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到就业：美国残障学生就业转衔模式的发展及其启示

■徐添喜苏慧

从学校到就业：美国残障学生就业转衔模式的发展及其启示

■徐添喜1苏慧2，3

就业是成年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取经济独立的根本途径，对于积极地、有尊严地参与并融入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大部分残障学生从学校到就业面临着诸多困难，能够顺利实现就业的比例不高。文章回顾了美国残障人士主要转衔服务模式的发展历程，同时分析了这些模式中与残障人士就业相关的核心要素，最后结合国际经验，为我国残障人士就业的发展提出政策与实践建议。

学校到就业；残障学生；转衔；模式；美国

【Abstract】Employment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dult living， which enable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ety productively， live independently or semi-independently. I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social inclus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owever， mos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and achieve a low employment rate. This paper reviewed typical American transition model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alysed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relevant to employment of these models， and provided policy and practic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ition services.

【Key words】School-to-Work；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Transition； Model； USA

1　问题的提出

就业对于帮助残障人士实现经济独立或半独立，提升生活质量，有价值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2］。在我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就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认同、支持并保护残障人士平等就业的权利，同时还规定相关机构和部门应当为残障人士实现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然而，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于2011年共同发布的《世界残障报告》［3］，以及我国研究人员的调查数据均表明残障人士的就业率远低于非残障人士［4］。虽然近几年我国残障学生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有显著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特殊教育和残障人士服务的整体水平尚不高，且发展不平衡。就特殊教育与残障服务的内容而言，残障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后的转衔教育与服务相对较为欠缺，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残障学生的就业水平。

有效的转衔教育与服务对于提升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成效，帮助残障学生在离校后顺利实现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对于残障学生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日趋重视，比如为深入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在2014年初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将学段间的有效衔接纳入该计划的总体目标之一，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残障人士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逐步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残障人士接受教育的比例，加强残障人士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5］。尽管国家正致力于提升残障人士的教育与服务水平，但目前我国对残障人士转衔服务的研究不充分，实践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转衔服务已经形成成熟的做法和经验。本文拟系统阐述美国残障人士从学生到就业的转衔服务模式及其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这些模式中与残障学生就业相关的核心要素，对我国残障青年就业转衔服务的发展提出建议。

2　转衔与转衔服务的概念

美国特殊儿童协会（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生涯发展与转衔分会（Division 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采用的转衔（transition）概念是由残障人士转衔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安德鲁.哈彭（Andrew Halpern）提出的。哈彭认为转衔是指学生突然由主要的学生身份转变成社区里的成人角色，这些成人角色主要包括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经营家庭、正常参与社会生活以及经营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等［6］。

美国1990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明确规定所有残障学生有权接受免费恰当的公立教育，这一规定要求特殊教育以及相关的服务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发展需求，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为接受继续教育、就业及独立生活做好准备。1997年和2004年修订的特殊教育法明确将转衔服务纳入法案中，并规定转衔服务是指为残障学生提供的相辅相成的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1）应当以结果为导向，注重培养残障学生的学业能力和非学业能力（如日常生活能力等），进而帮助学生更有效地从学校生活过渡到离校后的生活，如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融合就业（包括支持性就业等），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人服务，独立生活和参与社区生活等；（2）应当基于学生的个别化需求，充分考虑每个学生的优势，兴趣和喜好等；（3）应该包括为学生传授知识技能，提供相关服务，参与社区生活，确立就业目标以及其它离校后的成人生活目标等，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帮助残障学生获取日常生活技能，并为他们提供功能性职业评定等服务［7，8］。

简言之，转衔的内涵在于转变和衔接，一方面是残障学生身份的转变（由学生转变成其他身份），另一方面是指身份转变后的一个衔接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转衔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转衔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与服务是以积极的转衔结果为导向的，转衔服务所需的各项活动应当是相辅相承、密切联系的；转衔服务的提供主体之间也需要彼此配合与协作。

