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驻京记者吉米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刚到中国时,中国没有新闻发布机制,采访没有联系人,不知道号码,大多时候外国记者只能看中国官方报纸,后来外交部率先设立发言人,但言辞谨慎。
虽然早在1980年代,其他中央部委也模仿外交部设置了发言人,但真正上场的机会远不如外交部多。在中央各部门中,外交部发言人由于其业务内容广泛而最为外界熟知,也最能当得起“国家喉舌”的名号。遇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非外交问题,外交部比其他部门更适合担起责任。
直到2003年非典肆虐,汲取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骗公众丢官的教训,许多政府部门才相继建立起了发言人制度。
近两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发言人针对国内问题的发言也容易激起风浪。而网络的发达使得批评声浪传播快,且易形成叠加效应。遇到这类变化,就要求发言人临场发挥。临场发挥的基准虽然还是口径稿上的内容,但仍具备相当的风险。那么,“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政府部门又是如何建立起发言人制度的?本期策划将为读者一一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