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盛产“大人物”的计委大院

机关大院文化，是北京大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随后，各个机关大院也相继建成。这里成了新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独具魅力。在各机关大院中，计委大院很有代表性，从大院陆续走出过多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

大院处处彰显的“贵族”品质

地处京城城西三里河地界的国家计委大院，建于1953年。它的整体布局是学习了苏联街坊式住宅的“合围布局”———一个大的街坊为中心，七个小的“双周边”式街坊错落有致地四面围绕，把整个大院分割出若干个自然的小院落，非常别致且有特色。

大院中所有的三层楼房都是棕红色的木大门，深灰色的青砖墙面，浅灰色的屋顶面瓦，显得庄重和气派。院中两处四层楼房则是中西交汇的建筑，方方正正坐落在西侧两个院角处，俗称“南建委”和“北建委”。

所有的宿舍楼，每个单元里都建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并配备了暖气和上下水设施。四层的宿舍楼除了厨房更宽大外，还加了间浴室。像这样功能如此完善的住宅，比起北京的四合院住房，算是1950年代北京城为数不多的豪华住宅了。

大院中的宿舍楼是按干部的级别分配的：科级、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并还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发。正局级以上的干部家中还可安装一部电话。那个年代电话并不普及，家中若有电话，几乎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如同社会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样，计委大院里的各项生活配套设施也是自成一体，一应俱全。院中有托儿所、幼儿园，还有为学龄儿童设立的计委干部子弟小学，现在这个小学的名字是中古友谊小学。如今这个小学在北京很有名气，已为大院培养了好几代人，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鲁豫等都是出自这个小学。

另外，还有专供机关开会、演出和放电影的计委礼堂（如今的红塔礼堂）。这个礼堂的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城当属最好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和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里演出过。

大院里有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有人开玩笑地说：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人们不用出院，生活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十分便利。

同所有机关、军队大院一样，计委大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蕴。“红色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是计委大院的一大特点。

计委大院住着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革命工作的资深老党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八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击日寇13年的抗联老战士，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中、高级指挥员……这些曾经战功显赫的干部，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革命史诗，每个家庭都有着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动人、曲折，甚至异常的悲壮和传奇……

也许计委大院的机关政要太多，也许大院的住房水准太过高档，这些都使得大院处处彰显出“贵族”品质。不知何时起，外界开始把计委大院称之为“贵族大院”，此名传播甚远。对于这一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计委大院的人并不那么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们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为孩子们在心中，早已将“贵族大院”前面镌刻上了“红色的”3个字。

挎着菜篮子砍价的“邻居”朱镕基

许多人说计委大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此话倒真不假。

几十年中，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更让计委大院自豪和骄傲并引以为荣的是，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这个大院，如江泽民、朱镕基、陈慕华、宋平。

在这些“大人物”中，数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大院人所熟悉和了解。

朱镕基清华毕业后，先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成为了当时最具有潜力和前途的年轻干部，并举家搬进了计委大院。在这个大院中，他生活了23个春秋。朱镕基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夫人劳拉贤惠、朴实善良，为人从不张扬，并且精通四国语言。他们的一儿一女，小时候都在“中古友谊小学”就读，他们长大后都很争气，事业都很有成就。

在计委大院生活期间，朱镕基一家十分低调。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身材高大的朱镕基夹着大黑皮包匆匆步行去办公大楼上班。晚上，经常能碰到他和夫人劳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中古友谊小学开家长会时，可以见到他以家长身份在那里侃侃而谈；在食堂打饭，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队打饭的同事们打个哈哈、说个笑话。有时还可见到他挎着个篮子去买菜，甚至和卖菜的人在那里砍砍价。在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大大方方地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在大院里，无处不留着这位两道浓眉不怒而威的前总理的深深印记。

2012年，当年生活在计委大院的孩子们举办联谊会，寻找童年美好的记忆。会上用幻灯放出一张朱镕基年轻时期和机关同事们一起在颐和园留影的巨幅照片，片头题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共和国总理从这里走来。细看，照片里别的大人和几个孩子都在看着镜头，只有朱镕基一人抬着头，深沉地凝望着别的地方。这时，联谊会的主持人故意停顿一下，然后一指照片煞有介事地调侃道：“大家看，我们总理那时候就盯着中南海呐！”

也许只有这个大院的孩子们才敢这样没大没小地“造次”，因为他们没有把朱镕基当外人，他们对他是那么地熟悉和敬爱。在孩子们眼里，这位共和国的总理是他们父母曾经的同事或好朋友；是他们天天都能见到的左邻右舍；是他们整天都喊着叔叔、伯伯的十分亲近的人。

朱镕基已从大院搬走了许多年，听说他身居高位后，还来过大院好几次，看望朋友和邻居。看来，这位总理的“大院情结”竟也是如此地如影随形。

大院里的经济学家们

计委大院不仅“盛产”高官，全国顶尖级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马洪、吴敬琏也都出自这个大院。

孙冶方1925年曾与王明、杨尚昆、蒋经国等人在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以后则长期从事马克思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领导工作。1950年代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科院研究所所长。

晚年孙冶方生活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在楼门前打太极拳，一招一式娴熟且认真。他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朋友也很多，听说朱德、周恩来、陈毅都和他交情很深。每逢节假日，他家的来人络绎不绝，从停在楼门前的“吉姆”、“大红旗”和“吉斯”牌的轿车，就知道来宾的地位。

“文革”时，孙冶方锒铛入狱7年。在狱中，他十分坚强。没有纸和笔，他就用心中打腹稿的方式，用时7年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先后打腹稿竟有85遍之多。这种在监狱里用“心”和“意志”著书，大概除了他以外，真的是“空前绝后”了。

经济学家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而孙冶方是站在地狱门口，也绝不保持沉默的硬骨头经济学家。他刚出狱，便郑重声明：“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1983年，75岁的孙冶方在北京去世，他的骨灰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被撒入了故乡太湖。

大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叫马洪，山西人。抗战前，马洪是“牺盟会”的。马洪于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由此与高岗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以后调国家计委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与高岗共事多年，受到了高岗的赏识和重用。正因如此，在“高饶事件”后，马洪被凭空指责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长期受到被降职等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后，马洪担任过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他身兼高官，又是学术界权威，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有很好的口碑。

计委大院的人都说，马洪更为重大的贡献莫过于“慧眼巨睛识英雄”了，那英雄指的就是后来的朱镕基。在东北，朱镕基就是马洪的部下。说马洪是朱镕基的“恩师”、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一点也不过分。在马洪第二次复出后，很快把朱镕基调到了经济研究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07年，这位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

（摘自《看历史》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