3　转衔模式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美国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服务机构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从“学校到就业”的转衔服务。他们逐渐意识到残障青年实现就业和独立生活的水平有限，而他们在中学后继续接受教育并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也较为有限。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残障人士的教育体系以及成人服务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研究人员先后提出了一系列致力于提升残障学生教育及转衔结果的理论模式。下文回顾了四类由美国研究人员提出的、并且在国际社会广为认可的转衔服务模式，同时也分析了这四类转衔模式的核心要素。

3.1“桥梁”模式

“桥梁”模式由马德琳.威尔 （Madeleine Will）于1983年提出。威尔认为转衔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是为帮助学生从稳定的、结构化的中学生活向未知的成人生活过渡而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和支持。他还认为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及他们所期望实现的不同就业结果，学校与就业之间可由三种不同的桥梁（衔接服务）进行连接。这三种服务包括：无特殊支持与服务的衔接，如中学后的教育；有一定支持与服务的衔接，比如职业康复服务；有持续（特殊）支持与服务的衔接，比如支持性就业［10］。

3.2“社区调适”模式

与威尔仅关注就业领域的结果不同，安德鲁.哈彭 （Andrew Halpern）于1985年提出的“社区调适”模式包含社区调适、与之相关的就业、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哈彭认为居住环境和人际交往相关的领域是成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制定由学校生活向就业及成人生活转衔的计划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两点在残障人士成人生活中的意义，有助于为学生获取所需要的支持与服务创造坚实的基础，进而为学生成功地由学校生活向成人生活过渡做好准备［12］。

3.3“三阶段职业转衔”模式

保罗.韦曼（Paul Wehman）等人于1985年提出的“三阶段职业转衔”模式并未过多地强调转衔模式的理论和原理，而是关注转衔服务的过程以及各过程具体的组成部分［14］。韦曼提出的三阶段包括：学校教学阶段、转衔准备阶段和就业安置阶段。即融合教育背景下为残障学生提供必要的功能性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参与社区生活的机会；由残障学生与父母参与，老师与成人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员一同协作，共同为残障学生制定正式的、书面的个别化转衔计划；为学生提供多种就业机会［14］。

3.4. “分类学”转衔模式

随着上述三类早期转衔模式的逐渐出现，研究人员、转衔服务工作人员等开始致力于帮助残障学生实现就业，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促进政策改革等，以期帮助他们实现相应的转衔结果。然而，上述三类转衔模式的有效性却鲜被关注。保拉.科勒于1993年分析整理了转衔服务有效举措的相关文献，结果发现职业训练、家长参与、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以及有偿工作经历等因素对于残障学生成功地从学校过渡到就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5］。随后，科勒及其研究团队分析了有效的转衔举措与就业结果之间的关联，进而甄选出了有助于残障人士实现就业的有效措施，并将有效措施进行分类整理，提出了“分类学”转衔模式［17，18］（如图1所示）。科勒提出的转衔模式为残障学生中学后的转衔支持和服务提供了应用框架，对于帮助残障学生实现中学后的目标十分重要［18］。

图1　“分类学”转衔模式

科勒的“分类学”转衔模式将转衔服务相关的有效措施分为以下五个类别：（1）以学生为中心制定转衔计划，该类别的转衔举措主要是基于不同学生的能力、目标、兴趣和爱好为其制定增强自我决策能力的转衔计划。（2）学生技能的培养，该类别的转衔举措与学生能力的评估相关，并通过学校活动和工作体验等相关活动培养残障学生的成人生活所需要的日常生活技能与就业技能。（3）机构之间的协作，该类别的转衔举措主要与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为残障人士提供终身学习和支持相关。（4）家庭参与，该类别的转衔举措主要与父母及家人积极参与残障学生的转衔服务相关。（5）转衔计划的结构与特性，此类别的举措主要是关于有效地提供转衔相关的教育和服务的途径［17］。与其它转衔服务模式相比，科勒的“分类学”转衔模式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基于研究而提出的转衔模式，同时也是最为全面的、并且最广为接纳的转衔服务之理论框架。

