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以鑫、姚全兴、林丙义：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三个小人物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马以鑫、姚全兴和林丙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

三篇反对文章

1965年11月10日，马以鑫记得很清楚，在学校读报栏，他看到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是敬业中学的高中生，平日热爱文学和文艺，关心社会动态。读罢，他头脑里冒出两个问号———“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

他跑到阅览室，又把文章认真读了一遍。星期天，他到上海图书馆找来相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和剧本，看了大半天，觉得“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他用5张活页纸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文章寄给《文汇报》。

四五天后，《文汇报》来电话让马以鑫下课后到报社去一趟。《文汇报》总编陈虞孙告诉马以鑫，他们准备采用稿件，让他回去将文章改一改。

回家路上，马以鑫兴奋过后，一股悔意涌了上来。“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马以鑫把原稿改成一封态度谦恭的“读者来信”，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云云。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报社。

没想到，11月30日，《文汇报》刊登了他未经修改的稿件———《也谈〈海瑞罢官〉》。他立刻托老师打电话到报社，问怎么用的是原稿。那边只说了4个字：“我们需要。”

同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也刊登了一篇质疑姚文元的稿件，这篇稿件的作者是姚全兴。姚全兴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员。11月15日，他从《文汇报》上读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很不以为然，觉得姚“太霸道，太不讲理”。课堂上，历史系老师王家范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吴晗未必错，姚文元未必对，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

受到鼓动的姚全兴自信地写下“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写道：“（姚文元）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认为剧本中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另一位对姚文元文章有不一样想法的是中学教师林丙义。林丙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11月下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专程到虹口中学开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林丙义参加了座谈会，并讲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位历史教师也发了言，为吴晗做一些辩解。几天后，周国荣又出现在虹口中学，请林丙义就之前的观点写一篇文章。林丙义答应试试看，写文章期间，他打电话给周国荣再次确认约稿主题，对方答复：“写不同意见。”

林丙义是从史证和推论方法上与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对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等同起来，也反对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观点———说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风波渐起

林丙义单纯地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但事情的发展却令他大吃一惊。

12月15日，一篇署名“劲松”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出现在《文汇报》上，对林丙义点名批评，主要针对林丙义所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林丙义隐隐觉得这篇被许多报刊转载的文章“有来头”。他写信到《文汇报》，承认自己提出的“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自己的其他观点。

三个多月后，《文汇报》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为谁化装》，引用林丙义的一段话，提出了不同意见。林丙义认为，这文章通篇都是错的。1966年4月12日，林丙义写了反驳文章《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并送到文汇报社。他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了土改时的政策文件，证明自己之前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但稿件石沉大海，林丙义曾到报社去找周国荣，追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通通是3个字———“不晓得。”

马以鑫也感觉到气氛在起变化。学校里开始有同学当面嘲笑他。马以鑫写了一封信给陈总编，说自己很痛苦、很后悔。1966年6月初，敬业中学里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有一天，马以鑫接到学校红卫兵要他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园，他被四十多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命令他坐下，许多人开始质问他：“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与此同时，北京西路的圣彼得教堂，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也正在激烈进行中。姚全兴上台检讨。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1966年下半年，他趁着到北京“大串联”，跑到了光明日报社。一位姓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文章肯定是错的，但思想包袱别太重，学生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认识好了，积极改造，回到革命路线，还是有出路的。“这实际上等于告诉我：正确对待，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林丙义也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学出现了不少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写大字报反击，大意是他的《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的原稿被红卫兵抄去，后来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不同的际遇

惶惶不安中，马以鑫等来了1968年底的高中毕业分配，他去了嫩江农场。因为会写文章，他被借调到农场场部宣传队，写过独幕话剧、小歌剧、舞蹈脚本，排练时还兼做导演，创作的节目在区汇演里获了奖。

1973年，高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经过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考试、体检，马以鑫终于走到最后一关。一天晚上，上海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罗老师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问：听说你写过反姚文元的文章。马以鑫如五雷轰顶，结结巴巴把这事说了一遍，罗老师挥挥手让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后，他却意外收到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多年后罗老师谈到往事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

千里之遥的上海，林丙义和姚全兴则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煎熬着。

从1968年初开始，林丙义发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只要走出校门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来看他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被牵连。他哥哥曾专程从安徽来看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不敢和他相见。直到“文革”结束，家人都不敢与他联系。

工宣队进驻中学后，林丙义被关进“牛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林丙义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组织对他的结论中还写着“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人帮”一垮台，林丙义就在虹口中学贴出大字报，开始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四处申诉。在他的争取下，校党支部给出复查结论：“加在林丙义身上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不久，虹口中学宣布为他“政治平反”。但迟到的“平反”对他已无实际意义。人生中最应有所作为的阶段，他却在被批斗、审查、监督劳动、做电工中度过。

弥漫着有毒气体的化工厂车间里，姚全兴整整当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进上海第三化学纤维厂不久，厂里的造反派就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姚全兴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脚，叫姚全兴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后的1978年8月18日，姚全兴写信给《光明日报》，问他的问题怎么处理？该社群众工作部8月22日的答复说：“如果因为在本报发表了批判姚文元谬论的文章而受到处分，应当得到纠正。来信已转有关领导部门研究处理。”

后来，姚全兴被厂里的上级部门纺织局推荐到上海纺织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华大学）去当教师。不久，上海社会科学院需要研究人才，姚全兴被推荐去该院的历史研究所。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6期，徐琳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