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本文作者陈云发)虚岁8岁,这一年,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曾先后驻在我们江苏常州西滩村的老家,这段经历至今难忘。
我们村子坐落于长江以南20里,北距著名的塘东禅院(现已圮废)一里。解放前夕,全村约30余户,分住在前巷、后巷两排矮平房里。1949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渡江,派51军突然开到我们老家,驻在附近的十几个村子里,作为纵深防御力量。我们村驻了一个营部,营长和老婆住在西隔壁陈怀德家的卧室,他们家三开间客堂,卧室在第二进,住得舒畅些。国民党军进村时,原则是尽量占村民的卧室或上房,假如卧室里有人躺着,他们也不硬占。母亲怕我们家后房卧室被占,就先带我和弟弟躺在床上假睡,那些士兵见了嘟囔着“这么早就睡了”,也没来抢卧室,便占下前屋小客堂,让营部书记官和两名随从住着,家里的八仙桌成了他们的办公桌。
51军被老百姓称为“中央军”,纪律尚可,住在村里一个多月,没发生骚扰或欺凌百姓的事,有一次还破天荒派了十多个士兵帮西隔壁主人家收麦子。但国民党的官兵平时从不与老百姓交流,不大理睬人。住我家的书记官操北方口音,留一撇小胡子,让我望而生畏,从不敢去和他攀谈。不过,父亲偶尔为我向他讨张写字纸,他总是慷慨地给的。
51军的兵曾在村东头土墩上挖了连片工事,有交通壕、掩体等,但从没见他们在工事里驻防或演习,倒成为村里孩子们“打仗”游戏的场所。我见过国民党的士兵在场地上出操、跑步,邻村王家塘、张家塘的国民党士兵后来也来了,但操练也是松松垮垮的,没有荷枪实弹,都是跑步、立正、稍息之类。那些士兵平时穿衣很散漫,由于没事干,他们有空就偷着赌钱,但若被上面发现,便挨一顿毒打。国民党士兵对国旗很尊重,我就读的塘东小学每天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当国歌乐声响起,操场上打球、操练甚至旁边行走的军人,都会自觉在原地停步立正,对国旗行注目礼,神情很庄重,直到仪式结束才恢复活动。5月,51军撤离时并无战斗,却很狼狈,士兵们在村东边简易公路上丢下许多子弹。
1949年11月初,村里突然开来一队解放军,约40来人,他们先在村道上休息,过了一会儿便派人四处寻住处,据说原计划进驻离济农乡乡政府(驻塘东禅院内)更近的刘家巷,以便保护囤积的公粮,因见我们村子齐整,地形不复杂,进出方便,便决定驻下。我们家灶厨比较敞亮,部队就安排炊事班住在我家堂屋(印象中为五六个人),家里“三眼灶”腾出两个锅台给驻军用,自己留用一只。
解放军都住在村民家堂屋,没人占住卧房;安顿好不久便开始打扫村道,各家各户门前都扫得干干净净,还与老百姓拉家常。进驻后不几天,部队在后巷连片的场地上举行了一次扭秧歌表演,几个战士还顺手操起场上的扫帚等农具手舞足蹈,怪模怪样的面部表情引得村里男女老少开怀大笑。
平时,战士们也帮助村民干点农活,如收割稻子、收拾农具等,与老百姓关系融洽。我家自从来了炊事班,水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父亲挑水的负担也免去了。解放军炊事员在祖母眼中个个“心灵手巧”,因为他们会擀面,会蒸馒头、花卷、糕点,而这些技艺,我们村里的男人都不会。炊事班来我家后,第一次蒸花卷、馒头时,还送了几个给我们品尝,祖母参加佛会时特地带在身边到别的老太跟前去显摆。部队的伙食吃得比我家好,给养是到济农乡乡政府去领的,蒸馒头是“家常便饭”,对于只在过年时才能吃上馒头的孩子而言,诱惑力是很大的,所以每当他们热气腾腾的馒头出笼,我和大弟弟就趴在灶头上看。这时,炊事员陈旗标就会抓出两个滚烫的馒头塞到我们手里。陈旗标与我家交谊很深,部队调走后,他有几次给父亲写信来,父亲也写了回信。
上世纪90年代,早就退伍的陈旗标从苏北还写信到我老家寻找、问候我父亲,可惜当时父亲已作古,家乡的小弟不了解这段历史,没回信,也没将此事告诉我,直到数年后我才得知此事,曾叫弟弟再找那封信,想去联系或看望陈旗标老人,不料信却被弄遗失了,从此便断了联系,至今想起来深感遗憾。
(摘自《世纪》2014年第6期,陈云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