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

朱安祥

摘 要：汉末丧乱，董卓破坏钱法，铸造劣质小钱，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魏、蜀、吴政权面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北方的曹魏政权主要采取不铸钱与赋税改收实物的办法；南方的吴、蜀政权则以铸造大钱的手段予以应对。由于经济破坏严重，货币政策不合时宜，导致了整个三国时期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持续增长，为此后实物货币兴盛、“中古自然经济”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关键词：董卓铸钱；通货膨胀；五铢钱；中古自然经济；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120-06

由于长期分裂割据与战祸连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就货币流通方面而言，此时期很多区域都不曾铸造钱币，市场上的交易多以布、帛等实物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的流通与使用较之前兴盛的两汉时期有了极大退步，全汉昇先生据此提出了“中古自然经济”①这一著名论断。总之，以巨大经济波动为标志的自然经济时代成为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它的影响深入社会各个方面。作为中古时代的开端，三国时期同样存在着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情况。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对这一现象关注较少。②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记载入手，结合近些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货币实物资料，对董卓铸钱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此后魏蜀吴政权货币政策失败造成经济混乱的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并由此得出结论：三国时期在从市场经济繁荣到自然经济出现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视为中古自然经济的开端。

一、董卓铸钱与汉末通货膨胀

东汉早中期延续了秦代和西汉政府对铸币权的垄断，以及“行钱”等制度，导致了东汉长期通货膨胀。③汉末经济面临崩溃之际，董卓私自铸造质量低劣的货币，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加剧了之前恶劣的经济形势，而且制约了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之后，董卓集团的经济压力大为增加，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遂“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剽虏资物”④。“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⑤当然，仅仅依靠掠夺富室与盗挖贵族陵墓是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为了达到长期搜刮钱财的目的，董卓决定“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为了铸造钱币，董卓到处搜集铸钱所需要的铜材，这些现成的“铜人”“飞廉”不仅降低了铸钱成本，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原材料匮乏的问题。但董卓此次所铸钱币较之前流通的两汉五铢钱体型小了很多，“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⑥质量低劣。《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称这种钱币“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且未经过打磨工艺处理，⑦可见此种小钱轻劣的程度。

近些年考古出土的货币实物也可以证实史书中的记载的确属实。1987年，河南许昌汉魏故城发现大型钱币窖藏，共出土铜钱335公斤，许昌博物馆取其中40公斤作分类实测，在约32550枚铜钱中轻劣小钱约占总数的41.5%，计13520枚。其中有11310枚小钱穿广径小、肉质薄劣，最大直径17毫米，最小者不足10毫米，一般重量不足0.5克，无内外廓，或无文字、或文字漫漶，不足以辨认，这种劣质小钱被钱币学界认定为董卓所铸造的钱币。⑧

虽然史籍中多认为董卓铸造的钱币“文章不便”（作者注：此处应该是“辨”，意为钱文不可辨识），但这种劣质的小钱一定是与之前东汉时期所流通的五铢钱有着相同的面值，即“五铢”。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钱为例，最重者为4.3克，最轻者为2克。⑨新铸造的小钱与之前流通的大钱面值相同，但是重量却相差了4—8倍。由于金属铜在古代一直是代表着固定价值的稀缺资源，董卓通过铸造面值与之前相同、但重量大为缩水的货币来换取百姓手中贮藏的足值货币，达到进一步搜刮财富的目的。

董卓的这次铸钱行为，在当时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特别是粮食的价格，“谷一斛至数十万”⑩。关于当时的物价，史书记载并不一致。《资治通鉴》记载为“谷石至数万钱”B11，而《晋书》则记载“是时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啖”B12。虽然前者是使用容量单位“斛”来计算，后者使用重量单位“石”，但二者在汉代是相等的，均为十斗。B13如果我们细心考察就会发现，史籍中所记载的谷价，不管是一斛几万钱或是几十万钱，如果都以每枚0.5克来计算的话，其铸钱所用铜料本身的价值绝对远超过粮价，所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只不过是史家对此次物价飞涨的夸张描写而已。

