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飞翔”：从“空权”视角看LRS-B选型（上篇）

下塔吉尔

从2015年10月，美国空军正式宣布将“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项目“工程与制造发展”（EMD）合同授予诺格公司开始，美国未来战略轰炸机选型，便引发了铺天盖地的热议，各种各样的分析也随之涌来，至今不绝。

众多分析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其中大多数依然主要拘泥于技术层面。然而，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抽象的科学理论以及空洞的语言和数字，它对人类军事战略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产生着影响。“技术性分析”的鼓吹者们，看到的只是每隔几年就要出现的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战略”，对于“更为本质的东西”却视而不见。这些“更为本质的东西”，其面目常常是那样的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至于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轰炸机”：“空权”理论的宠儿

早在第一架飞机诞生以前，人们对飞机军事作用的评价，就已经有情感与激情的因素揉裹其中。比如，维克多·雨果1864年曾以喜悦的口吻，致函法国气球专家纳达尔：“飞机的发明将意味战争的终结。和平将出自科学，因为飞机将带来国家边界立即、绝对、瞬间、普遍和永久的消失。”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空权”一词本身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到H.G.威尔斯的《空中战争》 （1908年），此后诸多空权理论家对于“空权”的注释也不尽相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轰炸机”早在从“概念”变成“现实”之前，就成了“空权”理论的宠儿，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主要工作将在空中完成，携带炸弹的航空舰队抵达敌人首都上空很可能会结束战役”《空中战争》一书说道。

在《空中战争》之后，各种更为系统性的“空权”理论著作中，从朱利奥·杜黑（1869～1930年）的《制空权》（1921年）、威廉·米切尔的《有翅的防御——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看现代空中力量的发展和可能》（既《空中国防论》，1925年）到爱德华·沃纳1943年的论文《杜黑、米切尔、塞维尔斯基：空战理论》，“轰炸队”的作用都可以被概括性地描述为“破坏敌方领土，大规模摧毁其工业和人口中心，从而可能成为战争的首要作战方式，旧有的陆海军作战形式则将变成次要的和附属性的”。事实上，或许人们通常认为，在朱利奥·杜黑、威廉·米切尔、休伊·特伦查德、爱德华·沃纳、塞维尔斯基这样的“空权理论家”们之间，彼此一直在争吵不休而非惺惺相惜。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各个“空权理论家”间的所谓分歧，却不过是些“皮相之争”，他们对于“轰炸机”的作用和看法在“灵魂层面”是完全契合的。

比如，“空权”理论的代表人物杜黑将轰炸机以外的各类飞机视为辅助物。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一国必须准备在一开始就对敌方的人口、政府和工业中心发动大规模轰炸先动手，炸得狠，以摧毁敌方的平民士气，迫使敌方政府除求和外别无选择。为了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独立的、配备远程轰炸机的空军力量，并且使之始终保持常备状态。英国皇家空军则在休伊·特伦查德的主张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坚持将其主要资源投给轰炸司令部，强调针对敌人的物质和士气资源进行独立的空中作战，“针对资源、而非针对敌人力量表征的空袭即将使战争重获决胜性质，又将产生一种来得快得多、从而说到底人道得多的结局”，强调针对敌人士气进行空袭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威廉·米切尔的观点相对来说虽不那么激烈，他向公众论辩说“所有各类飞机都必不可少”，强调所有空中力量的中央协调性，但实施高精度战略轰炸却是其理论不折不扣的精髓。事实上，无论是杜黑、米切尔还是特伦查德，他们真正要向公众所阐述的，并非是一种时髦的作战样式，而是试图灌输一种全新的战争理论，一种要求将一类特殊武器——“轰炸机”——的根本力量当作主要战争工具的理论。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如果有的话），那不过在于，这些性格独特的“空权理论家”在何种程度上着重将敌方的工业基地和经济结构当作轰炸行动的优先目标。这丝毫无损于“轰炸机”的地位。

“从未成功也从未放弃的努力”

