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内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概述

黄超

[摘要]自近世以来，伴随欧风美雨的浸润，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单一的集权管理模式转向多元的综合治理模式，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具有闪烁革新精神的远见思想。近二十年来，因指导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社会治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进展，产生了一批丰硕成果。本文将以这段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概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力求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供若干可供参考的指导建议。

[关键词]社会治理 乡村变迁 人物思想 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47-03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构成社会的众多有机体而言，若无一定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限制，那么便如肆意生长的野草一般，最终会侵蚀甚至破坏社会的健康成长。“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社会治理”是工业革命大生产下的产物，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多样的社会变化，而涵盖了多种参与力量的综合协助。相较传统的强权治理模式而言，其加入了大量非政府的、社会的和公民自身的力量。因此，顺应了近世民主化潮流的发展趋势。

近世以前的中国，自秦始皇大一统后，历来就以强权治理著称。延至明清时期，强权治理伴随着专制皇权的集中而日趋强化，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权力的逐渐衰微，地方治理的日益没落。钱穆曾就此评论道：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世时代，随着通商口岸、边疆商埠的不断开辟及西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西学也随之大量传入了中国。一方面，它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使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所谓的“天朝上国”，另一方面，它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变革的力量。从早期经世思潮的萌发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相继推行，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缓慢的改变举步维艰地进行着。辛亥革命后，虽然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事件接踵而来，但扫清了皇权专制枷锁禁锢的中国社会却迎来了社会治理模式试验的“黄金时期”。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县政建设运动”“苏区根据地建设”等多元社会治理样式的开展，中国社会治理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建设运动的发展，不仅扭转了长期强权治理模式造成的沉闷，还为日后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因“阶级斗争”史观的错误指导，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常常与政治史联系在一起，被作为“人民革命史”的反面教材而大加鞭挞，因而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解冻”的春天，随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理念的逐渐深入，“阶级斗争”史观遭到不断批判与摒弃，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也因此初露萌芽。“南巡讲话”后，中国迎来了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期的黄金时期，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快速发展，为适应指导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了一批初步成果，其中主要有：涂文学的《近代中国社会控制与赌博之禁》（《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4期），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3期），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2期）。进入新千年后，由于相关史料的开放及治史理念的革新，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了较大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里峰的《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广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中国农史》 2008第1期），李昊鲁的《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由此，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

一、研究状况及评述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整体到个案的演进。具体而言，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开拓：

（一）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

乡村，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村社，发轫于河流与沃野的交汇处，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孕育地。在乡土中国，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地方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聚居之地，又是国家政令条例贯彻实行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地主社会时代，为有效维护统治，自汉武以后的君王大多强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治理百姓。儒学思想经过各地长官对世家大族首领的传达，再由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家族成员的讲述，进而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乡规礼法”，从而完成由上及下的治理流程。黄仁宇曾就此评论道：

“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

血缘关系的“纽带”，再加上“榜样”力量指导下的“乡规礼法”示范，中国乡村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地主社会时代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正因为如此，在近世社会来临之后，它因其传统气息浓厚、思想较为陈旧，而被激进人士冠以“保守”“落后”等字眼。

进入近世后，伴随着国门日益开放，欧风美雨飞驰而来，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发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参与乡村管理的力量多元化、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因此，研究近代乡村治理主要围绕着这三个变化开展。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讲述了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下，科举制制度的废除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对直隶省获鹿县的影响，并指出随着教育兴办权的下放，各级村庄因集资办新学而带来了近代化的变革，从而促进“村庄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的速度，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深刻的变更，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来源机制与运作模式，为乡村近代化打下了初步的资源与基础。”夏松涛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以抗战时期中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切入点，梳理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众、保障供给，中共采取了“行政治理+社会治理”模式的双重结合，除严格落实“三三制”之外，还大力发展群众团体、保障群众权利，从而改善了边区群众生活，并改变了其“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促进了“政民关系的和谐发展”。唐元平的《清末广东农会与县域治理——以香山为例》，则就清末新政时期广东香山县的新兴组织——农会为研究点，通过将地方农会置身于当时环境背景中，从而传达出地方农会“名为农民团体，实则士绅操控”的局面，并指出“香山的个案表明，农会的兴办、农会组织，农会活动都是极为复杂的……故要回答清末农会是否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问题，必须因时因地去分析农会与既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之关系。”研究近代乡村治理的论文还有：裴巧燕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和谐社会研究》，马欣荣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宋传伟的《山东根据地的村政改造》等。

（二）人物治理思想的研究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是平顺坦直，而是充满着未知的诸多变数。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身的挑战，而挑战的到来却又总能激发它内部最具变革思想者的内心激荡。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如熔岩地火般的迸发出来。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其最大的梦想无非是获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荣耀。然而，饱读儒学经典的士子们不能不对其中关于“仁政爱民”“治国安邦”的理念有所触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知识分子是关心政治，并企图将所学之儒家精神贯穿于施政理念的。即使在文网最严密的清代乾隆帝统治时期，这一举动也未曾有过较大变化。对此，孔飞力教授评价道：

