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郭梅?张宇

2009年的春天，在北京大学的百年纪念讲堂里， “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主办方全票通过，把分量最重的奖项——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钱学森，颁奖词这样写道：“钱学森，平凡造就真正的伟大。”

一

细雨之中的西湖、盛开的荷花、一座断桥，淡淡几笔，足以勾勒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杭州之美，在于留给旁人有对美的无尽想象空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杭州的美，犹如一幅盛满故事的山水画，诗意、神秘、动情；对于航天之父钱学森来说，杭州于他也是这般美丽。只是直到19岁，他才能借养病之机认识自己家乡的美丽。杭州是钱学森生命开始的地方，虽然他年少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而辗转生活于北京、上海，长大后为了学业穿梭于北京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但钱学森一触摸到杭州这幅美卷，便充满不舍和一生的惦念。母亲章兰娟和儿子隔着大洋写信叙家常时还忍不住提到钱学森的出生——踏莲而生。所谓踏莲而生，就是出生时双脚先落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竖生”“寤生”或“立生”。民间的说法是，以这种姿态出生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杭州钱家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钱镠的第33世孙。钱均夫出生于杭州一个没落的丝商之家。钱均夫挚爱中国文学和历史，很小的时候就博览了中国的史书、小说。他的文笔甚好，颇得鲁迅先生欣赏——我们可从鲁迅先生的书信日记集里看出端倪。当时杭州富商章氏，亦非常欣赏钱均夫的人品和才华，便把知书达理的女儿章兰娟许配给他，并资助他东渡留学日本。多年之后，钱均夫回忆说留日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蒋百里、许寿裳等友人，尤以与蒋百里交情更好。他们彼此在文字上的互赏和志向上的默契，成全了他们那段跨越一生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这段友谊还延续到下一代。1947年，学成归国的钱学森如愿做了蒋百里的女婿。蒋百里是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和钱学森，亦师亦友，引导着钱学森的成长，在钱学森和父亲发生“战争”时，他又是钱学森的同盟军，为了支持钱学森的专业，还选择“背叛”老友钱均夫，这是后话。

在日本留学期间，钱均夫主攻教育学、地理和历史，以施展其“興教救国”的抱负。他和蒋百里，深受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在钱学森1岁时，钱均夫在上海创办学堂；1911年和1913年两度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在钱学森3岁时，举家迁往北京，钱均夫供职教育部，任中小学学科科长。

正如钱学森曾说的那样：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钱均夫不仅致力于开启儿子的智慧，更致力于培养儿子的人生志向。他知道家庭文化氛围于人成长的重要性，便把家里堆满书，亲自为儿子挑选画报、小人书。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之时，他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一大箱的中华文化丛书，这些书，成了日后钱学森“独在异乡为异客”时重要的精神食粮。作为父亲，钱均夫不仅为儿子营造了宁静的家庭文化氛围，还对儿子寓教于乐，帮其学，又立其志，这为日后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母亲章兰娟出生于杭州富商之家，清逸温婉，喜欢诗词，聪慧善良，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很有数学天资。这样的女子，在清末是凤毛麟角的——有人说，钱学森记忆力超群，多遗传于母亲章兰娟。章兰娟熟读中国文史，她教儿子背唐诗宋词等，更注重言传身教。钱学森忆起母亲，曾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甚至，在这位母亲作古半个多世纪之后，她的孙子说：“父亲（钱学森）秉承了奶奶和爷爷的身教传统，他从来不言教，只谈身教。”得益于父母的精心培养，年少的钱学森熟读了经典，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这让他享用一生。

二

钱学森报考大学的时候，教他国文的董鲁安老师劝他报考文学系；数学老师傅种孙认定这个聪颖的孩子 “在数学方面最有发展”，叮嘱他要报考数学系；母亲章兰娟希望子承父业，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有名气的教师；父亲钱均夫却要他学习工程学，因为父亲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中国太缺乏工程师了。年少的钱学森迷惑了，到底填报哪个系呢？他喜欢文学名著，熟读史书，喜欢大自然，甚至在13岁时就已经立下 “探索大自然奥秘 ”的志向……对于旁人来讲，钱学森填报任何一个专业，就是另外专业的损失。而钱学森心中牢记了一个故事，这个无意中听来的故事影响了钱学森的专业选择。

