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张闻天的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王哲　唐锡康

摘 要：延安时期，张闻天不仅率先提出新形势下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依靠群众而又领导群众”的群众观点；不仅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既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这一时期，张闻天不仅大力倡导党风建设，而且身体力行，为党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延安时期；张闻天；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133-05

延安时期，张闻天十分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并为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往学界对张闻天的思想研究，从宏观方面来看大多侧重于其党建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从微观方面来看虽然涉及张闻天的党内民主思想、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知识分子思想、培育群众路线思想、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等多个方面，但对张闻天延安时期党风建设思想专题系统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弥补对张闻天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历史贡献研究的不足，以期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有所启示。

一、提出党风建设核心内容，倡导组织工作中国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张闻天根据国内抗日形势发展的变化指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②他认为，“关门主义者往往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取得对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③与毛泽东批评“关门主义”的思想相比，张闻天提出的时间更早，也更直言不讳。1935年12月底，张闻天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再次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他认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④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不愿去了解，不会在实际行动中把党的基本口号和基本政纲与目前的行动口号和行动政纲联系结合起来，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那些持“关门主义”观点的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死的教条。⑤这里，张闻天已经提出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涉及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等党风建设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在党的最高会议上高度关注党风建设，在党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这一战略目标，张闻天始终坚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他还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建设：“（一）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工作作风；（二）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三）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与群众工作方式；（四）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忠实于党、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纪律的干部；（五）同关门主义与增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⑥由此可以看出，与当时党内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相比，张闻天较早地认识到了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和党风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的有机统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11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教条主义地贯彻“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⑦。张闻天本着尊重共产国际又不能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原则，支持毛泽东坚决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贯彻执行党既定的方针政策。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派王稼祥到莫斯科汇报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的情况。1938年8月，王稼祥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问题”⑧的指示。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系统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培育的新阶段。张闻天赞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⑨的思想，并在会上所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要中国化”的思想。他指出：“组织工作，包含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⑩这里，张闻天不仅深化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特别指出组织工作的中国化，即“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的中国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阶段的特殊贡献，而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的观点。

二、依靠群众而又领导群众，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党风最主要的表现之一。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的张闻天，在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为争取千百万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对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深入思考。

为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发动和武装群众，组织千千万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要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关键在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8年2月，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的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B11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群众的观点，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张闻天于1938年4月在陕北公学讲演时指出：“要学习如何去接近群众，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以至取得他们的信任。这里，首先就是要时时刻刻去为群众服务，处处能够为他们谋利益，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一切。其次，要我们处处谦逊和气，刻苦耐劳，宽宏大量，急公好义，诲人不倦，做人家的模范与教师。第三，要能够团结与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积极分子推动全体。第四，要以民主的精神与民主的工作方法来吸收与教育群众积极参加工作，不要个人包办一切。第五，要善于孤立最顽固的少数坏人，依靠群众的公愤去打击他们与驱逐他们。只要这样，群众就会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人，就会信任我们，接受我们的领导。”B12。与此同时，还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总之，“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基本原则，是无论如何要领导群众跟着我们一同前进，而同时无论如何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与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都是我们所不应该赞成的。”B13

张闻天的群众观概括起来讲就是“依靠群众而又领导群众”，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他的这一思想在1939年11月公开发表的《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一文中表达得更加明确。文章开篇就指出：“党是群众（这里主要指工人群众，同时又指非工人的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熔化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B14基于这一分析与认识，他指出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和基本原则就是党要“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B15。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进而从政治水平、物质利益、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相互关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具体原则，还结合着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分析了党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侧面，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B16的科学论断。

三、加强党性教育，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多次讲话中已经认识到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教育以及通过自我批评增强党性修养等方面的重要性。