“空权”理论在美国的“旗手”，威廉·米切尔将军受到了有失公正的对待。当他的理论受到驳斥和质疑时，他像“激进党人”那样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对反对派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而且越来越倾向于谴责反对派是愚蠢的、反动的、卑鄙的，说他们被私利蒙住了眼睛，这使他“因言获罪”，直到1946年才被“平反昭雪”。尽管如此，他的理论还是从一开始就在美军的“灵魂中”留下了永久性的烙印。美国陆军空中军团战术学校将杜黑和米切尔的笼统观念转化为一套精细的实用信条，用于对敌方工业网络的打击行动。从1920年建校起，战术学校的课程就涵盖了空中战略战术的所有方面。而从 1926年左右开始，轰炸机在地面兵力之外独立作战的战略作用成为一项重要主题。1932年后，如何以战略轰炸来结束战争，更成了支配性主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当年威廉·米切尔及其军内拥护者曾经所作的大量尝试，又在塞维尔斯基的推波助澜下变得如此深入人心。

虽然今天的观点普遍认为，当时的人们过分高估了塞维尔斯基作为理论家的地位，但作为继米切尔之后的美国“空权”理论鼓吹者，塞维尔斯基在大众中的影响超过许多人所能想象的，更超过了威廉·米切尔将军本人——他那具有远见的预言，在少数军方人员和航空幻想家的小圈子以外几乎没有受到公众的任何注意。实际上，米切尔的思想真正影响美国公众，是通过一部来自沃尔特·迪斯尼制作的战时宣传电影。这部长达65分钟的迪斯尼动画片于1943年7月上映，将漫画“飞行史”和塞维尔斯基在1942年出版的《通过空权获胜》一书以易为大众接受的动画形式结合起来（整部影片即以该书为片名），其内容则是向大众揭示如何用规模巨大的空军编队摧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手段，以此迅速、干脆、有效地战胜轴心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公映之后，这部电影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即使目前也无法估量的影响。以言语刻薄著称的《生活》杂志甚至将这部影片称之为“优良的史述，精彩的娱乐”。结果，在整整一代美国人心目中，“胜利”与“空权”被画上了等号，“巨型轰炸机”则成为了后者的“物化图腾”。

然而，通过动画片在人们心中树立起“空权”的形像是一回事，在战争中将它们变成现实则是另一回事。

早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为发现早先杜黑所示意的那种轰炸机编队规模大得可能无法想象，倾一国之力也无法支撑，一些美国陆军空中军团战术学校的教官开始设想，是否有可能通过对一国工业的精细和科学的研究，挑出某些特殊的目标，这些目标的毁坏便足以导致整个工业或一系列工业瘫痪。如果这样的一些“瓶颈”目标能被确定和摧毁，就有可能用一支相对较小的空军编队，以“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使敌方战争生产无法继续，从而使敌人无法进一步抵抗。据此，美国为测试案例设计了一些实例研究，以确定工业集中程度、各种不同工业的组成部分、各部分的相对重要性以及那些看来是最关键的目标易受空袭损伤的程度。在这样的理论的要求中，轰炸机必须成为一种装备精良的“空中战舰”——拥有足够的飞行速度和高度、适当的防护装甲和强大的自卫火力，组成严密的编队后无需护航就足以对付任何拦截。这类轰炸应当在白天进行，因为轰炸的准确性可望较高。这类轰炸行动的指导原则应当是：目标必须一次突击即完全摧毁，不需要对同一目标再次突击。到达目标、总是一种带有一定风险的空中活动，只应一次完成。彻底摧毁一个目标具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效果。它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在敌方上空，为了多倍增加对目标的炸弹投放量和轰炸机自载枪炮的防御火力，“空中战舰”将集合成一个庞大的阵列，用新式轰炸瞄准器仔细地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飞行几百英里返回基地。在身后，它们将留下一个即便不被毁坏、也是被严重削弱了的工业体系（实际上毁灭的或许只是一个工厂，但这足以令整个工业瘫痪）。这种大机群白天精确轰炸理论影响深远，最终使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展成不是独立空军却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空中力量。