早在读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

“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啊？”

“不久前来北京读书时看到的，你呢？”

“我也是。小时候我可想看看火车长啥样了，我们那儿没有火车，岁数大点的人根本不知道火车是啥东西。”

“你第一次看见火车，觉得它像个啥？”

“说不上来它像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啥？”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那东西，就觉得眼晕。坐上去开起来，就像飞一样，两边的树都斜躺着往后跑，可神气啦！”

同学的对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震颤：国家的工业太落后了，交通太落后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困惑他许久的专业选择问题，在回想这段对话时帮助他作出了决定，他决心攻读火车制造专业，造出大批的火车，发展国家的交通事业。这个选择和父亲的期望达成了默契。1929年秋天，钱均夫和夫人把儿子送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火车制造专业。

当年的上海交大学习氛围十分浓厚，竞争压力亦很大。学校评估学生优秀与否的最重要参考标准是成绩的好坏。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里，还保存着钱学森当年读书时的许多东西。但留给交大学子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普通的卷子。有一次考试，钱学森考了满分100分。朋友们都跑来祝贺他。忽然，一直乐着的钱学森安静了，自语道：“搞错了？老师弄错分数了，我这题答案是错的。”不管朋友的阻拦，钱学森拿着卷子，直接去找老师。其实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笔误，他不小心把NS写成了N，老师没有注意到。老师把100分改成了96分。排名虽然退后了，但钱学森的人品却更让同学和老师们欣赏了。

转眼钱学森从交大毕业了。钱学森先是考取了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的公费留学生。在清华大学的短暂学习期间，钱学森遇到了两位导师：一位是王助，另一位是王士悼。王助是我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王士悼则是清华大学很有名望的教授。两位导师都是爱国知识分子。

钱学森在学习中得知，在美国科技的高速发展历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吸引钱学森的是美国的航天事业。自从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了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后，人类进入航空时代。钱学森感到，火车固然重要，但已经落后，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应该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钱学森决心到最先进的美国学习。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留美学生记忆中，“庚子赔款留学生”是一个重要的词汇。由于美国放弃战争赔款而转化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给当时许多年轻人创造了留洋机会，也造就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热潮。钱学森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1934年20名“庚子赔款留学生 ”之一。

三

蔣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在成为钱学森夫人之前，是钱学森的干妹妹。

这得说到蒋百里和钱均夫的一次谈话。因二人的深厚友情，两家一直走动频繁。钱均夫唯有独子钱学森，蒋百里却有5个可爱的女儿。有一次，钱均夫带着妻儿去蒋百里家做客。两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吃完饭后，钱学森被蒋家的女孩们拉到花园里找虫子玩，大人留在厅堂吃茶聊天。章兰娟和蒋夫人一边絮叨着家常，一边听钱均夫和蒋百里两人天南海北地聊。蒋百里见钱均夫很久没有言语，他随老友微笑的眼神看向花园，只见钱学森正和蒋英姐妹蒙着眼睛在捉迷藏呢。钱均夫回头看着蒋百里，笑着说：“我有个要求，不知当提不当提？把蒋英给我做干女儿吧。”