虽然“谷一斛至数十万”是夸张的描写，但董卓此次铸钱引起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却是不争的事实。B14中国古代金属铸币流通了两千多年，按照其规律，铜钱造成通货膨胀大约有三种情形：第一，钱体减重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半两”“五铢”钱，这种标明重量的货币，在不改变其法定重量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减少钱币本身的重量（即实际重量仅为名义重量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造成货币贬值，使钱币的购买力降低，引起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第二，扩大钱币面额形成通货膨胀。钱币本身的重量增加不多，而钱币面额的价值则大幅度增加，使铜钱的名义价值超过了其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这种扩大面额的办法按几何级数贬值，比铜钱减重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第三，改变币材的金属成色与成分而造成通货膨胀。在铸造钱币过程中，以廉价金属，如铅、锡等代替铜材料，改变钱币本身价值，使其贬值。B15董卓这次所铸之钱，不仅铸工粗劣，币材不良，而且较之前两汉通行的五铢钱减重达4至8倍，严重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引起通货膨胀，以至于市场上钱币无法正常流通，史书称“自是后钱货不行”B16。

学术界大都认为，董卓此次铸钱行为导致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由强盛逐渐转向衰落。这次铸钱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严重地制约了此后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之政府并没有及时制定符合时宜的货币政策，诸如曹魏的不铸钱政策与赋税改收实物，这些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以致最终形成了三国时期货币混乱的局面，由此也揭开了中古自然经济的序幕。

二、曹魏政权不铸钱政策与实物货币流行

由于统治区域同处北方中原地区，董卓小钱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对曹魏政权影响最大。曹操掌握政权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以此减轻董卓小钱所带来的破坏。建安元年（196），采用枣袛、韩浩等人建议，在许昌地区招募农民，始兴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B17此后，屯田的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有史料记载邓艾等人在淮北、淮南地区的屯田有两三万人之多。B18此次施行之屯田政策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恢复十分重要，之前“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野荒民困”B19等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国内粮食也因此储备充盈。与此同时，建安九年魏武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B20

此次政府所征收的田租较东汉晚期减轻了不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征收对象为实物田租。由于屯田主要由政府与军队负责，国家直接参与了经济管理，保证了社会经济在通货膨胀影响下的正常运转，而且征收实物田租也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因此自董卓铸钱引起混乱之后的第十七年，即建安十三年，曹魏政权才第一次宣布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B21这一次曹操只是恢复了东汉时期流通的五铢钱，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B22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B23。由于当时“不铸钱既久”，而且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经过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所剩无多，这个时候由于钱币稀缺，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此后国内兼并战争逐渐减少，市场经济逐步恢复稳定，黄初二年（221）三月，魏文帝曹丕便再次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可是，这次“初复五铢钱”的政策仅仅执行了七个多月，到了同年十月，便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B24。史料中的“初复”应该是指恢复了上次曹操确立使用东汉五铢钱的制度，但是为什么这次“初复”政策只施行了短短的七个月呢？彭信威先生认为：“停用货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天灾使粮食的缺乏而价格上涨，货币数量又不够，因而回复实物经济。”B25彭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不只是粮价上涨这么简单。历史上因天灾造成粮价上涨的例子很多，但绝对不至于发生停用钱币的现象。由于缺乏相关记载，笔者推测此次恢复五铢钱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钱币出现了减重情况，形成了市场上的“谷贵”，于是文帝才不得已停止用钱，恢复使用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

曹魏政权公开指定市场上以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使得钱币基本上丧失了交换职能，布帛等实物货币广泛流通于市场之间，如“田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B26。又如：“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作者注：任嘏）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B27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布帛等实物已经具备了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甚至政府的赏赐也多以布帛与谷物居多，钱币在这一时期仅仅保留了赏赐作用。

曹魏政权这次规定以谷帛等实物行使货币职能是违反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由于久不铸钱，加之政府监管不力，市场中出现了使用“湿谷”“薄绢”等投机取巧之行为。从“虽处严刑而不能禁”可以看出，此时期市场较为混乱，甚至这样的投机行为越发猖狂，不能禁止。因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B28。在司马芝等人的建议下，为了达到“国丰刑省”的目的，魏明帝于太和元年（227）四月再“行五铢钱”B29。