要发展党内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既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又要有充分的民主作风。1937年5月，他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集中地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强调指出，“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要大力“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B17鉴于党内民主风气不足的现实，他积极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十分尊重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遇事平等协商，相互沟通交流，民主集中制得以很好地落实。要增强党性以抵制和克服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曾经批评“在西安工作的个别同志表现腐化”，“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下，一些同志容易接受外来诱惑”，“要同这些倾向作斗争，保障党内思想一致，继续发挥长期以来艰苦奋斗的作风”。B18以后他又多次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1938年7月在《论待人接物问题》一文中他谈到“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欢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的马屁的人，而有这样弱点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B19。他认为，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居心叵测、把事情弄坏的人。而那些能够经常指出与批评自己缺点与错误的人，却正是对于事情最有帮助的人，最可宝贵的人。他列举历史上“禹汤罪己”、唐太宗“从谏如流”的例子，说明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就是一方面要善于自己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B20。张闻天较早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要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便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达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统一党的意志和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目的。张闻天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为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方法基础。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张闻天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意见，力求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辨别正误，实现党高度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的一致。延安整风开始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成为最主要的任务，增强党性、提高党纠错的自觉性成为加强党的建设重要一环。为此，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员要从加强党的纪律、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六个方面增强党性。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开展整风运动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学习，并写出学习体会，相互进行交流，以纠正个人认识的偏向和不足。通过召开党的生活会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同志式的尖锐的批评和触及思想灵魂的深刻的自我批评，查找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对王明教条主义对党的危害和影响予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为全党树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榜样。张闻天不仅参与制定整风的各项文件，指导中央机关学习领导小组开展认真的学习活动，而且带头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所犯的错误，勇于担责：“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B21为了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一课，1942年1月，张闻天带领调研小组到陕甘宁边区的多个县、乡、村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回到延安后写成《出发归来记》向中央报告自己“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感受，并诚恳地讲“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无情的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B22。

四、加强道德修养，提倡朴素切实的工作作风

良好的党风是建立在高尚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人的道德品格主要表现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利益的牺牲精神，表现在忠诚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计个人得失和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张闻天是党内公认的道德楷模，他作风民主，顾全大局，不争权利名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被毛泽东称之为“明君”，在党风建设方面为倡导和培育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他有过许多论述，为党优良作风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8年4月他在陕北公学做了题为《论青年的修养》演讲，专门谈了青年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实际上也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道德品质。首先，先进分子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它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是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去选择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一发展规律，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和步骤、策略和战略，所以选择共产主义理想，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但理想的实现需要坚定的信念，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奋斗与工作，“还必然碰到无数的困难与波折，有时甚至看来似乎是不能克服以至绝望的困难。所以不论在任何困难之下，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为自己的理想的实现而奋斗，是绝对必要的”B23。其次，要学习实现理想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是要了解具体实际情况；二是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方针和任务、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等；三是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在实践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最后，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即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只有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为着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领导群众一起奋斗。同年7月，他又专门对“待人接物问题”进行了阐述，这实际上还是讲党员干部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他在讲到待人接物的具体要求时指出：一是要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即“一方面要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抱负，要宽宏大量，善于容纳人，另一方面却必须有坚强的气魄，为着一定的真理，而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态度”B24。二是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是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的劝导，采取宽容的态度。错误与缺点是谁也免不了的，但错误与缺点是要改正的。因此，“对于有错误与有缺点的人，我们应该不怕麻烦的以诚恳态度去劝导他们，而且要善于利用具体的事实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错误与缺点，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何等不利。要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心，以至诚与忠恕的态度去感动他们。”B25。三是对人要有好的态度，要发扬谦逊、和气、真诚、坦白、自省、朴实、言而有信、以身作则等民族传统美德。四是要是非分明，站稳阶级立场，善于同坏人坏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进程的展开，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成为党风建设的重点，张闻天发表《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一文，核心在倡导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工作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其中，“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B26就是在工作中有多少优点，就说多少优点，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只有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才能正确的去发扬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使工作向前进步”B27。对工作如此，对党内同志也应该如此。他认为，之所以要突出强调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因为现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B28。而“切实”的真正含义就是“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B29说到底就是提倡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倡导的工作作风。

总之，从1935年至1941年，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中共中央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两方面的错误干扰，党的领导实现了从未有过的民主和集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和勃勃生机，党风建设全面铺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初露端倪，为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密不可分，但这一时期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他的党风建设思想在当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①这方面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张治升的《张闻天党建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士引的《张闻天党的建设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晓彤的《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研究》（重庆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远新的《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梁晓理的《张闻天民主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覃彩萍的《试论张闻天的党内民主建设思想》（《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第2期），郝崇飞的《张闻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寿春的《张闻天对群众路线的精心培育》（《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1期），罗维的《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理论导刊》2004年第5期），等等。

②③张闻天：《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斗争》1935年第76期。

④⑤⑥⑩B11B17B18B21B22张闻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75、148、225—226、159、148、143、314、321页。

⑦⑧沙健孙、李捷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72、172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B12B13B23张闻天：《论青年的修养》，《解放》1938年第39期。

B14B15B16张闻天：《略谈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1939年第2期。

B19B20B24B25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解放》1939年第65期。

B26B27B28B29张闻天：《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

责任编辑：南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