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冠群：亲自处理两次国旗事件

亚洲理工学院是一个培养实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虽设在泰国，却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和管理，学生多来自亚太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际性质，中国同它的联系历来由我驻泰国使馆的亚太处负责。

在该学院里，海峡两岸均有学生，长期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学生居多。台湾地区学生自组了学生会，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学生会”的旗号。每年“双十节”，台湾“地下大使馆”的官员都来举行升旗仪式，学院领导也出席。

1988年6月17日，我（即杨冠群）与中国大使馆其他代表与该院院长诺斯会晤。见面后，诺斯院长表示：这次会晤是发展双方关系的良好开端。尔后，诺斯院长提议先看一部分介绍该校的录像。

在工作人员架设录像机的过程中，我环视了四墙，忽然看见在我背后的壁炉架上有20来面小旗紧紧地排成一行。我发现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

“院长先生，请原谅我的处境，劳驾把后面的那面台湾旗帜拿下来！”

诺斯院长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帜下，我无法同你继续谈话。”

“我们是学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无关。”他的态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背后又放了一面台湾地区的旗子。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这面旗帜长期以来就在这里。台湾向来积极对理工学院作贡献。我们愿意同你们发展友好来往，但不能在结交新朋友时，把老朋友丢一旁，把它的旗帜也撤了。”

“理工学院过去同台湾是何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今学院想同大陆建立关系，就应改弦更张。我不能接受两面旗帜同时存在的局面。”

菲律宾籍的副院长看我们“刀”来“枪”往，怕最后不好收拾，便出来圆场：“既然杨先生觉得在这里谈话不便，就换一间。隔壁一间蛮好的，现在空着。”

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这有违此行的目的，就同意了。更换谈话房间时，校方没有忘记把小几上的两面小旗子挪了过去。

易地后，双方都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后面的谈话便进行得较顺利。

经过了国内外的持续努力和国际朋友的配合，理工学院的校董会终于通过了台湾改称“中国台湾”和接纳中国大陆校董的决议。根据校董会的决定，诺斯又布告全院师生：除东道国泰国外，以后院内不得悬挂或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旗帜，学生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还有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4月，我与其他两位同事作为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率先抵达印尼。当时，中国的外交人员已有多年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可第三天下午4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议事时，突然有人敲门。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40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比先遣人员迟来两天的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

告知此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向大会秘书长拉赫曼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机旁。0时20分，电话铃响了，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印尼总统）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摘自《湘潮》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