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国家、现代性：重审“国语运动”

武春野

提 要 民国初年发生的国语运动是国家意识在中国兴起的产物。本文从两个视角回顾了这场语文改革运动：（1）国家意识的兴起对国语运动目标和路径的影响；（2）语文问题如何被纳入中国现代转型的整体方案，并彼此输送合法性。

关键词 国语运动；国家意识；现代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o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nationalistic movements in the early twenties century. Drawing 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language was a landma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tinuous codification has been a driving force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investigation star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1） it reviews the rise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n terms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impacts on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2） it discusses the procedure of integrating language into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language codific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legitimate each oth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s a prerequisite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Key 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modernity

国家意识兴起，乃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这不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政治现实的反应，也从观念层面重塑了中国后来的政治进程，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面向。由于统一国语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国语运动由是兴起。从此，语文改革一直被看作养成国家认同、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提。

本文尝试从两个角度回顾国语运动。视角之一是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兴起，对语文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实施的影响；视角之二是语文问题是如何被纳入中国现代转型的整体方案，语文改革与政治改革彼此输送合法性。为了便于论述，本文前半部分侧重梳理和语文改革相关的社会观念的嬗变，后半部分则聚焦于现代教育制度和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对语文改革的推动和对语言应用产生的影响。

一、国家意识与国语意识的兴起

国语与一般意义上的统一语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清代自雍正着手建立“正音书院”，以便官民上下语言相通，而达到共知共解。但直到晚清，统一语的问题仍未解决，如宣统二年（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建议，用“国语”之称代替“官话”，因为“官话之称，名义无当，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普及之意”，而不满已经从口语分歧蔓延至文字难习，有人称文言“便于上不便于下，便于文人撰述不便于民人记诵”，字里行间，上与下、文人与民人隐然成分裂之势。

非独如此，语言不通象征着地域和阶层分裂的联想随处可见。1901年创办的《京话报》上，编辑者表示：“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言语。”①

在办报者看来，语言分歧简直意味着国家的分裂，统一语言事关国家的前途。由于认识到统一语言可以促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通语言”可以“齐人心”，进而促进国家“自强”，晚清社会对于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越来越关心。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则进一步强化了在国家框架下考虑语文问题的思路。

近代以来，中西接触频繁，外国对“中国”，有称“震旦”“支那”“汉”“唐”等，或是翻译名，或是朝代名。这一点很快被中国的士大夫们察觉。随着“国名”一事成为议论的焦点，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国家”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黄遵宪考证：

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称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②

梁启超（1936：3）也认为“国名”一事事关重大。而“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随着中外频繁接触以及两次鸦片战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惊恐地感觉到中国不再是文明的中心、四夷仰慕的对象，而是万国之中的一个“弱国”。

郑观应就指出，中国人向来自认雄居于世界的中心，将其他邦国视为“夷狄”，这种心态如今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了。中国是万国之一，应该按照公法处理国际问题：

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富强，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③

无论主观愿望怎样，这个东方大国已然处于不可逆转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对西洋“强国”制度文化的关注，成为士大夫的共识。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清帝国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

正如约瑟夫·列文森（2009：84）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当国人意识到“国家”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时，语文改革开始转向建立政治共同体。晚清时期统一读音的要求在士大夫阶层几乎达到了一致，最重要的理由，要基于此建立统一的国家，以便对外。

1902年，吴汝纶第一次认识到“国语”的重要性。这一年他受清廷委托出游日本，在东京他见到了日本著名学者伊泽修二，伊泽修二向他介绍了日本的“国语”，并且告诉他日本培养国民、增强国势的手段正是教授“国语”。回国后，吴汝纶立即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要求推广国语教育。

1904年，广东建立了“国语学社”。1906年，山西陆军毕业生孔繁霖在北京 “官话字母义塾”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体会到这种统一语对于“破民愚而开民智”具有巨大作用。他上书学部要求在山西建立类似的学校，但校名要改为“国语普及义塾”，以使人人能读书看报，看懂“诏书示谕”，改变“朝野如两世界”的局面。④“国语普及义塾”教授的对象是顽童老愚。这一年《北洋官报》载，学部将各省学堂添设“国语一科”，“以熟悉官话为方针”，避免异地人任教时语言不通。⑤也在这一年，广东番禺职员郭廷弼设立“国语研究所”，“教授正音”，这是“单简学校与普通中小各校性质不同”。学务处同意了但并没有拨款。⑥还是这一年，福建船政学堂开设“国语”一科，以便学生毕业后分赴各省。⑦以“国语”为名的学校在很多地方开设，教学为了消除语言交流上的实际障碍，并无多少卫国保种的意义。