于是，9岁的钱学森从此多了个能歌善舞的干妹妹。蒋英5岁到钱家，改名钱学英。两个孩子从此结了伴：一起跟母亲学唐诗宋词，一起随父亲去爬西山，一起听留声机，一起玩耍和长大。可是过了不久，日夜思念女儿的蒋百里，特地跑来钱家看望蒋英。吃饭时，在他和老友觥筹交错中，蒋百里问钱均夫：“恐怕你不止想要个女儿吧？”钱均夫看着两小无猜的孩子，为老友斟满酒杯，笑而不答。之后，大家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心知肚明的蒋百里夫妇越发舍不得他们的三女儿了。他要“毁约”，直接跑到钱家说想要回老三。年岁尚小的蒋英早就开始怀念蒋家姐妹五个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了，她自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家和姐妹团聚。孩子想回到原来的家，钱均夫夫妇即便舍不得，也拿她没办法。不过，章兰娟在蒋夫人接走蒋英之前，笑着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家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蒋英回了家，两小无猜的伙伴渐渐疏离。上了大学后，钱学森放假时也曾特地去学校看望正读中学的蒋英。蒋英站在走廊里，不似以前的吵闹，而是躲在门柱后和干哥哥讲话。有同学打旁边经过，她早已准备好似的，故意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实在躲不开的，她就低头，小声地介绍：“这是我的干哥哥。”同学们打趣地笑笑，走开了，留下害羞的蒋英和有点不自在的钱学森。

后来蒋英曾同父母一起到钱家看望即将赴美留学的钱学森。日后，蒋英曾这样写道：“虽说我当时只有十五六岁，但似乎对钱学森产生了一点朦朦胧胧的爱意。那次，我很想仔细看看已经长成大人的钱学森，但又怕他发现，遇到他的目光，心就跳个不停。” 钱学森看她，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境？他偷偷地注视着这个干妹妹。那个喜欢唱歌、跳舞、和他抢口琴的黄毛丫头，如今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看在眼里的蒋百里走过来，站在钱学森旁边，对女儿说： “英子，给你学森哥哥弹一首曲子，算是离别礼物。”蒋英选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乐曲非常明亮、欢快、流畅，这再一次勾起他们对在一起的快乐童年时光的回想。后来，尤其是钱学森一个人在美留学时，业余时间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开着那辆老爷车去城里听音乐会。

钱学森赴美不久，蒋英赴德主攻音乐，日后成为享有盛誉的女高音歌唱家。蒋百里送女儿去德国后，曾特地绕道美国看望老友的独子钱学森，不知是顺便还是有意，他将自己女儿的照片和地址 “不小心 ”落在钱学森的书桌上了。再联系上的钱学森和蒋英，已非当年打打闹闹的兄妹，而是情侣了。

直到12年后，1947年，钱学森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父亲，而他12年前与母亲的相拥，竟是最后的一个拥抱……第二天，钱学森去拜访蒋家。早在美国时，他就从蒋英的信中知道自己非常敬仰的世伯蒋百里先生已经去世，为了陪伴母亲，蒋英提前从德国归来，蒋英姐妹都已出嫁，只有已经27岁的蒋英，一直以陪伴母亲之名单身着……蒋英邀请钱学森去看她的个人演唱会。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熟悉的人，钱学森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他爱上了这个唱歌的人。他决定向蒋英求婚。钱学森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正是他们大人一直期待的事情啊。

两人的婚礼于1947年8月30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婚礼俭朴而庄重，按母亲的遗愿，钱学森亲自给新婚妻子戴上了母亲送的耳环。随后他带上爱妻，返回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四

1935年和钱学森一同赴美留学的，还有徐芝纶、夏勤铎等人，当年他们由上海黄浦江码头启程，经过20多天的海上颠簸，于9月初到达美国。钱学森直接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报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于1861年，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与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在地理位置上仅一墙之隔，它的理工专业也在全美名列前茅。这一年钱学森快满24周岁了。

在国内时，钱学森是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学业同样出类拔萃。没过多久，钱学森就适应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但是有一点最惹他生气，就是当时的西方社会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学校某些傲慢的同学，甚至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晚年的钱学森回忆说：“那时我年轻气盛，最怕也最受不了他们对待我们中国人的态度。”有一次，又有人羞辱中国人，一向温和的钱学森忍不住了，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坚定地说：“作为一个国家，我的祖国正陷于列强的侵略之中；但作为个人，我可以和你们比。等期末时，看谁的成绩最好。”美国学生知道他的成绩好，没人敢应战，也不敢再言语。从此，钱学森的同学再也不敢当他的面蔑视中国人。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钱学森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硕士学位，这振奋了一同赴美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钱学森用自己的成绩换来外国人对中国的另眼相看，这于他是最大的收获。几十年之后，当钱学森为了新中国的导弹事业 “销声匿迹”而全身心投入研究时，他抱定的想法依然是这样：希望能挖掘有限的自己，奉献出无限多的成绩。