4　转衔模式的比较与讨论

自1983提出的“桥梁”模式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美国残障学生中学后转衔服务的体系不断完善。威尔提出的“桥梁”模式在残障人士转衔服务领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该模式将学生的在校经历与离校后可能的就业路径联系起来。但是，该模式仅关注就业领域，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需求、兴趣和喜好，忽略了学生离校后成人生活的其它重要方面［11］。

与威尔仅关注就业领域的结果不同，哈彭的“社区调适”模式认为一个全面的转衔计划除了应当包括就业、居住环境以及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这三个与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外，同时还应当考虑如何为残障人士成功地由学校生活过渡到社区生活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13］。该理论指出系统科学地规划，使用个别化教育计划，加强教育机构、家庭、社区以及成人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转衔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残障学生实现学校后的目标有着决定作用［13］。该模式在美国被广泛认可，并被美国特殊儿童协会之生涯发展与转衔分会所采纳，用以定义转衔服务的基本框架［6］。

韦曼提出的“三阶段职业转衔”模式并未过多地强调转衔模式的理论和原理，而是具体细致地描绘了转衔服务的相关过程，以及这些过程所包括的一系列步骤。韦曼的转衔模式对于中学课程的设置，学生及家长的参与以及机构之间的协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强调了个别化教育计划、个别化转衔计划的重要作用，也列举出了残障学生可能的就业结果包括哪些方面，这为特殊教育教师，以及残障人士服务工作者开展转衔教育与服务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体系。

科勒的“分类学”转衔模式将转衔服务相关的共133条有效服务措施分为5个类别，细致地罗列出了转衔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法。“分类学”模式所包括的133条具体实践举措主要涵盖了个别化转衔计划的制订、职业技能以及生活技能的培养、工作经验或工作实习的经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作、残障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参与转衔计划、相应的政策扶持与保障等方面。

基于上文对于美国四类转衔服务模式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四类转衔服务模式均强调了依据残障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个别化转衔计划的重要性。除威尔的“桥梁”模式外，其它三类模式都认同社区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对于残障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作用，这三类模式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学生、学生家长参与转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的重要性，强调了不同机构（或单位）之间协作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在制定和实施转衔服务计划时，我们应当整合以上转衔服务模式的核心要素，以哈彭提出的转衔模式为理论体指导，以科勒罗列的各领域有效转衔服务具体举措为行动纲领，依据韦曼提出的时间节点开展相应的转衔教育与服务。

5　启示与建议

残障学生的转衔服务对于他们顺利过渡到离校后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们全面发展、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融入社会生活的有力保障。发达国家残障人士的转衔服务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摸索和探讨，已经具备相对完善的体系，而我国的转衔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缺少相关的资源支持和技术指导。结合上文对美国残障人士转衔服务模式的回顾，以及对转衔服务模式中就业相关要素的分析，对发展我国残障人士就业转衔的服务提出如下建议：

5.1以评估为基础，制订个别化转衔计划，提供多层次支持与服务

上述四类转衔模式都建议根据残障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个别化转衔计划。但是，在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一般会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残障学生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个别化转衔计划尚未普及。个别化转衔计划作为残障学生实现就业目标的行为纲领，直接决定了转衔过程中如何分配相关资源，以及如何开展服务与支持。目前，国内也有少数特殊教育学校或残障人士服务机构为帮助残障学生实现就业而制定了转衔计划，但以规范的评估为基础制定的计划不多。科勒的“分类学”转衔模式中明确提出了转衔计划的制定应该以评估为基础［17］，充分考虑残障学生的学业能力、社交能力、职业技能、自我决策能力以及他们的个人偏好， 进而为残障学生制定恰当的转衔目标，选择合理的支持与服务。转衔评估是了解个体当前以及日后在就业、教育、生活、个人和社会环境相关的个别化需求、兴趣和爱好的持续过程。在发展我国残障人士转衔服务时，为了尽可能地提升残障学生就业转衔的成效，应当基于转衔评估的结果，鼓励各利益相关主体，如残障学生、残障学生家长、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用人单位、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制定个别化的转衔计划，并依据此计划为残障学生提供合理的多层次支持与服务。