辛亥革命时，语文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革命的目标不再是缓解帝国治理的危机，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准备一个文化普及的国民基础，他们对西方国家情形的描述和借鉴，早已超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畴，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时期在语言实际上，也不再如晚清偏重理想层面，而更重语言实验。在语言层面上，晚清语文改革更多是撬动中国书面文字——文言的地位，而在替代者的研究上，并没有走多远。

1915年，《万国公报》首任中国编辑范皕诲发表了《国语统一之希望》，认为国家之强弱在于团结力量的大小。“一国团结之本源，有在于种族者，有在于宗教者，有在于政治者，有在于风俗者，而皆以言语合一为之媒。”中国语言不统一则国家无希望。⑧这时候语言问题成为强国弱国竞争的问题。

1917年，教育联合会要求定国语标准、行注音字母，目的是统一言语，“且助文化之进步”。⑨在胡适看来，语言是应用的，随着社会发展而进化，他归纳语言有四个功能：“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

二、 创制“国语”的概念

国语运动时期，“国语”到底是指什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黎锦熙为《国语周刊》写的发刊词中，对于“国语”，也是谨慎地从“最广义”“广义”“不广不狭义”“狭义”“最狭义”几个方面花费几百字描述，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但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它的前身是“官话”。

黎锦熙在1920年代提出了“近代语”的概念。他认为“（宋元至清约九百年间一大段），此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国语之基础”。此后吕叔湘又把“近代汉语”的起点提前至晚唐五代。在黎锦熙看来，形成“国语”的基础，是遥远的近千年来保留在书面中的口语成分。

1926年问世的由邹炽昌编、方毅校的《国语文法概要》，是作者在广州国语讲习所里的讲稿。这本书选择的国语资料，是按照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提出的思路，从旧白话小说、说唱、变文、诗词曲、讲经、语录中，摘出各种口语化的文字，并将其与民国时代的语文材料（如《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新文学作品（如《星空》）等并列在一起。

不单是邹炽昌，同时期很多人都把旧有的白话文看作“国语”的材料。如尔槑（1920：38—39）就说：“词类在现在，虽然标准未定，方言错杂，但也不致为国语文的障碍。试看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戏曲和现在通行的白话文书报等，自具有一种天然通用的词类，虽有小异，可也不害其大同。”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对“国语”的看法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在国音统一会对标准口语音争执不下的时候，胡适（1978：37）提出，语音不是国语问题的关键：“国语先生们到如今还不能决定国语应该用‘京音（北平语）作标准，还是用‘国音（读音统一会公决的国音）作标准。但是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人，从来不发生这种争执。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北京话固然是好白话，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中中部官话也是好白话。甚至于海上花列传的用官话叙述，用苏州话对白，我们仍承认是很好的白话文学。甚至于欧化的白话，只要有艺术的经营，我们都承认是正当的白话文学。”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刘复（1922）则认为，国语不同于“官话”并不在于语言形态本身，而是因为国语有新的政治和社会意识：

我的理想中的国语，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所谓普及，是说从前说官话的，只是少数人，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普及于最多数。所谓进步，是说从前的官话，并没有固定的目标，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

黄正广（1924）说：

国语这个词，往往有人误作国家规定的言语解。其实，国语是国人公用的言语，不过它还含有现代的意思。所谓国语文，便是文章的符号是国语的。我国国语，现在还未确定。不过我国人此省人和彼省人交际，用的是普通官话，而且用普通官话来作书的，也已经不少。所以这种普通官话，不过国人没有公认它是国语，实在是已经取得国语资格了。

黄正广的这番解释，涉及“国语”这个概念的三个维度：国语与国家的关系、国语和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前文已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正如黄正广敏感地觉察到的，“官话”改称“国语”，并非小事。

换言之，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国语”与“官话”没有显著差别。“国语”的关键在于其中的现代意识和“国家”意识。

现代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周作人（1988：110—111）认为，古文反映了古代的思维方式，历史烙印非常深，在现代“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动”情况下，显得格格不入。除此之外，古文体不适合于表达个人思想，故而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这种看法在民国初年，特别是“五四”之后，可以说是新文化界的共同看法。

考诸晚清民初历史，“官话”变为“国语”是借助国家的力量，把语文改革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政治范畴当中。