问题在于，技术是否跟得上这幅“美妙”的图景？至少在当时的乐观主义者看来，这似乎毫无问题。

在乐观主义者眼中，在技术的推动下，多发巨型轰炸机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将优于战斗机，防空是徒劳而无效的，平民无法忍受长期轰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空中战舰似乎已经唾手可得。以二战前就已经开始试飞并进入批量生产的“空中堡垒”B-17重型轰炸机为例。该机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具有必要的航程、超过驱逐机的速度、飞行高度、精良的自卫火力以及令人惊叹的炸弹携带能力。更重要的是，当为B-17采购改良型斯佩里 （Sperry）轰炸瞄准器和新式诺顿·马克-15（Norden Mark XV）轰炸瞄准器的订货单发出时，看上去，这样一天的来临已经为期不远：一支或许由 100架B-17轰炸机组成的“空中舰队”能从某个友国基地（也许在英国）起飞，以很高的高度（约2.5万英尺，目的在于超过敌人高射炮和空防战斗机的有效高度）飞行几百英里，然后以一次难以置信的空袭就足以摧毁敌人工业生产体系。

这支轰炸机编队是否应由战斗机护航至目的地？答案则是否定的，主要因为当时既无续航能力足够的护航战斗机，又无速度、高度、火力均可匹敌的“驱逐机”将之击落或是“驱逐”。这些就是经简要勾勒的、美国陆军空中部队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秉持的“以装备精良的‘空中舰队在白昼对所选目标进行精确的高空轰炸”理论。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的全面参战给各种作战理论提供了最好的检验机会，尤其是杜黑、米切尔等人鼓吹的“空中决胜论”的支持者更是跃跃欲试。然而，战争的进程并会不以任何人预想的模式来发展。

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加入对德轰炸时主张把工业体系列为首要目标，以此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由于装备了先进的“诺顿”轰炸瞄准器，美军认为可以通过精确轰炸达到目的，只是需要在日间晴好天气下进行。尽管英国同行早已用惨痛的经验证明白昼轰炸的危险性，但美军上下对配备有强大火力的轰炸机编队的自卫能力仍抱有充分的信心。当美国的B-17“飞行堡垒”和 B-24“解放者”机群刚出现在西欧上空时，每架轰炸机上超过10挺重机枪构成的猛烈火网确实给对手出了道难题。然而，轰炸机面对拦截毕竟只是被动的防御者，德国截击机飞行员很快就找到了可乘之机，这使得美军的损失直线上升。

1943年8月1日，177架B-24轰炸普罗耶什蒂油田时被击落56架17日，376架B-17分头轰炸施魏因富特和雷根斯堡，共被击落84架，同年10月份的第二次攻击中又损失62架，占出动飞机的21%。无情的事实表明，没有可靠的护航部队，战略轰炸机无法承受如此高的战损率。美军通过加强轰炸机头部的自卫火力、出击时实施佯动、变更航线和施放电子干扰等措施，部分降低了损失。但若要坚持白昼作战，增强护航力量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在东方，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到1944 年 6 月才开始。此时，更为强大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只能先从印度飞抵中国西南的机场，补充油料弹药后再攻击日本的部分地区。同年8 月美军攻占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作为基地后，才从更近的距离组织起大编队机群轰炸日本全境。起初，B-29 也是采用白昼高空轰炸方式，但受到强烈气流和云雾的影响，轰炸效果不佳。而日本不仅在本土集中了最好的战斗机和飞行员投入抗击，从硫黄岛起飞的日机还对往返途中的 B-29 进行拦截。由于航程大多在茫茫大海上，飞机迫降或人员跳伞都很难及时获救，几乎每次空袭 B-29 的损失率都超过 5% 的可承受限度，影响了机组人员的士气和效率……

在“空中舰队”遭受了远超意料的惨重损失的同时，人们对“白昼高空精确轰炸”的实际效果也充满了争议。以欧洲战区的对德战略轰炸为例。虽然随着空袭的加强，德国人无法挽回自身经济的持续衰落以至最终的崩溃。然而，德国的恢复和防御能力是巨大的，在空袭中，德国人维护和重建军工生产的速度和灵活性毫无疑问超过了盟军的预期。德国民众对空袭的精神反应同样与预期中相差显著。在纳粹的无情统治下，他们显示了对反复空袭带来的恐惧和艰难、对家庭和财物的摧毁、对日益困窘的生活环境的惊人抵抗。他们的士气、他们对最终胜利或者满意的妥协的信心、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念在逐步湮灭，但只要生产物质条件依然存在，他们便继续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德战略轰炸的经验还表明，尽管杜黑与米切尔都强调轰炸的指导原则是目标必须一次突击即完全摧毁，但实际上在战争中投入使用的“空中战舰”——从B-17、B-24到B-29，无论载弹量、炸弹的威力和投弹精确度，都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没有哪种至关重要的工业系统能够被一次单独的空袭永久地摧毁。持续的反复空袭是必须的，这又增加了自身损失的概率……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受战前“空权”理论影响而流传的许多观念被实战证明是过于理想化的。大机群精确轰炸理论，对轰炸机自卫能力的过高估计，轻视一支英勇专一的空中防御力量可以造成的威胁，夸大尚处于纸面设计的预期能力，同时低估了限制性因素的可能影响（其中至少有天气条件对飞行作战的影响）这一流行倾向。这一理论过于集中关注手段而非目的，伴以将摧毁与控制两者混淆起来的倾向，同时将战略问题简化为目标问题。

