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三次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决定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力量，几乎总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明智抉择。

“桂系三雄”的选择，让北伐成事实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在广西桂林贫寒农家，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广西陆军小学，报到时因为没有手表迟到十分钟，被取消入学资格，第二年再考才正式入学。桂林一带重文轻武，靠当兵吃饭颇受鄙视。李宗仁考陆小，是因为这是广西质量最好的新式学堂，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陆小免学费还发津贴，这对许多贫苦孩子有很大吸引力。同时被吸引的还有15岁的白崇禧和12岁的黄绍竑，1908年，李、白、黄3人几乎同时入学。

陆军小学是清廷为培训新式军官投资设立的。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这些学习了新军事理论、新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很快便加入广西同盟会，成了清廷掘墓人。十几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少击众，联手横扫“旧桂系”。3个曾经负担不起学费考取军校的农家少年，崛起为“新桂系三巨头”。1925年夏，34岁的李宗仁稳坐头把交椅，一统广西。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政府和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大元帅府，从实力上看，北方明显胜于南方。李宗仁权衡之后选择了南方，选择了在他成长过程中具有启蒙意义的三民主义；并在派系斗争纷乱的广东政府内部，选择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唐德刚写道：“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他们（李、白、黄等‘桂系三雄’）的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

1925至1926年间，蒋介石忙于打压共产党，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广东政府一片内乱，无心北伐。李宗仁感到“问鼎中原”时机稍纵即逝，决定立即抽调12个团，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并赴广州游说蒋介石。这是蒋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李宗仁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蒋介石许久才回复：“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最后又支支吾吾地说：“你和他们说说看。”意思是让李宗仁去说服广东政府的其他势力。

随后，李宗仁先后拜见张人杰、谭延闿、程潜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均未获明确支持，最终他说动了李济深。二李在政治会议上慷慨陈词，这时广西的入湘先遣队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国民政府终于宣布出师北伐。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时只有不到7万人，除第一军是蒋介石一手培养的黄埔系之外，其他都是难以驾驭的各路诸侯。桂军组成的第7军在北伐中表现最为突出，战斗力最强。蒋介石把主要的战役都交给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受到保护，连军饷都比桂军多一倍。

北伐军一路北上，1928年7月占领北京。不久之后蒋李冯阎同党操戈，打了整整3年的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获得张学良的支持取胜，李宗仁败退广西。

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甚至规定官员只许穿灰色制服，不许穿绸袍和西装。李宗仁自己也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广西是中国有名的模范省，国内外记者拥入参观给予盛赞。李、白发起建设广西运动，一是因为他们均出生于广西，对家乡怀有责任感；二是他们想让南京看看，如果贫穷边远的广西都能建设成功，那么其他各省建设不好，只能说明中央政府的无能。

在广西和中央对峙的几年当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广西与广东联合大造舆论，批判国民政府不作为。1936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李宗仁的观点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速胜论”背道而驰。7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实际上要将二人赶出广西，这一下激怒了二人，他们公开抗命。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围困广西，而广西也全省动员誓死一拼。桂系在舆论上占领正义立场，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广西。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蒋介石做出抗日承诺，李宗仁宣布服从中央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见面，这是他们公开决裂多年之后的首次见面。

始终有论调认为，李宗仁率桂系与国民政府陈兵对峙，是“假抗日，真反蒋”。李宗仁当时的动机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但他确实是“逼蒋抗日”最稳定、最坚决的力量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动摇观望之际，李宗仁等16人通电全国，态度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兵谏，建立抗日政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宗仁在两个月内便在广西装备了4个军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广西“建设运动”多年储备的资本和能量，让日本人惊讶。日本的媒体曾经这样报道：“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彪悍的军队，能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都是徒然空想。”

指挥“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一直是国民党军队最头疼的难题。对这一难题，蒋介石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把非嫡系的部队推上前线，一边御敌一边削弱异己。李宗仁则与之恰恰相反，他总是派自己的嫡系打前锋，对其他派系的部队在军饷补给上尽量公平，甚至给予特殊照顾。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随后的武汉会战，李宗仁名义上是会战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

酝酿多年的落叶归根

1943年9月，李宗仁从第五战区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明升暗降。抗战胜利后，他又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一代名将从此基本与沙场绝缘，走上了权力斗争之路。1949年1月，李宗仁终于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虽然当上了代总统，但没有实权，就算有实权，也无法挽回国民政府的大败局。

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晚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计划，在唐德刚协助下出版回忆录；二是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躲过重重阻挠，携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陆。李敖评价说，李宗仁“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1965年，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突然回国”震惊世界，其实对他本人来说，落叶归根一点都不突然，他已酝酿多年。本质上，李宗仁自始至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当他看到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完成了他和同人“革命”一生的目标，他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到处给亲友打电话报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李宗仁回国第二年，“文革”爆发。在周恩来力保之下，李宗仁本人未受直接冲击，但他看到那些曾是他对手的共产党人成了动乱的牺牲品，部属旧友也大都被揪斗。李宗仁私下说：“也许回来得不是时候，但我自己选上的道路，我是要走下去的。”

1969年1月，李宗仁去世，他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留下遗言：“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摘自《党史文苑》2013年5月31日，李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