三、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

民国之前，特别是1905年之前，推广统一语运动，以自下而上的民间实验为主，民国之后，转入以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广为主。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主要是主导语音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新教材教授新的书面语。这使得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力量对比，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逆转。

晚清推广拼音文字是自下而上，通过个人著述、讲学、办报，先培训出学员，再一点点影响上层决策者。这一模式是所有晚清文字改革派们的共同选择。包括当时兴起的各种白话报。例如，创刊于1904年的《福建白话报》，办报人说：“我们做百姓的，若果事事依靠着官绅，这也太累人了。况且他的力量做不到。我们也该想点法子，帮帮他的忙，才是道理。别的法子，我们也没有力量。这做做报，说说白话，我们自问，还可以勉强做得到的。”⑩

民国时期推行“国语”，则是借助国家权力，通过教育部来执行，推行力度、范围以及实际效果与晚清时期迥然不同。国语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关联，在于通过国家教育体系，将统一语言和言文一致内化为现代国家的固有目标。

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几乎包括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所有重要人物。任务是确定国语的音韵、编纂国语辞典、编写语法书、办语体书报，以推动言文一致。

同年，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办法》，要求小学教育改国语教学。次年，国民政府在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中改“国文”为“语体文”，并规定到1922年前，文言教科书都要改为语体文教学。此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和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

不到十年间，国民政府通过主导国语教材的编撰应用，以国语教育代替了文言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程度地扩大了国语的适用人群。1920年以后，小学教科书中基本淘汰了文言课本。

为给地方培养师资，1920年至1923年，教育部还开办了四期“国语讲习所”，第一期由各省区教育厅选送学员，第二期由各省区师范学校选送学员，第三期学员是大学、高师毕业生或现任教员，第四期采取考试方式录取学员。四期共培养学生549人。?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亲自教学。

（一）制定通行口语的标准

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颁布了第五七八号训令?，正式公布《国音字典》，并提出定北京音为国音：

读音统一会审定字典，本以普通音为根据。普通音即旧日所谓官音，此种官音，即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书正音，亦即官话所用之音，实具有该案所称通行全国之资格，取作标准允为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原文如此）。故北京音在国音中适占极重要之地位；《国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黎锦熙1934：99）

具体到《国音字典》的编纂准则：

本会此次修订《国音字典》，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当然在采取之列。至北京一隅之土音，无论行于何地，均为不便者，则断难曲从。该会所欲定为国音之北京音，当即指北京之官音而言，决非强全国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为国音也。《国音字典》中对于北京官音，既已尽采用，是该会所请求者，实际上业已办到，似可无庸赘议。至于声调问题，公布注音字母之部令中，仅列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应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诚以五声读法，因各地风土之异，与语词语气之别，而千差万殊，绝难强令一致。入声为全国多数区域所具有，未便因北京等处偶然缺乏，遂尔取消，正犹阳平亦为全国多数区域所具有，未便因浙江等处偶然缺乏，遂尔取消也。盖语音统一，要在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共喻而已（原文如此）……（黎锦熙1934：99—100）

为了便于民众理解，训令特意点出现在所谓的“普通音”即“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国语标准音，是除去了北京音中的土音的“官话”音。

统一读音问题在“国语”概念一提出时就被充分讨论过。与老国音标准讨论时南北一直存在分歧不同，此时，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北京音就是“国语”发音的标准，其根据是北京在过去500年中作为明清两代首都的历史。这既认可了历史形成的语言格局，也揭示了权力在其形成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国语研究会的发展非常迅速，1918年有会员1500多人，到1920年已经达到12 000余人。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

（二） 新编教科书与国语文法书

晚清时，中学教育的基础由传统经书承担，经书都有定本，自不必另编。所需编译的唯有西书。1905年，科举废除学部成立。教育改革后，中小学课程开始由国家设置，教科书编写也纳入了国家行政范围。民间编写的教科书必须经过国家审定。

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废除了“讲经读经”科，并将1903年晚清时“癸卯学制”中所定“中国文字科”和“中国文学科”合为“国文”一科。后来，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小学用白话文编教科书，并自编白话教材，教授儿童。1919年，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办法》，要求小学教育改国语教学。?

