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下）

刘平

除了书面性规定外，民国时期在一些银行的总分行行务会议上，也不断有高级职员对练习生训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对练习生也有很大的约束。这些意见和建议，有不少通过其内刊等渠道传递给练习生及其他行员。

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部刊物《海光》，在七卷六期上刊登了一些行务会议摘要，题为《练习生必读》：

（1）皖行周藜轩君提倡俭德：“青年人之易入歧途，易受外界引诱，其起因实因服饰问题有关。吾人在银行界服务，外人辄以为富有，加以衣服鲜丽，招摇过市，于是歹人即以种种方法，前来引诱。若衣服朴素，使人一见而知其为小心谨慎之人，则不特为有识者所称道，即浮荡之辈，亦不来投饵矣。布衣既大方，又经济，免外界之诱引，避宵小之属目，其利甚多。倘全行同人，能实行布衣主义，或亦可为人事上之一助。但已有绸衣者，不妨穿著，至敝为止，今后欲添置新衣，概以国布呢绒为限，则善矣。”

（2）西门分行应俭甫谈行员应有礼貌：“银行之盛衰，全视生意之发达与否，生意之发达与否，又全赖银行办事人员之能否对内合作，对待顾客，能否客气。譬如早晨，见顾客来行，先问其早，中午相见即曰饭用过吗？寻常言语，使生顾客成为熟顾客，熟顾客成为老朋友，万不可目中无人，铜牌一掷，作为了事。须道银行生命，全在顾客手掌之中，无顾客即无银行也。诸君均受相当教育，希望做一完人，至少须做一新生活中人，第一要事，须有礼貌，对人有礼貌，则人则之对尔，亦必报以礼貌。即使顾客有所不满，以尔能平心静气解释，必能谅解。故言语之中，态度之间，必须存一客气之心，不仅为银行营业起见，亦做人之第一要事也。”

（3）总行李桐村勉励同人对外谈话应有根据：“去年因银根较紧，通知各分行，少做押放款，以期增加准备，惟外人不明真相，认为存底紧，及停做押放款，岂知本行出此，除在可能范围内，仍按照我行宗旨辅助工商业外，更力谋保护存款人之利益乎？外人如能明了本行内部情形，则怀疑自去。人或询及行内一切情形，如有不知者，应实告以本人并不经管此事，当代询负责人员后，详细答复。总之无论何种说话，必须有一种根据，万不可漫应乱说，自己不负责任也。”

（4）西门分行席俭甫勉励同人：“现在人事支配，略有更动，各人应照规定做去，万不可存薪水低小，资格浅近者，在吾之上，而生怨恨之心。须知此番调动，全以各行务之进行为前提，各人之能力为根据，今日虽在下位，若努力做去，将来亦不难擢升也。”

总行李桐村补充云：“薪水小，资格浅，而在吾之上者，如能力确胜于吾，吾当惭愧钦服。人人须在自己方面着想，学问不及，再当用功，脾气不好，勉自抑制，不可仅见人之短，而忽视己之短，因此永无上升之日。况吾行之待同人，最为公平，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若只知己功，不知己过，而怨上级人员之不提携，此乃自暴自弃之人，非同人所应具之态度也，勉诸勉诸。”

同样是在《海光》杂志上，1934年6月以“对练习生谈话”方式，提出了练习生的“起码常识”：

（一）走路。年轻人走路，最忌摇摇摆摆，或带拖带行，好像游手好闲之流，既无精神，又延时刻，每能予人以懒惰之印象。须知走路有劲，于身体亦有好处。我等在行服务，运动机会极少，正宜视走路为一种运动。欧伟国，伍克家，陈湘涛诸君走路，皆极有精神，实应效法。

（二）对付顾客。顾客中上中下三等人皆有，在拥挤时，颇难对付，我等应使其不能怒，不忍怒，切不可以高傲之气，锋利之词，使其不敢怒，或敢怒而不敢言。我若服务周到，则人不能怒我，我若待人谦和，则服务即稍或缓，人亦不忍怒我。

余在定存部时，每代顾客揩拭图章，并代其摺叠存单。方法之类此者，收效极佳，既可用以自卫，不致受辱，又可得人好感，博取佳誉。

（三）服装。服装过于时髦，或过于褴褛，皆易获得不良之结果。前次招考练习生，在口试时，穿缎鞋丝袜，绸裤绸衣，发光可鉴，一望可知其为纨绔子弟，非能服务社会者，余当即不允其笔试。服装宜朴素雅洁，以能适应环境，不引人注目者为最佳。在某环境中所适宜之服装，至另一环境中，或未必适宜。譬如上海普通西装，一至内地，即能使人注目，不易与古朴之农民相亲近，有时或竟遭匪人垂涎。若在钱庄中服务，而御华丽西装，则老司务等，亦将视为“外行”，而心不甘服矣。动物有所谓“保护色”者，随环境而变，人类服装，亦应取法，总以普通化为是，普通化，即适应环境之谓也。

（四）注意小事。余常谓小事足以影响大事，最近又见数端：

（1）脱帽。练习生中，每有至人事科中问事，或补签名字，而不脱帽者，须知脱帽乃一种礼貌上之表示，不可出粗忽。试观伍克家先生，一进总行大门，即行脱帽，可谓合礼之至。

（2）吃饭。吃饭时，每有不及将最后一口吞完，而即行离座者，有从楼上膳堂，走到楼下收解部，而仍在大嚼中者。“小嚼”如Chewing gum，则更常见，实不雅观。工作虽忙，但迟离膳堂一分或半分钟，当亦无甚出入也。