学术界认为这次“行五铢钱”应该是政府铸造了新的钱币。1982年，安阳市西郊出土一批南北朝窖藏钱币，共计2885枚，年代从西汉文帝铸造的“四铢半两”钱到南北朝流通的“四柱五铢”“五金”钱，跨度七百余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窖藏钱币涵盖的品种很多，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大部分见于史料记载的铸币均有发现，因此价值极高。工作人员在整理这批钱币的时候，把一种铸造粗糙、未经修整、外廓压盖住一部分钱文的五铢钱认定为曹魏五铢。B30随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相继出土大量的两汉、三国时期钱币，其中就发现这种外廓压盖住钱文的五铢钱，由于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间，学者们开始怀疑这种五铢钱可能就是曹魏五铢。B311996年，中国钱币学会在马鞍山召开了“曹魏五铢问题论证会”，河南省钱币学会也成立了“曹魏五铢课题组”，这两次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曹魏五铢的研究，基本上认定这种直径在2厘米左右，重量为1—1.5克，钱体轻小、穿孔广大、不磨边缘、轮压钱文、铸造粗劣的五铢钱为曹魏政权所铸造。B32

此次铸造的五铢钱流通时间较长，据史书记载“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B33。这也说明，曹魏政权自此确立了金属铸币的本位制度，对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曹魏五铢并不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重量既不能达到面值所规定的“五铢”，而且较东汉末年流通的五铢钱也轻了不少，因此曹魏五铢依然是属于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的劣币。有学者根据出土材料认为：曹魏时期流通的钱币绝大多数仍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曹魏五铢铸造量较少、品质不佳，说明曹魏此时的币制依然是不健全的。B34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没有给此次铸钱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曹叡大兴宫室，花费无度，“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B35

由上述所引可以推断，魏明帝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顾，为了个人奢侈的私生活花费了国家大量钱财，使本来就不十分景气的国内经济更添压力。

三、蜀吴政权大钱制度与通货膨胀加剧

同样面对通货膨胀，南方的吴、蜀政权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

刘备采取了继续铸造虚值货币的办法，但事实上却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目前的出土资料显示，董卓小钱曾大量流入到巴蜀地区。1978年，威远县出土的蜀汉钱中就混杂有145枚董卓小钱。B36这种劣质小钱渗入到巴蜀地区之后，最初受到了当地市场的抵制，官府、民间索性不使用钱币，这可以从刘备先后两次接受到的捐赠内容窥知一二，《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载：“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B37这一年是建安元年，当时董卓小钱已经铸造了六年有余。可能当时此钱还未流通到南方地区，或者还未给当地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所以麋竺送给刘备金银、货币作为军费使用，这也从侧面说明此时钱币仍在流通。但是，时隔十五年之后，刘璋资助刘备攻伐张鲁之时，其内容就变为了米、布、帛。B38

在董卓小钱的影响下，巴蜀地区处于物价上涨的困境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初入成都，《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B39从上引史料来看，刘备只是担心“军用不足”，但从刘巴所献计策来看，铸造“直百五铢”不仅可以平复当时上涨的物价，而且可达到“府库充实”之效果。

直百五铢是蜀汉政权铸造的第一种钱币，就其所规定的币值来看，属于虚值大钱无疑。以上海博物馆收藏出土的“直百五铢”钱币实物为例，体型最大者直径27.16毫米、重10.2克，最轻者直径25.07毫米、重2.5克，平均重量在5克左右。B40这种新铸钱币重量只不过是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规定面值却作百倍使用，这就意味着刘备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四十多倍的物资。刘备通过铸造这种价值极度灌水的钱币，仅仅几个月便达到了“府库充实”之效果。原本成都地区经济环境已经有了恶化的趋势，这次铸钱又带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其经济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

蜀汉政权其实能够意识到恢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赤壁之战后，刘备就曾专门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主持蜀汉的经济管理工作。“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B41而且刘备在取得益州的实际领导权之后，于建安十九年“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B42，专门管理盐铁、冶铸业。怎奈蜀汉政权的领导人一直抱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统一思想，因此战争必然成为其国内首当其冲的政治活动，经济秩序的恢复只能屈居其次。刘备入蜀之后，一直没有停止军事活动，蜀汉政权南征北伐几十年，耗费巨大，史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B43。由于战争所需，政府不得不以铸造虚值大钱的方式从民众手中取走过多的资产，为了铸造更多的钱币，刘备甚至“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B44。

