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一生漂泊海外的中央局二号人物

对很多人而言，彭述之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前，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然而这位中共早期风云人物，后来却成为中国托派首领，经历坎坷，漂泊海外，了此一生。

党内“留苏三领袖”之一

彭述之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彭述之口才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很受苏俄当局的重视，连苏联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留学莫斯科期间彭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中央宣传部就集中了三名中央领导，这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直到晚年于海外流浪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

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共产国际反对彭述之、敲打陈独秀

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活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为反击蒋介石，陈独秀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六人组成，以彭述之为书记。陈独秀还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执委在上海开会讨论北伐。陈独秀提议反对北伐，彭述之随即赞同。1926年7月3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赞同北伐。这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没有进行认真检讨，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引起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翌日，瞿秋白在代表中散发了自己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把矛头对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并列举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右倾错误17例，直接点名批判彭述之。瞿秋白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受到攻击的彭述之虽然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晚年流落国外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8岁。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何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