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时期的胡耀邦与华国锋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非常尊重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1977年3月28日，胡耀邦对中央党校政经教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加深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华主席的认识。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好学生，要加深认识。华主席和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路线解决得好，加深认识很重要。

1977年3月29日，胡耀邦在一个会议讲话时又提出：要加深对华主席、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伟大意义的认识。粉碎“四人帮”以来政治上组织上路线正确。要更自觉地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周围。

对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看得很重。

1977年3月30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等负责人谈话时说：华主席兼校长意味着两条，主要是意味着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理论上破坏得很厉害。再是意味着抓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是“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的，要恢复。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华国锋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是很满意的。1978年1月15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反复讲，总的精神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胡耀邦要求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

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对待“两个凡是”问题上，华、胡、汪、邓的不同态度

1978年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众所周知，“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国锋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沈宝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