旷日持久的轰炸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攻防双方在科研水平、生产效率、组织能力和战术运用等环节展开全面较量，成为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和总体战。

在战后，美国人认真分析了战略轰炸的效果，并将结果汇集在战略轰炸调查局的报告中。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轰炸在摧毁纳粹德国的军工生产方面，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它并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一种有利的因素，美国的空中攻势趋于一种更像棍棒而非利剑的战争努力。杜黑、米切尔、塞维尔斯基当中也没有哪个被证明是马汉或约米尼那样的人物，可以让空权的热烈崇奉者们从中信心满满地得出战争第三维的奥秘。“空权主义”的吹捧者们一度只能从欧战的结果中，为他们的主张找到有限的支持。以至于当时有些人发出了如此哀叹：“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能够真正精确地谈空权理论。”

但是，另一方面，二战对于“空权”理论也并非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尽管在人员、资源和成就上遭遇了困难和高额的成本，但美国式的空权理论中那种极为强调兵力精巧使用的节省性，并不能被当作杜黑式的幻想而嗤之以鼻。美国陆军航空队因其战略轰炸行动赢得了各个较老军种的无保留的尊敬和赞扬。它的威力和优势使欧洲登陆作战成为可能，它使维持敌军的经济体系在事实上完全崩溃，即便在敌军被盟军部队歼灭时这个崩溃没有对前线部队造成完全的影响。它给德国国民带来现代战争的全面冲击，使其遭受恐惧和折磨。它对德国留下的烙印将继续维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们对于二战中美国用重型轰炸机实施战略轰炸的效果，有的只是“争议”而非“否认”，这两个字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实际上暗示着空权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有力证明。

当然，二战中被证明了的是米切尔的观念，即所有各类飞机都大为有用，而不是杜黑的观念，即只有“轰炸机”最重要其他则可有可无。即便如此，这场战争毕竟使轰炸机成为了一种被肯定的、精确的进攻力量，而不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尽管他们与理想中的“空中战舰”还相距甚远。

空权理论家们的信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被打了折扣，但“空权”理论本身并未被推翻，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坚信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重型轰炸机与“空中战舰”间的差距将被不断缩小，“空权”理论依然前景璀璨。对此，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空权理论的象征性人物塞维尔斯基，其鼓吹工作在二战后仍在继续，而且他本人在1974年逝世前一直是美国高级空军将领们的亲信密友。对战略轰炸机理论更有利的是，随着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那一声巨响，事情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摧毁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显然代表了大规模毁灭能力的急剧飞跃，这与早期流行的“空权”理论一拍即合。核武器仍然依靠飞机投送，虽然在它们击中目标之前依旧可能要打一仗，但毁伤力的大飞跃意味着一架飞机能够取得过去两百架的效果。日本在广岛和长崎被毁后被迫投降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对新型炸弹及其战略影响的可怕记忆。于是，随着原子弹的问世和不断成熟，回过神来的“空权理论家们”开始争辩说，战略轰炸的执迷者没有错——只是技术不成熟而已，而现在这样的成熟条件已经“提前”具备。换句话说，这种争辩的立论基础在于——威力的增长弥补了技术的不足。与战争开始时相比，人们在战争结束时用于建造重型轰炸机的技术，其进步或许是相对有限的，尚不足以令轰炸机本身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空中战舰”，但一旦与核武器相结合，事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的奥妙在于，与远程轰炸机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自成一类，而与人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