5.2以合作为手段，优化资源整合，提供无缝式衔接与支持

转衔服务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机构间）的合作是韦曼和科勒提出的转衔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构间的合作应当覆盖转衔服务过程的始终，这些合作有助于整合有限的资源，使资源发挥最优的效果。然而，我国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残障人士就业服务机构在开展职业教育或培训的过程中，机构之间的合作尚不充分。比如，在学校教学阶段，特殊教育学校所开设的职业教育是教育部门主管的，而残障学生离校之后在残障人服务机构接受的职业培训大都是残联或民政部门主管。这些部门之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与交流，但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转衔准备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应当鼓励家长、学生、当地残联以及用人单位的合作，促使政府与用人单位尽早地参与到残疾学生的转衔计划中来。残障学生在校阶段如果可以短期参与残联提供的职业培训项目，或者到用人单位获取不同的工作体验，对于培养学生的工作意愿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有助于制定完善的转衔计划，对选择最有效的实施方案有重大作用。

5.3以社区为依托，增加工作体验机会，培养就业与生活技能

工作体验能够帮助残障学生培养职业敏感度，提升工作技能，短期工作体验的如见习，长期的工作体验，如实习及学徒经历，这都有利于增加他们在从学校到就业转衔的过程中就业机会。目前国内特殊教育学校和残障人士就业中心大多采用校内模拟职业技能培训模式，而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实地培训和体验尚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残障人士就业的可能性。比如对于大多数智力障碍人士而言，知识技能的迁移是非常有挑战的，如果职业技能的培训是在校内模拟情境下进行的，他们很难将已有的知识技能运用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去。因此，在开展转衔服务时，我们应当加大与社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力度，让残障学生有充分的参与实际工作的体验。此外，哈彭的“社区调适”模式明确指出，残障人士的成人生活不仅要包括就业领域，还应当包括居住环境和社区生活。以社区为依托培养残障学生工作技能，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工作技能，同时也为学生参与社区生活提供了机会，这对于培养残障学生的生活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帮助残障学生参与除就业以外的家居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5.4加强转衔教育教师、学生、家长以及雇主的培训，提升转衔计划的有效性

科勒提出的转衔计划非常注意转衔相关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残障学生的职业教育与就业支持而言，我国普遍缺乏有资质、有经验的教师，且办学条件有限，可利用资源也极其不足。比如，我国很多残障人士职业教育机构的老师都未经专门的培训，直接从低年龄组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岗位转岗至高年级组职业教育教师或转衔教育教师的岗位［2］，这些老师大都缺乏必要的与残障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转衔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因此，为保障转衔服务计划的有效实施，我们应当加强转衔服务人员的培训，使他们具备较为完善的技能和水平。此外，很多家长、转衔服务人员以及雇主缺乏对就业以及残障的必要知识与了解，因此对于残障的概念理解不当，对残障学生的就业持有消极态度，不少家长和老师甚至直接否认残障学生就业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势必阻碍残障人士顺利从学校过渡到就业。政府和社会团体应当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帮助这些人员了解残障，进而提升对残障人士的接纳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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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s from School to Work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Transition Programs and Its Implications

XU Tian-xi，SU Hui

C913.69

A

2095-0810（2016）22-0025-05

1 悉尼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残障研究与政策中心 澳大利亚 2141 2 昆士兰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 4001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武汉 430079

徐添喜 博士 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残障青年从“学校到就业”的转衔，残障政策 苏慧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智力残疾人家庭支持和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