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明：回忆初进中南海的日子

在中南海警卫局工作了两年，中央主要首长我都见过了。1955年初，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我离开中南海到大学报到的那天，我是多么依依不舍。在中南海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调往中南海警卫局

我（即本文作者）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昆铜乡梅坞村人。1945年6月加入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东野战军从宿北战役到睢杞战役的诸次战役，直到睢杞战役负伤。1949年，随着战争局势的迅猛发展，我随部队渡过长江，又回到浙江。1950年8月，我受命到浙江省军管会交际处做保卫工作。1952年7月，我被调至省公安厅，被任命为公安厅保卫科副科长。

1953年6月，我接到通知，要调往中央警卫局工作。中央警卫局归属3个部门：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公安部，三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当时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王敬先、李福坤、罗道让。下设办公室、政治处、警卫处、保卫处、治安处、保健处、行政处与警卫团。室、处下设科或组。

我所在的保卫处，设内勤组与一、二、三科。内勤组负责综合工作，做处长的助手。一科负责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保卫。二科负责对警卫局及在中央政治局毛、刘、周、朱、陈、林、邓7位常委身边及周围工作人员情况的了解与审查。三科负责对中南海红墙外100米之内的社会动态和社会治安情况的调查了解和监控。处长楼廷波，原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局长，一、二科没有科长，三科科长赵戈，原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局长。组、科只配备3或4人。内勤组我任代组长，组内有5人，聂淑宜、戴红叶、大刘莉，小刘莉。

第一次见毛主席兴奋不已

到中央警卫局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亲眼见到毛主席。在战场上，我有过两个愿望，一是“能安稳地睡上一觉”，二是“能活着见到母亲”。这两个愿望在解放后先后都实现了。

中国革命能胜利，我一直在思考有哪些原因。我想到的原因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想，“有一天我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就是死也值了！”

到了中南海，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了好多天，并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到警卫局的第二个星期六的晚上，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一张票，说：“晚上有舞会，在勤政殿门口广场上，你去参加吧！”

警卫局办公室所在的政事堂西面紧挨着勤政殿，殿的大门外有一个小广场，约100多平方米，浅灰色水泥铺的地面，比较粗糙。广场南面，就是通向瀛台的拱桥。听说在这块场地上，建国初期除了冬天和有特殊情况外，几乎每星期三、六晚上都举行舞会，中央首长特别是毛主席，只要在北京就一定参加，因为主席的住处离此只几十米。

1953年7月25日，是个星期六。晚饭后，我早早到了广场边，站在一棵大树下等待毛主席的到来。8点多钟，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起动听的民族舞曲，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有三四十人先后来到舞池场地，欢快地跳起舞来。

约9点多钟，小乐队突然演奏起《东方红》的曲子，有人说：“主席来了！”人们立即停止了舞步，一起鼓掌。我赶紧随着大家关注的方向看去，只见离我约30多米的地方，一位体魄魁伟，身穿白衬衣灰长裤，脑门闪亮、满脸微笑的首长，边招手边健步向舞场走来。这位首长就是毛主席！

新舞曲声再次响起，一位女同志上前邀请毛主席跳舞，主席便挽起那位女同志一起进入舞池，同大家一样跳起舞来。此时此刻，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激动无比：“啊！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是柳伦（作者妻子）也在，那该多幸福呀！”

保护毛主席外出考察

在中南海，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有时是因工作而见。

1953年9月的一天，局领导决定警卫处、保卫处科以上干部要外出执行任务，其中有我。执行什么任务，谁都不知道；通知参与人必须在早上4点前到局机关门口广场集合。人到齐后，局长汪东兴对大家说：“今天的任务，是让大家与杨（尚昆）主任一同陪毛主席去官厅水库考察！马上出发。”

官厅水库在八达岭长城西北边，延庆县的最西南部，要坐火车去康庄，经康西草原才能到达。天刚蒙蒙亮，我们几十人坐卡车到了北京北站。车站上不见人影，只见铁路两边约20米处有手持步枪的岗哨，约每隔百米一个。随同毛主席的，还有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人。