获得硕士学位后，钱学森拜了“超音速时代之父” 冯·卡门为师，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有一天，钱学森偶然遇见了同为冯 ·卡门学生的弗兰克 ·马利纳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火箭飞行和推进”。虽是初次见面，两人聊起火箭，都有说不完的话。马利纳发出邀请：“钱，既然你这样喜欢火箭，参加我们的火箭俱乐部怎样？”当时，该小组共有5个成员，都心怀宇宙飞行的梦想 。就当时看来，宇宙飞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火箭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单靠满腔热情，研究工作做不起来——他们没有一点经费支持。好在那年冬天，该校一个爱摄影的教授对此研究前景比较乐观，决定支持该小组1000美元，条件是允許其拍摄。这笔经费是火箭小组（后来成为美国火箭发源地）的唯一经费。思想开明的冯·卡门在第二年6月也渐渐肯定了该小组。

1939年，钱学森与马利纳还提出一个重要观念：作为载体推动力的火箭，需要三级，而第三级最后可以离开大气的阻力。这对后来火箭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今天，太空火箭（包括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火箭所彰显的巨大威力，火箭小组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火箭小组的重要成员，钱学森被聘为美国军方喷气技术训练班教师，讲授《导弹概论》。从此，钱学森与美国的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开始有了接触，也为美国的火箭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空军在一次绝密报告中留下的记录：

钱学森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9年夏天，28岁的钱学森经过三年苦读，完成了博士论文。博士论文中的第二篇文章《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这篇论文中，他和冯·卡门一起完成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没过多久，全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都认识到“卡门—钱公式”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如今，几乎每个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都熟知“卡门—钱公式”。取得博士学位后，经导师推荐，钱学森留校任教，任助理研究员。曾经的师生成了亲密助手和同事。从上世纪30年代末到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研究的诸多成果由他们共同署名，他们之间充满了深厚的情谊和合作的精神，这成了美国科技界的佳话。其实，早在1940年，亦即“卡门—钱公式”发表的前一年，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成名作。在那一年的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这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实用价值很高的科研课题。它对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艰深的问题作出了开拓性的解释和回答，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1945年6月，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授意下，冯·卡门召集一批专家，在美国空军参谋总部成立了一个科学顾问团。这个由36位优秀专家组成的科学顾问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未来战争中空军战斗所可能发生的一切遭遇，并制定出今后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空军发展计划。一直作为冯·卡门的亲密合作者的钱学森也被提名为成员之一，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并被授予上校军衔。当年，顾问团团长冯·卡门是这样向美国军方推荐钱学森的：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在此期间，钱学森甚至独立为美国空军后勤司令部编著了一本内部教材《喷气推进》，这是美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全面和系统地论述火箭与喷气推进科学技术的专著。

钱学森和他的同伴奠定了美国火箭事业的发展。正如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说的那样：

钱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

1947年2月的一天，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学校为钱学森安排了隆重的演讲会。到场的嘉宾包括美国国内著名的火箭飞行专家，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知名学者、同行，还有钱学森的同学、同事以及中国老乡，更为特殊的是，华盛顿五角大楼军界代表也来了。这样热烈隆重的气氛，对钱学森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那天，他作了《飞向太空》的演说，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五

钱学森的第一个孩子永刚于1949年出生，到儿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他们的小女儿永真也出生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钱学森下课后专程到洛杉矶华人街选购了地道的中国月饼。晚上，他们夫妇邀上罗沛霖等十几个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共度团圆节。钱学森拿起一块月饼激动地说：“新中国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啊。有机会就尽快回国尽力吧。”

谁能想到，就在他们积极准备着回国事宜时，声称有公民自由的美国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刁难并迫害他们。钱学森的回国之路竟长达五年之久！