依据考古学界取得的成果，蜀汉政权除了铸造“直百五铢”之外，还发现有面文为“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百”“五铢”“直一”等几种钱币。B45这几种钱币也是重量不一、形制各异。以“太平百钱”为例，早期铸造的体型较大者正面钱币文字为篆书体，背面修饰有水波花纹，一般重量为7克左右；晚期钱币文字改为隶书，背面平素，重量减至3至4克；更有体型轻薄者，仅有0.4克，由于钱体直径只有13毫米，因此正面文字也缩写为“太平百金”。“定平一百”与“直百”钱应是蜀汉政权统治晚期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时期的铸币，这两种钱币大都体型薄小，一般重量都不超过2克。即使这样，这些钱币依然标有“直百”“一百”的面值，足以想象蜀汉政权统治下的区域通货膨胀之严重程度。“直一”与“直百”形制相当、重量相仿，但规定面值却相差百倍，陈彦良先生据此认为：“蜀汉的货币制度除了膨胀发行之外，也没有遵守金属铸币的合理比价原则。”B46

孙吴政权建立稍晚，但同样经历了货币困境。东汉末年，临湘地区就已经出现钱币与布匹共同流通的杂乱局面，而且这种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共用的状态一直贯穿孙吴政权的始终。B47与此同时，孙吴政权还面临着盗铸现象猖獗的问题。“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B48这一年是嘉禾五年（236），孙权首次铸造钱币。第一次所铸钱币就属于“当五百”的“大钱”，说明之前孙吴地区的经济环境已经开始动荡。而且伴随而来的还有两个相关措施，一是诏令民众上缴铸钱所用的铜料，官方计算其价值购买；二是设立专门监管盗铸钱币的机构，防止民间的盗铸现象。

孙吴政权所统治的江南地区本来是属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区域，正如周瑜所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B49武昌地区更是当时著名的冶铸中心，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五年（226）“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B50，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定需要十分丰富的铜铁资源。然而仅仅过了十年，国家开始铸造钱币之时，竟然需要民众缴纳铜材，说明当时国内铜矿缺乏、矿产资源管理废弛。国家从人民手中购买铜料去铸造钱币，这在我国货币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两年之后，孙权再次铸钱，这次更换为面值更大的“当千”钱，“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B51。两次所铸之钱币均为大面额的虚值货币。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实物为例，“大泉五百”体型最大者径31毫米、重11克，最小者径27毫米、重5.2克；“大泉当千”最大者径48.99毫米、重15.4克，最小者只有26毫米，仅重3.6克，甚至出现了“当千”钱比“当五百”钱更小、更轻的情况。一枚不足十克的钱币却要兑换上千枚五铢钱，其价值灌水程度可想而知，结果必定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考古曾出土面文为“大泉二千”与“大泉五千”两种钱币，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这两种货币实物。B52这也说明了，孙权曾陆续铸造了四种虚值大钱，但其价值萎缩程度一次比一次高。

由于所铸之大钱属于虚值货币，造成了市场混乱，民众也都极不情愿使用这种货币，政府不得不于赤乌九年（246）宣布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废除，《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记载：“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B53

仅仅过了八年，政府便将这些钱币重新收回，复铸为器物。自此之后，孙吴地区的市场交易便出现了钱币与布帛等共同流通的混乱状况。如《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曾记载，丹杨太守李衡曾在武陵龙阳汜洲地区种植柑橘千株，到了孙吴末年，“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B54。汝南人何定喜好玩犬，“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B55。此外，走马楼吴简中包含了大量孙吴政权以征收钱币、布帛等实物为租税对象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赘述。B56

三国时期各政权在经济恶化的环境下，选择不铸钱或是发行大面额货币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向前追溯，发现东汉时期，亦曾经历过钱贱物贵的状况，如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B57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百物皆贵”的经济环境时，使用布帛作为实物货币，“封钱”不出，或者是“改铸大钱”都是政府采取的常用方法。吕思勉先生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成为“币制紊乱之世”的原因为“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B58。吕先生所指出的这几点，在三国时期货币铸造流通中均有所体现。

