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排球女将，国人偶像

1981年，最让中国人激动的，当属中国女排夺冠；这一年，最大快人心的事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判决；这一年，最感人的事是，青年女工杜芸芸捐款10万元给国家；也是这一年，邓小平接见作家金庸，希望通过金庸向台湾传递消息……

中国女排首次夺冠

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比赛，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袁伟民获“最佳教练奖”，孙晋芳获“最佳运动员奖”、“最佳二传手奖”、“优秀运动员奖”，郎平获“优秀运动员奖”。

首次夺冠，国人沸腾了。

这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始。1982年，第九届世锦赛，秘鲁。中国女排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形势十分严峻。主教练袁伟民果断起用年轻队员梁艳、郑美珠，替下周晓兰、陈招娣。以3比0轻取古巴，赢得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此后中国女排又以3比0战胜苏联队，杀入四强。并最终在与东道主秘鲁队的冠亚军决战中以3比0完胜，获得本届锦标赛冠军。

两连冠。

1984年，第24届奥运会，洛杉矶。8月3日预赛的最后一场对美国队的比赛中，中国队以l比3失利。半决赛中国队以3比0轻取日本后，8月8日的中美决战上中国女排丝毫没有受到小组赛失利的影响，以3比0完胜对手，取得了“三连冠”。

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日本。在这次世界大赛中，中、古之战是世人注目的焦点。赛前双方均以3比0击败了实力雄厚的苏联队，因此这场比赛可谓本届比赛的冠军争夺战，最后中国女排以3比1获胜。

四连冠。

1986年，第十届世锦赛，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女排在极为困难的情形之下出征，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当时一提起中国女排，就给人拼搏、向上的感觉。

“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当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庭判决书。

江青被判死缓，法庭上她还振振有词不服气。看电视转播的老百姓们都恨得咬牙切齿。有资料称：1966- 1970年，江青在几次讲话中点名诬陷了172人，这些人统统都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当江华审判长念了“死刑”两字，稍稍停顿了一下，江青那时狂呼反革命口号，没有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就丧魂失魄，手足无措。在她被押出法庭后，当女法警叫她戴上围巾，披上大衣时，她连声说：不要了，就这样去吧。”意思是就这样去枪毙吧。女法警仇恨她，当时不对她说“死缓”。女法警事后说：“等押解到监狱时，她已完全吓傻了。”

这次审判林彪、江青集团，让全国人民普及了法律知识。许多人当时还想不通：林彪、江青集团的人做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找律师进行法律辩护？后来人们渐渐明白了，“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女工杜芸芸捐款10万元给国家

1981年3月25日，苏州丝绸印染厂青年杜芸芸，将一笔价值十万元的财产，正式上交国库。

杜芸芸生于1958年，4岁那年，上海的姑妈顾萼曾收她为养女。

姑父顾珏珊是有钱人家的长子，只可惜1953年就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顾家遭了劫难，金银首饰、红木家具、名人字画等被一抄而尽，不堪打击的姑妈不幸于1967年郁郁而终。

1981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宣判，顾萼曾的遗产，全部由杜芸芸继承。

杜芸芸捐款十万巨款给国家，当时引起了轰动，毕竟当时的十万，不是小数目。8月21日的上海《青年报》，刊登了通讯《她为什么上交十万巨款》，报道了杜芸芸的事迹。

“我不想当不劳而获的继承人。我还年轻，能劳动，我要把这笔遗产献给国家，为人民造福。”这就是当时杜芸芸的朴素想法。

1982年，上海《青年报》发起了由各级团组织推荐“1982年我最敬佩的10名青年朋友”活动。根据7000余封推荐信，选出当代青年最敬佩的10名青年朋友为：张华、朱建华、钟铧、陈燕飞、杜芸芸、胡晓平、朱晋、陈宗存、李新年、吴景山。

后来，杜芸芸离了婚，接下来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杜芸芸带着女儿每个月只有200元的工资，平时的生活都很难维持。现在，杜芸芸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黄植诚驾机从台湾飞回大陆

1981年7月18日，周六。一大早，两天前携家眷来京的金庸大侠情绪饱满，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与他心目中的“大侠”邓小平晤面。

这是邓小平“重出江湖”4年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对方身份是香港《明报》社长。他们的会面向海内外传递出中国大陆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金庸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对华人世界颇具号召力，这位“香港第一反动文人”与林彪、“四人帮”之间多年有笔斗，他的《明报》这一公器，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印象颇佳。因此，邓小平希望通过金庸向台湾传递消息。在此前后，中共都已通过各种途径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对话的愿望，但是均无回响。

在金庸回大陆之前几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还走访了天天对着大陆打炮的金门，看到这一“前沿”遍布炮位枪阵，坑道阡陌纵横。这次他与蒋经国交流了一些看法。此时病重的蒋经国及他的党派并没有接受国际反华势力“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因此，金庸和台湾，双方都对彼此保持了一定的好感。

邓小平会见金庸21天后的8月8日，黄植诚从台湾飞回大陆。黄植诚祖籍是广东横县，1952年出生在台湾，高中毕业后按例进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受训4年，对于大陆，黄植诚充满无限的向往。

在8年飞行生涯中，他多次想作吃螃蟹的人，他的潜心专一令他技术娴熟，成绩优异，并多次获奖。他的特殊地位让他可以收听大陆对台广播，他对两岸广播浓厚的火药味不感兴趣，但很喜欢“海峡之声”中那位声音柔和的徐曼小姐。8月8日上午20分，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 5F型飞机起飞，同机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任务是对许进行仪表飞行的考核。

起飞后不久，黄植诚问现在到了哪里，许秋麟惊恐地发现飞机到了大陆，黄植诚告诉许秋麟：“我就是要到大陆。”并问许愿不愿意回大陆，许说不愿意。

于是，黄植诚将许秋麟送到东引岛上空叫许跳伞，黄植诚看到许秋麟的降落伞打开后，急速把飞机下降，沿海飞行，飞进大陆上空，在福建前线某地机场安全降落，当机场站长为他解开伞绳时，他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黄植诚回到大陆后，受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高度赞扬，福州部队和空军领导机关先后召开欢迎大会，表彰29岁的黄植诚。黄植诚被批准参加人民解放军，并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

9月30日，叶剑英元帅向新华社发表了著名的“叶九点”：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五、台湾当局和各届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白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到祖国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土，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

1982年1月，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摘自《民间记忆1978—2008：改革的私人印记》陈煜、钱跃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