在那段被软禁的日子里，恩师冯·卡门教授因为担任北大西洋组织的一些工作，需要长期住在巴黎。但是，他没有忘记在洛杉矶受苦的钱学森一家。只要有机会回美国，他一定要转道去看望钱学森夫妇，给他们以精神安慰。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那条新闻配的图片让他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照片是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时所拍，而父亲钱均夫的旧交陈叔通亦在照片上。钱学森把报纸递给妻子，讲完父亲和陈叔通的往日情谊，二人便商量如何和陈老先生取得联系，求得帮助。

如何把信寄出，是个大难题。一天，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来了一封信，蒋英忽然灵机一动。于是，他们开始行动。钱学森抱着永真，蒋英拉着永刚，一家四口悠悠闲闲地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不出所料，守在门外的特务上来纠缠钱学森。这次，钱学森没有据理力争，也没有立即轰走特务，而是极有耐心地和他们耗着时间。蒋英趁这个时间溜进咖啡馆，向服务员要了两杯咖啡。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香烟盒和笔，匆匆写道：“我们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然我们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恳请祖国助我们还乡，帮我们结束客居海外生涯，偿我们报国之夙愿。切切！”蒋英抬头看着那帮特务还在纠缠着钱学森，连忙把写好的信塞进给比利时妹妹的信中，投进了邮筒。

信很快寄到妹妹家中。妹妹立即把这封不平常的信寄往国内。陈叔通看完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见周总理。看完这封短信后，周总理激动地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1955年8月1日下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举行了大使级别的会谈。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美国约翰逊大使无言以对。在事实面前，加上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8月4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极不情愿地通知钱学森一家，准许他们离开美国。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码头为他们送行的，除了美国的朋友，更多的是新闻记者。即将归去，游子分外高兴，钱学森乐意回答记者所有的提问。他对记者说：“我很兴奋，能回祖国。我不打算再回美国。美国当局耽误了我5年的归国行程，个中原因，还是请诸位问你们的当局吧。今后我会竭尽全力，为我自己的祖国奋斗，为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战！”

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也曾这样评价当年的获奖人物钱学森：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回国后的钱学森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力学研究所以惊人的速度成立了。然而众多的困难一个个摆在面前。作为一个导弹研究院，这里的设备几乎等于零；在导弹领域，工作的人们是一张张白纸。如何快速而准确地在这几百张“白纸”上涂滿导弹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为此，钱学森专门设立了一个导弹技术扫盲班——他既是班主任，又是授课教师。

钱学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两弹结合）爆炸成功，震惊世界；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学森一心研究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等尖端工程，一直潜心于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1980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再次震撼世界。

钱学森经常会“消失”，一般至多消失两个月也就回来了，但这一次钱学森“消失”竟长达三个月，甚至连片言只语都没有，蒋英生气了，她要问问钱学森还要不要这个家。其实，自从钱学森投入导弹建设，很多时候，他的行踪都不能对外公布——包括最亲近的妻子和孩子。蒋英自然不知道，许多时候，“消失”的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或穿行、奔走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或顶着烈日、冒着沙暴进行勘测。他们风餐露宿，为研究解决一个个重大的科学技术难题夜以继日地工作。晚年，蒋英回忆起钱学森那一段生活时说道：“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不说。”钱学森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呕心沥血，他顾不得家庭、妻子、孩子，他要把自己所有时间和精力都交给这项工程。钱学森打造的“两弹一星”为中国航天事业打足了底劲，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惊人的速度走得稳稳当当……

在2009年10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气温骤降，也就是在那个清晨，98岁的钱学森走了。在钱学森常年居住地设置的灵堂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前来吊唁。所有的中央媒体，都把报纸最显眼的头版头条位置留给了这位98岁的老人，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头条都是钱学森去世的新闻，“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火箭之父”“航天之父”“爱国知识分子”，人们以各种赞誉之词表达着哀伤之情。

钱学森走了，这个为中国科技事业殚精竭虑了一生的科学家，在2009年北京飘起第一场大雪前走了，但他伟大的精神并未结束，他给世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