总之，从董卓坏五铢，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三国时期货币制度的混乱与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逐渐形成了实物货币兴盛、并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造成了此后西晋政权长达半个世纪的不铸钱状态，以及“中古自然经济”的最终形成。

注释

①全汉昇先生于1941年发表《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它有别于此时期之以前（汉代）货币经济的相当发展，更有别于此时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兴起。”“这五百多年的中国社会的确是和以前及以后都大不相同的。汉末的五百年内，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币的流通，不过钱币流通的数量非常之少（有时甚至等于零），故实物货币乘机取钱币的地位而代之而已”。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11页；原文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商务印书馆，1941年。

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都在通论性的著作中提及，专文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3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友直：《中国实物货币通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王怡晨：《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陈彦良：《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牛宏成：《试析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曹魏五铢课题组：《曹魏五铢考》，《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柿沼阳平：《孙吴货币经济的结构和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③陈彦良：《东汉长期通货膨胀》，《清华学报》新41卷第4期（2011年12月）。

④范晔：《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325页。

⑤B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献帝初平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1912、1916页。

⑥B12B21B23B33B57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82、782、794、794、795、793页。

⑦⑩B16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偊b董卓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77页。

⑧黄留春：《浅识汉魏许都故城窖藏铜钱》，《中国钱币》1992年第2期。

⑨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B13戴宏嘉：《董卓小钱及其对粮价的影响》，《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

B14由于董卓铸造的钱币有着一定的流通区域（大抵与其势力范围相当），因此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全国性的，有的地区物价依然平稳。如刘虞所据之幽州地区，《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载：“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

B15叔欣：《我国古代铜钱的通货膨胀问题》，《金融研究》1984年第8期。

B17B19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4、26页。

B18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775页。

B20陈寿：《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0页。

B22罗伯昭依据《申鉴·时事·议钱货》中的记载，认为此次曹操铸造了钱币，见《汉献帝钱》，《泉币》二十三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申鉴》是东汉末年学者荀悦撰写的一部政论体著作，该书《议钱货》中所提及恢复五铢钱的主张是在董卓铸小钱引起经济混乱、亟须解决的背景下提出的。曹操是建安十三年六月称相，而荀悦在建安十四年就去世了。从“魏武为相”到荀悦去世，短短的几个月间，曹操既召集大臣进行讨论铸钱问题，而且荀悦此时又要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参与朝政讨论，最后在把这些讨论记录于书中，这都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不赞同曹操铸钱这一观点。见蔡运章、霍宏伟：《论曹魏五铢钱》，《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

B24陈寿：《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78页。

B2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B26陈寿：《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729页。

B27陈寿：《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748页。

B28以上引文均出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94—795页。

B29B35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2、104页。

B30谢世平：《安阳出土南北朝古钱窖藏》，《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B31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报告》，《文物》1986年第3期；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谢世平、王宁：《浅论高荣墓葬钱币的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B32相关论文请参阅蔡运章、霍宏伟：《论曹魏五铢钱》，《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戴志强：《曹魏五铢考述》，《文物》1998年第4期；曹魏五铢课题组：《曹魏五铢考》，《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

B34B46陈彦良：《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50页。

B36莫洪贵：《四川威远出土大量“直百五铢”钱》，《文物》1981年第12期。

B37陈寿：《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糜竺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69页。

B38《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璋传》注引《吴书》曰：“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

B39陈寿：《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82页。

B40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60—266页。

B41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16页。

B42陈寿：《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吕乂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88页。

B43陈寿：《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046页。

B44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18页。

B45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编》，中华书局，2003年。

B47柿沼阳平：《孙吴货币经济的结构和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B48B51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0、1142页。

B49陈寿：《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1页。

B5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四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578页。

B52罗胜强：《湖南郴州出土大泉五千铜钱》，《中国钱币》2011年第1期。

B53《晋书·食货志》记载有误，已有学者指出：吕蒙定荆州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时孙权还未铸造当五百之大钱，属于时间错置，造成许多研究者发生误解。参见王怡晨：《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B54B55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156、1170页。

B56可参看高敏：《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五年的钱、布折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B5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3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