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从皇帝、阶下囚到共和国公民的人生传奇

溥仪的一生，做过皇帝，做过汉奸傀儡，也做过新政权的阶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终于成了崭新国家里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感慨道：“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

“要放，就先放‘皇帝’”

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长金源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简短的开场白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此时，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这份特赦名单中，是否有自己。

“爱新觉罗·溥仪！”

听到自己的名字，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曾认为，他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其实，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有溥杰而无溥仪。但当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代理所长的金源，从北京领回特赦证书时，却发现溥杰的名字变成了溥仪。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送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成为普通公民

在溥仪接到特赦证书的当天，美联社、法新社，甚至台湾都播发了末代皇帝被特赦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为新中国的信心和气度惊叹时，溥仪已经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

阔别近35年，溥仪急于回到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回想1925年2月23日，他在一帮日本人和遗老遗少的掩护下，偷偷摸摸乘火车逃进天津日租界的情景，简直恍如隔世。如今，他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坐上火车准备回家了。

1959年12月9日清晨6点半，溥仪走下了列车。五妹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俭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到北京后，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两天后，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位于麻状元胡同的厂桥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接待他们的是民警吴静深。吴静深回忆了当年的一幕：“他高个子，穿得很普通，脸挺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得知来人是办户口的，吴静深拿出户口登记簿为他登记，“他一说姓名———爱新觉罗·溥仪，我才知道，敢情这人是小宣统啊！”虽然深感惊讶，但吴静深还是一项一项地为溥仪做了登记。吴静深记得，其中的几项溥仪不太好回答。问到职业，溥仪答，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上无业。“文化程度？”溥仪答：“私塾11年。”当问到婚姻状况时，溥仪叹了口气说：“死的死，离的离。”这该怎么填呢？不得已，吴静深追问道：“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他记得，溥仪小声回答：“离了。”于是，吴静深在婚姻一栏内填上了“离婚”二字。

登记完毕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递给溥仪。溥仪接过户口本，深深地给他鞠了个躬。这位曾经的皇帝，第一次领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证明。

第一份工作

回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一家。总理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对医学感兴趣，想当个大夫。

可周恩来却不赞成。当时也在场的四弟溥任后来回忆，总理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总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对于溥仪的到来，北京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植物园研究员卢思聪记得，当时任总支书的田裕民把溥仪引荐给温室组的同事们时，这位溥先生站得笔管条直，显得十分局促，说起话来也很紧张。

带着溥仪干活的退休职工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做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们熟络后的溥仪，总是给人十分随和乐观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对他共同的评价。

对于溥仪的劳动能力，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有思想准备。不过，大家还是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会。用卢思聪的话说：“知道他不会干活，但没想到他那么不会干。”

溥仪在温室的工作就是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几个大缸都蓄满水，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会干这个，稍微一干点儿别的准出乱子。”老人们回忆。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溥仪来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他家周围转悠，一问才知道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系错了衣服扣子便出门。“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1961年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植物园给他作出的鉴定中写道：

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溥仪在植物园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他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几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患病前。

“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作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还参加过3次选举。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我曾经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对于这个世界，溥仪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在临终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李以助和范汉杰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事……”

溥仪的一生，做过封建皇帝，做过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过阶下囚，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

（摘自《光辉岁月：我们的新中国记忆》，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