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却只需极少数人就可以操作。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在重型轰炸机的帮助下，当时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向“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而努力，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核武器的威力与远程轰炸机的航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规模，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核武器发明的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几个集团军的火炮”。而在原子炸弹出现之后，要毁灭这两座城市，只要用几架飞机和几枚核炸弹即可。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以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考虑到当时火箭技术尽管“时髦”却远未达到成熟可用的程度，远程轰炸机几乎是核炸弹唯一可靠的投掷工具。这不但凭借核炸弹的威力弥补了其作为一种平台本身在性能上的不足，使其提前成为了一种接近于理想中的“空中战舰”，更助长了这样的信念：只有空中力量现在能够掌握终极武器，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结果，这不仅将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独立军种的梦想在1947年迅速变为现实，而且也强化了美国空军继续建造“空中战舰”的意愿，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重型轰炸委员会（Heavy Bombardment Committee）来研究解决方案。

在20世纪40年代末，虽然陆军和海军的军官都指控B-36“和平缔造者”的性能并没有空军说的那么好，飞得比二战时期的B-24还慢，还更加脆弱。有人说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一架B-36做好起飞准备也要用去12小时。但作为当时唯一可用的洲际核轰炸平台，美国空军仍然企图以牺牲其他军种为代价推进B-36轰炸机项目，并为此四处游说。再次活跃起来的“空权理论家们”，试图凭借巧舌如簧的口才令公众相信，只要拥有满载核炸弹的巨型洲际轰炸机，在更加合理的目标选择机制的引导下，天空就能够变成如此一条高速公路——通过这条公路，战略轰炸机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点，将战争威胁一劳永安逸地消灭在策源地。由于依靠核武器和洲际战略核轰炸来保卫国土的想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空军的主张当时也的确得到了普遍认同。以拆解本已走上船台的“合众国号”超级航母为代价，大量的B-36被制造了出来，并如愿以偿地重新武装了美国空军的战略空军司令部。遗憾的是，仅仅依靠核炸弹的威力就将现有的远程重型轰炸机视为“空中战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爆发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向人们初步展示了这一点，在苏联喷气式战斗机的拦截下，B-50机群损失惨重，B-36的生存性也因此倍受质疑。

此后，随着喷气动力技术的迅速成熟，作为核弹的投掷平台，美国空军洲际轰炸机在性能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更快、更高的B-47、B-52相继取代了B-36的位置，到了1960年代，甚至出现了XB-70这样的“三倍声速奇迹”——很明显它们的设计思想和 B-36已经迥然不同，后者作战半径超过所有护航战斗机的航程，用更多遥控炮塔构成 360 度球面火网。前者主要依赖自身飞行性能来摆脱敌方飞机拦截和对己方护航战斗机的依赖，尽可能简少自卫武器和操作人员以提升指标。然而，正所谓水涨船高，随着苏联喷气式战斗机（截击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和远程防空导弹被成功引入防空体系，这些一度令美国空军引以为傲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比其在二战中的前辈更为脆弱，以至于离“空权理论家”们口中的“空中战舰”渐行渐远。

在这种情况下，无人驾驶的远程火箭（它们的技术已经逐渐成熟起来）比起有人驾驶的战略轰炸机，被认为更适合作为核炸弹的投掷工具。比如麦克纳马拉就对任何战略轰炸机计划都不是很感冒，他认为战略导弹在“确保摧毁”方面干得比有人驾驶轰炸机出色。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发展由此陷入了低谷，XB-70与B-1A两个项目的相继撤消则是再好不过的说明。不过，“空权理论家们”却并未完全放弃有人驾驶的战略轰炸机。这其中的原因则颇为引人深思。

在冷战环境下，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只是引而不发的威慑手段。一旦核威慑的“均势”被双方货真价实的建立起来，不使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依然无法避免。在这种战争中，远程核火箭的价值便不那么显著了。相比之下，既可以使用核弹药又可以使用常规弹药的战略轰炸机则尽显灵活性的优势。同时，精确制导弹药技术、低空突防技术、低可探测性技术的不断突破，又预示着战略轰炸机的“穿透”能力即将因技术手段的多样化而产生“质”的飞跃，从而与“空权理论家们”所标榜的那种“空中战舰”的距离又一次被拉近了。简而言之，作为一个“从未成功也从未放弃的努力”“空中战舰”的梦想仍然在美国空军的思想深处魂牵梦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