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讲述朱德突染疾病早逝真相

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老人（朱德）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老人家一下子就感冒了，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又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

朱敏在纳粹集中营里不堪回首的记忆

1940年底，朱敏（朱德女儿）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次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朱敏成了纳粹旗下的一名小囚徒。两年后，她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伤痕。

这段经历对她来说是很痛心的，她不愿意讲，当我们一点一点问到她时，她才开始说。

因为营养不行，本身身体就弱，那种恶劣的条件引发了朱敏的哮喘。另外，她的甲状腺也发炎了，当时肿大得很厉害，还化脓。德国人那时候根本不会给她们看病，哪有什么医生管她？后来，她已经疼得不得了，又因为发烧昏死过去，一些难友把她抬到狱医那里，那狱医连麻药都没用，就给她开了一刀。幸好她的命也比较大，总之活下来了，伤口慢慢地愈合了，到现在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块疤瘌。

她现在身体不好跟那时候有直接关系，她在集中营里受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我（即本文口述者刘铮，朱敏之夫）记得后来看到她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在出国之前的照片，她的腿还是比较长的。到苏联以后，她的腿就一直没有再长长了。1942年夏，她已经16岁，却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1945年底离开集中营的时候，她的身高竟然一厘米也没有长，本来她个子应该挺高的。

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朱敏勇敢、机智、冷静地越过了一个个险情，顽强坚定着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1945年，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被囚禁了4年之久的朱敏，终于脱离绝境。

和朱敏相爱很满足

1952年，我与朱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相识相爱了。很多人都曾劝阻这桩门第悬殊的婚事，并请示老人家（即朱德）。老人家和天下的父亲一样，既高兴又怀着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康克清妈妈访苏之际，让她去问情况。

我跟朱敏在苏联相识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外交工作人员。因为在我们建国之前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已经在那里学习了，过去主要是烈士或者是部队领导的子女，因为战争的原因无法照顾，当时有一点机会的话，就会送到苏联去学习，也包括朱敏。

我们在使馆工作的时候，他们礼拜六到使馆来参加使馆的活动，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见面。我跟朱敏认识，也是在使馆参加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参加招待会，有时是纪念活动，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也请他们来，有的时候礼拜六组织舞会。跳舞的时候我和她顺便聊一聊，谈一谈她的学习情况，谈一谈我们的生活情况。以前他们没地方去，没有自己的使馆，我们的使馆成立后，他们每个礼拜六一般都到使馆来。

当时我并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干部子女。一段时间后，我逐渐知道朱敏是谁了。

在接触过程中，我感觉朱敏比较朴实，非常朴素，而且她没有给我任何一点高干子弟的感觉。当然我后来也知道她是总司令的女儿，但是我没有感觉她跟普通学生有什么差别，她自己本身就没有那种“我是高干子女”的表现，很容易接近，很容易交谈，我们相处也非常和谐。当然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但她愿意跟我谈。

虽然我们差距太大，她是国家领导人的女儿，而我是一个普通的外事工作人员，但我们没有这个担心。她很执著，我也对她一心一意，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是参加革命的人。当时那种过多的想法没有，好像谈不上担心，或者想将来是不是在她身上能够得到好处，当时确实在这方面想得很少，只是感觉是自由恋爱了，很平等。在我的一生里，能够跟这样的爱人结识，我感觉很满足。

第一次跟朱老总见面

第一次见朱老总是我从苏联回国以后。当时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老人家不是那么严肃，他笑眯眯的，我也不觉得紧张。老人家高兴地说，你过来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讲得很简单，一个是听从组织安排，那时候都是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安排；再一个就是把家里头安排好。他问，你们住在哪儿？以后你们家安在哪儿？当时我一下愣了，按理来讲，朱敏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突然这么问我一句，我就发愣了，也只能说听组织安排了，怎么安排怎么做。他说，噢，对，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吧，你们还没安排好呢，刚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另外还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你们两个都一样，不要以为住在这儿就比别人高一等；工作，别人怎么做，你们也怎么做。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老人家是很和蔼可亲的。

我们在朱老总家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后来，朱敏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但困难也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老人家本来活100多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老人家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老人家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我曾给老人家的主管秘书建议过，说老人家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怠慢客人。

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老人家一下子就感冒了，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又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头老是一个疙瘩，老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很痛苦。如果不是去那么早，根据老人家的身体，活100多岁没问题。

简朴家风留后人

老人家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不到两万元存款。他早就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老人家去世后，遵照遗嘱，家人又补上一点钱凑成两万，替他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老人家生前多次对子女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老人家一直告诫我们一定要跟普通人一样。孩子们小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坐车，他都跟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坐个三轮就不错了，你们不要想别的，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的学生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有的孩子在老人家身边住着，他清晨很早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块挖野菜去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藤椅，从延安时期一直带着，都比较破了，有的地方都散了，他用布包一包，还是坐那个藤椅，在办公室他也用。

我们认为老人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按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为群众服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而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你在你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做不好，别的想法根本不行，根本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摘自《真情见证：开国领袖的亲情家事》，郭战平、赵曦著）