晚上在荒冷的小屋熬灯夜战，写出了《〈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摘自2016年5月1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