“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大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在屈辱中迈入了近世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探求国富民强的政策。伴随着“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等西方学说相继传入，国人的视野被进一步拓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立足时代情况结合西学精华，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礼”与“器”的结合，“体”与“用”的互补，“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对此，研究也大体沿这三个聚合点延伸。吴静在《论魏源的社会控制思想》一文中，指出魏源在变局出现的情况下承继“经世派”的关心时政之风，同时又融合了西方初到的社会治理思想，在礼治规范、经济富民、慎选良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的见解，言其“社会控制思想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散发着经世致用、整合社会的浓厚的近代气息。”刘艳庆在《冯桂芬的理想社会》一文中，指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其思想在窥探社会变迁后的重要结晶，其思想内核是使西方的部分先进制度及理念，在传统中国可承载的范围内，为其走向富强打开一条可实行的道路。为此中国需要实行“选乡官”“统度量”“强武力”“择良师”等改革举措，进而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余飞跃在《孙中山对中西社会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一文中，指出孙中山的的社会治理思想来源主要植根于传统中国，“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又结合西方现代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再加上个人心得感悟，“吾所独见而创获”，最终得以自成一家。研究近代人物治理思想的论文还有：戴仕军的《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马啸的《左宗棠与新疆生态环境的治理》，赵明远的《张謇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等。

（三）制度治理变化的研究

国家产生后，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层出不断，为更好地治理国家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统治者便根据已成文的条例及不成文的习俗制定出人人都有义务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由此便产生了制度。西方启蒙时代来临后，随着“社会契约论”学说的深入发展，“制度”本身所内含的平等公约精神开始逐渐扩大，范围涵盖了上至王侯，下到黎庶的所有社会群体。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综合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观点，结合身处时代特点对此曾解释道：

“基本公约不仅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因而，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有关“制度”的论述，已经实现与当时西方民主思想潮流的有机结合。即不再将制度看成是维护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将其看作是服务公众的天道法器。

自秦始皇横扫六国，以地主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成为中国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以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伴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大体经历了“新建—补充—完善—定型”的过程，伴随清代中叶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形成，中国的各项制度也由此完备至臻。虽然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少数开明统治者因维护自身需要，曾在几个时代里设立或开创了较有民主性的制度。但伴随地主阶级的整体没落，各项制度逐渐趋于保守、僵化。其中尤以君主专制危害最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曾批判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乾嘉时期，传统中国因人口膨胀及体制落后等因素，已经出现“衰世”的征兆。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蜂拥而至和西方学说的东移，近世中国出现了“新陈代谢”的变化，一方面，大量新制度随着“洋人”的到来而纷纷建立，另一方面，大量旧制度在内外力的作用下，呈现出或“新旧相存”，或“除旧布新”的变化。对此，关于制度治理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旧”与“新”的相斥；“旧”与“新”的互通。李昊鲁在《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一文中，指出清政府当时推行立宪运动、设立各项有关制度是顺应潮流而为，本身是值得肯定，故以“骗局”形容有失公允，但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因素，再加上后期决策失误、用人不当，致使“清末立宪因此出现了以悲剧告终的结局。”周本贞在《1949—1957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西南地区的相继解放，少数民族治理成为近世中国遗留给新政权的问题之一，对此，党和政府从少数民族问题的实情出发，在尊重其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背景下，相继采取了“设立县区”“民主改革”“完善机构”等措施，并配套了相关多元化的调解机制。最终，在“旧”与“新”的有机结合下，实现了“社会治理上的目标与国家的政治目标”。张东刚在《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一文中，指出自西方商业法令及契约精神的相继传入，中国传统商会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则是法规条例在保障正常的商业运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明晰了产权关系”研究近代制度治理变化的论文还有：刘旺的《近代中国外事警察制度研究》，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朱婷的《近代上海租界政体制度与城市经济发展》。

二、若干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初具规模，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的发展趋势。这进一步证明：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通过融合西方先进的治史理念，进而达到了一种全新高度。

但是，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碎片化”与“整体化”发展不均，缺乏宏观的专著总结概括，社会治理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受西方年鉴学派的影响，开始逐渐对社会史重视起来，“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式的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然而，“细致入微”的探究，最终是为了实现“破镜重圆”的新组合。反观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史，虽在“碎片化”研究上成果斐然，却乏“整体化”研究上综合佳作，而这一点的缺失却又使研究在未来理论的构建上可能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对此，必须适当地分阶段性予以总结概述；二是研究领域亟待开拓，中国社会治理的变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杨念群曾说到：“中国社会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项流动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翻阅近二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大人物、大历史”的研究层出不断，而“小人物、小历史”的研究却鲜有著述。须知，任何一项社会治理的载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通民众对近世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化的承受度究竟达到几何，对政府实施政策的认知多少，这些都是大有可为的课题。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获取的日益便捷，致使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热度不减，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具体改革举措涉及民族、生态、卫生等诸多新领域，因此，在涉及到相关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可以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用生态学、心理学、医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种种变化及历史作用，并通过引入政治社会学、民族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来拓宽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新领域与新路径。

三、展望未来

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弊端，“借智海外”不必言喻，“反躬自身”更需注意。近世中国，因其特有的政权并立且思想争鸣的特色，故在社会治理上颇具多样性、创新性。因此，相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可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参谋”，而进一步开拓发展。这样以来，中国的发展便会在融古贯今中走上一条良性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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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