1920年教育部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之民国十一年为止。”此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和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四册）。

国语运动时期文法书的编写者，深受《马氏文通》乃至日人所著《支那文典》的影响，借鉴西方语法学成果写成多部文法书。旅居日本的孟晋在1907年出版了《言文一致国文典》，他在序中表示，编写这本书是为“言文一致”。他认为中国已然处于国家竞争的版图中，“能制人而不制于人者……实基础于教育普及”。西洋拼音文字“教以文字，即教以语言”，而中国教文言则“读书十年，而不能执笔”。为此，他自编这本以拉丁语法理论解释汉语（实际上是文言）的语法书，为了促进言文一致，选词尽量用常用词，但受时代所限，仍是旧有的浅文言，如“敌兵乃退收于河北”，“纣败于牧野”，“江东之地虽小亦足以王也”。

直到国语运动时期，仍有这种以西洋语法讲解已有书面语的语法书。如1920年出版的尔槑编的《国语文法讲义》。虽然作者说：“想到这‘新文化的骄子在幼稚园的保姆，如胡适之、刘半农、黎劭西诸先生，他们对于他的性质动静，曾有很忠实的报告；我就抚拾他们议论，参以己见，编成这本国语文法讲义。”（尔槑1920：2）所谓“新文化的骄子”讲的无疑是现代白话文，但语言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为说明中西语言接触给中国文法学带来的突破，又从《马氏文通》中转引了少数《论语》《诗经》《孟子》句子，以说明拉丁文法的特点和马建忠的贡献。

同为国语运动时期的语法书，易作霖于1924年出版的《国语文法四讲》的自序中，指出获得标准的语言以研究国语文法，必须借助新文学语言：

我们知道国语文法是从标准的语言中得来。所谓标准的语言，自然要出自活人的嘴里，但我们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语言尽行搜罗了来呢？那只得把近人底几部小说、剧本，以及其他的著作做一个根据。但是这些著作，常带有文言和欧语的色彩。有许多繁密精深的思想，的确不是现行的语言所达得出的，自然不能不求助于文言和欧语，形成一种较通用的语言。但是文言和欧语的分子太多了，一时还不能实用在谈话和演说里。著作底流行久了，试用的人多了，才会和现行的语言融成一片。

编撰国语语法与新文学的关系，从这里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傅斯年曾指出，白话作文并不是真的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真的白话文学要包括三种要素：白话材料、精工的技术、公正的主义。?

所谓公正的主义，当是当时一系列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原则理论。周有光（1997：44）也说：“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国语的文学”能起到在语言上的示范作用，是因为这是一种负载着新思想的白话文。新文学第一本诗集、第一篇小说，都是在反思批判传统，传播新的价值观。

“自由”“民主”“科学”“美育”“文明”等新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的”“～主义”“～学”等新式语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手段，而新文化运动借助新词、新式语的表述，完成了其最关键的使命——输出新思想。

国语文法书中还有一类是专教如何用国语写作的，如黎锦熙、周法均合著的《作文及文学教学法》。告诉读者作文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作文必须以语言为背景，一个是作文的背景要用统一的标准语；换句话说，一个就是言文一致，一个就是国语统一”。这是“国语运动”与“文学运动”可以沟通的关键。

1897年，朱树人在其编的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中谈道：“泰西文规学家之言曰：以语言学文规，非以文规学语言。言文规出于语言，必先学语言而后学文规也。中国文语两歧，学文规者，必以文字求之，尤难之难矣。”（舒新城 2012：327）中国语言教学总是教学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或者说“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黎锦熙说这“实在是因为没有文法书。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然的缘故”（朱麟公 1921：42）。西方人可以从语言学文规，中国人则必须掌握了汉字才能学文规，这给教学带来了麻烦。自从西洋语法传入，国人认识到语法书对于教授语言的巨大作用。国语语法的建立为国语教学带来了便利，在中小学的国语教学中，语法成了教学的帮手。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叶圣陶编写的八册《开明国语课本》，这套课本是配合国语运动为小学生编写的。在韦息予著的《（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教学法》中具体讲述了国语课中如何使用语法教学：

老师在教授新词时，将词义与词性一并教于学生。如《开明国语课本教学法第二册》中第一课“可爱的泥人”，“‘我姓张，你姓黄。可爱的泥人姓什么？‘我叫小云，你叫大文。可爱的泥人叫什么？‘我住在洗马巷，你住在迎春巷，可爱的泥人住在那里？”中的新词“姓、张、黄、泥人、小云、大文、住、洗马巷、迎春巷”都标注了词性“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名词”。

国语运动期间编纂了一大批语法书，其中重要的有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 、刘复《中国文法讲话》（1932）、黎锦熙《比较文法》（1933）、杨伯峻《中国文法语文通释》（1936）、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40）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何容《中国文法论》（1942）、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

（三）办国语刊物

1922年2月，《国语月刊》创刊，这是国语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中华书局印行，每月20日出版。《国语月刊》发刊词中说：