天大亮后，大家才上了火车。专列在轨道上慢慢移动，路边的各个车站都没有乘客，只见沿铁路都站有持枪的岗哨。

车到昌平南口停了一下，毛主席与李敏、李讷、秘书、卫士等人员一起下车，站在道旁草坪上瞭望，拍照。然后步行上山，在半山腰一座大石雕前瞻仰了詹天佑像。下山后又上火车。火车加了车头，一个拉，一个推，慢慢爬山路，费力地越过了八达山岭。

火车下山后到了官厅水库。从车站往下望，山下100多米处横卧着一座水坝，拦着一库碧波清水。毛主席下车走到水库边，与他的女儿以水库为背景照相。当时，感到水库不太大，像是湖泊，水面离水坝约有30米。这是解放后北京市远郊区建设的第一个水库，中央首长都很关心。毛主席大步跨向水坝，走上坝堤，听管理人员汇报水库建设与管理的情况。我们几十人随主席身后，也登上了水库大坝，观看被拦在库区的一片汪洋。

我们从早上近8点钟上火车，随主席一路参观考察。回到机关，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这次陪毛主席考察工作，近距离相随，可以时时看见他。

对舞池中的毛主席记忆犹新

再就是参加娱乐活动，也常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看戏、看电影、参加舞会，只要毛主席在北京，你又有票，就有机会看见毛主席。当时，参加舞会的首长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

1953年夏末，听说毛主席对他到舞场时乐队演奏《东方红》不满意，认为这是搞特殊化，把他排挤在了群众之外，不能与民同乐，曾表示如果今后他到舞场时再听到《东方红》曲子，受到鼓掌欢迎，就不参加舞会了。所以，从1953年下半年起，毛主席进舞场，乐队演奏不再中止，群众也照常继续跳舞，不再停步鼓掌，就好像未见到毛主席入场。但是，也有区别之处。

在春耦斋举行舞会时，大厅的四周摆放的是普通木椅，只在一侧放了两三个大沙发，供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用。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一般干部，还有周恩来总理、江青等参加舞会，都是自找舞伴，而毛主席没有这个自由，不少女同志排着队，一个挨一个，轮流等着与主席跳舞。总理来得少些，他来时，不坐大沙发，而是与群众挤在一起。舞厅不大，约60多平米，可容纳四五十人。在舞池里，毛主席同大家一样跳舞，没有什么区别。我在舞池里曾暗自与主席比过个儿，我身高1.8米，主席比我高一点。

还记得那时星期六的舞会进行到深夜时，毛主席常要休息一会儿，因为他的作息时间特别，听说他认为夜里环境清静，一直坚持下午和夜里工作；早上5点才睡觉，上午11点起床。所以，深夜是他的“午休”时间，其他人就看电影或听戏，等毛主席睡醒起来了，舞会再继续进行。

有时，舞会中场也休息一下，请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唱京戏，或请相声演员说相声。听京戏时，能见到毛主席常常用手在自己腿上打拍子，有板有眼地跟随演员轻轻地哼唱；听相声说得有趣时，主席也会哈哈大笑，笑得合不拢嘴。

在平时，人们也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只要主席不外出，住在中南海里，有时下午4点左右，他会从住地走出来，在南海边散散步、边思索问题。如果这时人们正巧走在南海边，就可以见到主席。

在中南海警卫局工作了两年，中央主要首长我都见过了。后来，我妻子柳伦到警卫局文校任教10多年，不仅见到许多首长，还曾多次与毛主席跳舞。第一次跳舞没想到是毛主席邀请的她，因为主席对陌生人也有好奇心，会在跳舞时问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等等，做点“社会调查”。

1955年初，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我离开中南海到大学报到的那天，我是多么依依不舍。在中南海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摘自《百年潮》2013年第6期，姚克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