（3）盥手。每有从盥洗室中出来，而仍在整衣纽扣者，在吾国则“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但在欧美，实为人所不容，亦应注意。

不能否认，关于练习生的待遇问题，时人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即认为，“同一办事人也，而练习生之阶级为最下，同具办事之劳绩也，而练习生之报酬为独微，且也供驱使、效奔走，较之旧式商店中之学徒，几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练习生所处之地位，益不堪其苦矣。”关于练习生待遇改善问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宜打破等级观念。有人提出：“练习生之阶级最下，故其所居之位亦最苦，其对于各主任也，几如下级士兵之于上级军官也，即对于各行员，亦须卑躬屈节，等若严师。其阶级之森严如此，假吾人而设身处地，真难乎其为练习生矣。故练习生待遇之改善，第一宜打破阶级，庶使上下之情感相孚，练习生既乐为效用，而银行亦因之获益不浅矣。”有人则建议改除练习生的名称。“练习生在银行之职位，既属于最下级，则其所处之地位，亦即最苦。在银行行员固不重视其人格，即茶役往往亦无相当礼貌。”“惟因其名称为练习生，而人格亦随之以不能尊重，此实违背人道之待遇，而理应根本改善者也。”“行长应随时查察其学力，已老练者，得以人才为标准，拔擢于重要之地位，不必拘泥守阶级，俾得发挥其才力，则其人必感激知遇，分外努力，而行务大受其益矣。”

二是缩短练习期限。“盖银行低级所办事务，多系机械式的，一年半载，已极纯熟。所谓练习三年者，不过沿用旧社会店主苛待生徒之陋习而已，而谓尚可适用于今日乎？”有人认为，“三年之期，在银行不过欲借以获巨大之利，但练习生以期限太长之故，遇事辄怠慢而不经心，即稍能负责任者，亦以其生活太苦，常存五日京兆之心。究其结果，银行之利未获，而害己先受矣。”因此，“银行对于练习生，宜予以充分之事，使其练习，而免生怠惰；一方面缩短其期限，使人人抱有即时升迁之心，而益发勇往向前，敏勉从事，即银行亦收益多多矣。”

三是增加薪俸。有人提出，“练习生既来银行服务，亦系办事员之一，在理亦宜得相当之报酬。今既无薪金，以为仰事俯蓄之费，若个人之生活，而不免困难之虞，则欲其为银行安心任事也，恐不可能。故余意银行对于练习生之生活费，至少每月宜在十元以上也。”有人提出，“夫同一职俸也，而练习生则不得按薪分红；同一办事资格也，而练习生则不得年资加薪，事理又岂得谓平？是则练习生之俸薪，亦宜与行员取同一之规例也。”还有人提出，“处今之世，生活程度日高，练习生与行员，同是人耳，即云练习生年轻，无家室之累，而数元之月俸，衣履不足自给，安能尽心职务哉？故能做事之练习生，每思迁地为良，良有以也。”“彼为经理者，亦当推己及人，不宜予以最低生活费之下。”如此“或可顾己赡家，不致因生活问题，而乱其心绪也。”“低级行员大抵薪最维而事最劳，每易致疾，其在平日且拮据其形，一旦病魔缠身，不独精神上痛苦已甚，而医药等费，又安所从出。故有疾病者，其医药费，当完全由银行补助，服务受助，亦理之常也。”此外，“低级行员每年（或每二年）归家时，其往来川资，须由银行补助”，“因低级行员所入有限，定无储蓄可言，故欲归家，颇感困难”，如此，“藉可安慰其专心办事也”。

四是奖金按劳绩分配。“练习生之做事，每与行员有同等之劳绩，而银行对于行员则分红，或发双薪；独于练习生，则不令其稍占余润，同功而不异赏，事理岂得谓平？”因此，“银行对于练习生之奖金，纵不能如行员之按薪分配，亦当按其劳绩而优给之。”还有人提出，“银行员之奖金，即银行每年年底在净利中提去几分之几，按个人薪金之大小，作为比例摊分。惟练习生因非处于行员之例，年终仅随各银行经理之意旨，而给以相当之奖金，然犹有至多不得过五六十元之限制”，建议“银行奖金之分配，练习生亦宜与行员处同一办法，而不宜分此畛域也。”有人提出，“练习生得薪既微，则每年分配奖励金时，不能照行员之分配法发给”，而“应视其平日办事之勤惰，予以相当之酬报。惟定一限制，至多不过八十元。”

五是给予升职特别机会。有人建议，银行对于练习生有特别劳绩者、特别学识者及特别技能等情形者，宜立予升迁。“盖如是行之，既可提起人人之向上心，又可借为鼓励之途，系训练练习生最善之法也。”“故每届年终进级时，对于练习生，苟平日勤于职守者，应酌量特别擢升，以示鼓励，方无埋没人才之患。”“银行行长对于练习生，应与各股长及行员以一致之态度注意之，于平日加以考察，知其功过，毫无歧视，而行其赏罚，则人人知有劝惩，而人才辈出矣。”“低级行员之生活费，既远逊高级，故当格外优待，以济其平，每年至少加薪二次，且须视其成绩如何，及境遇如何，而予以特升。”（作者为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