国语这个东西，是任何社会必需的工具，国语的事业，就是一种必要普通的事业，那么，这种国语的定期刊行物，就应该使任何社会，都要生关系，都要受影响。所以我们编辑这月刊，很有这样的希望。

《国语月刊》刊登国语培训班预告信息（一卷三期）、国语统一筹备会大会的报告（一卷三期）、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教育推行计划（一卷四期）。其中文章涉及“国语运动”中大量的理论问题：如道纯《国音中几个难解的问题》（一卷五期）谈及五声的区别，清浊音怎么分等；杨树达《国音辨似篇》（一卷五期），从汉字构造方式上辨析读音相似的字所采用的注音字母，避免相似音注音混淆，以及杨树达的《汉字音符声系表》（二卷二至五期）。同时刊登具体的国语教学方法：如苏耀祖、赵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学校研究会编辑的国语读本试用后的报告》（一卷四期），吴佑根《国音积木游戏》（一卷八期），戴欲仁《联系国语旗语的一个方法》（一卷八期）等。黎锦熙《国音字母书法体式》（二卷二至四期）具体讲述教师怎么书写国音字母来教学。《国语月刊》还登有国语拼音创作的文学作品，如黄俊叔《麻雀和母鸡》（一卷四期）。专栏“通讯”，刊登国语学习者的疑问以及刊物的回复。专栏“国语界消息”则是对各地“国语”使用情况的调查。刊物还多次详列各种国语字典、辞典的特色、篇幅和定价。

《国语月刊》中最具分量的是一卷七号的《汉字改革号》，一批知名的文字专家在此号上讨论文字改革的理论问题，对后世影响巨大。正如后人所言：“《汉字改革号》虽然不能像甲午、五四能震动全国，而学术界的震动，却像一个轰天大炮。”（叶词炳 1935：191—192）

四、结 语

国语运动是在晚清语文改革方案（如“切音字”方案）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两者主张的明显差别是，国语运动的目标不再是缓解帝国治理的危机，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准备一个文化普及的国民基础。国语运动对西方国家语文的描述和借鉴，超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畴，而是要在国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下，通过模仿曾在西欧近代历史上普遍出现的历史进程，通过推行国语及国语文学，来凝聚语文使用者的身份认同，并由此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国语运动是这一欧洲身份政治范式在中国的回响。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政治实体范围的收缩。新兴民族语言实际是一种区域性的方言，这就将“统一口语—书面语”的覆盖范围和“统一民族国家”的统治范围重叠了。但欧洲经验本身并未包含中国问题的答案。帝制于1912年终结，中华民国继承了清帝国的疆域，不仅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大国，即便在汉语流行的区域内，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语文改革运动必须对这种政治局面做出回应。

通过将语文改革运动纳入国家现代化的政体方案，借助教育制度和语言政策将语言问题与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紧紧联系在一起，国语运动为国家强势介入语文应用打开了通道，从此之后，语言、国家和现代性便进入了一个更加难分难解的局面。

注 释

① 参见《论看这京话报的好处》，载《京话报》，1901年8月15日第一回。

② 参见黄遵宪 《日本国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45，49页。

③ 参见郑观应《论公法》，转引自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6页。

④ 《文牍录要：山西陆军毕业学生孔繁霖等上学院宝请立国语普及义塾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6年第975册。

⑤ 《京师近事：议设国语专科》，载《北洋官报》，1906年第940册。

⑥ 《各省新闻：禀设国语研究所》，载《北洋官报》，1906年第991册。

⑦ 《各省新闻：船政学堂添课国语》，载《北洋官报》，1906年第1092册。

⑧ 皕诲《国语统一之希望》，载《进步》，1915年第四号第八卷。

⑨ 《“全国教育会联合第三届会议请定国语标准行注音字母提案”（1917年10月17日）》，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769页。

⑩ 参见《做福建白话报的缘故》，载《福建白话报》1904年第1期。

? 统计数见国语文献馆《前国语讲习所毕业学员人数的分省统计》，载《国语周刊》，1936年第9期。

? 1919年，吴敬恒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之字编出的《国音字典》出版，教育部“审音委员会”推举钱玄同、汪怡、黎锦熙三人对此字典进行审校，他们审校的文章《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送呈教育部，由此教育部颁布了这个训令。

? 详见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国语统一进行办法》，载《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九期。

? 参见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载《新潮》，第一期第五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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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复 1922 《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国语月刊》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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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玥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